韵银217
明朝实行两京制，南京作为陪读，拥有与北京同样的机构设置。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后，南京的官僚机构迅速运转起来。但是崇祯死时，太子及诸王均没有逃出来，造成权力真空。所以，南明弘光小朝廷迅速垮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党争不休
在皇位的继承上面，东林党和阉党各自心怀鬼胎。东林党曾经阻止万历皇帝传位福王朱常洵，因此强烈反对小福王朱由崧继位。
而朱由崧在阉党首领马士英和江北四镇的支持下，入主南京，称弘光皇帝。马士英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大权后，马上清洗朝中东林党势力。
作为报复，南明小朝廷覆灭后，东林党在首领钱谦益的带领下，集体投降满清。反倒是被称为奸臣的阉党马士英慷慨就义。由此可以看出，党争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南明弘光政权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只为互相倾轧。
2、方镇专权
明朝灭亡后，精锐军队比如关宁铁骑、戚家军等均已不复存在。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建立大顺、大西，南明只能扼守江南一带，拱卫南京。
江北四镇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以及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具有拥戴之功，逐渐拥兵自重，呈尾大不掉之势。
高杰倒是想报效朝廷，结果还没出征，高杰就被叛徒杀害。左良玉马上扯起清君侧的旗号，进军南京，自己先打了起来。
满清一看乐了，马上进攻南明。左良玉还没到南京就途中病逝了，军队在其儿子左梦庚带领下投降清军。有了榜样的力量，刘良佐、刘泽清先后投靠满清。黄得功倒是想决一死战，结果也是被部下叛徒暗算。
南明80万大军就这样土崩瓦解，防线被清军不费吹灰之力突破，之后制作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残忍事件。
因此，南京弘光小朝廷的灭亡，在于党争不休，政治腐败。对军事力量掌控非常弱，朝廷旨意不出南京。方镇将领争权夺利，极大消耗自身力量，结果自取灭亡。
知乎子不语
少看南明史，能多活好几年。因为南明的内斗是一绝的，不管局势有多么危急、事业如何难做，南明的内斗愣是没停过。读这段历史，能把人气的吐血。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明朝在北方的统治基本瓦解。
之后，趁着李自成与吴三桂产生矛盾，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八旗兵和吴三桂的军队与李自成军在北方缠斗时，南逃的部分明朝宗室以及部分文武大臣拥立二代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凑出了一个小朝廷。这个小朝廷就是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
按理说，朝廷有了，皇帝也有了，拥护明朝的部队也有几十万之多。南京小朝廷此时应该趁北方空虚，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了吧？
即便说，不北伐中原，啥也不干，就平平稳稳的巩固统治基础，休养生息，那也行啊。
然而，朝廷有了，皇帝有了，明朝大臣的传统技能——内斗。
又莫名其妙的开始了。
斗啥呢？
第一，东林党和弘光帝互看对方不爽，因为当年东林党死活不让弘光帝的爹，也就是老福王朱常洵继承大统。弘光帝很反感东林党人，东林党人也怕他携私仇泄愤。所以朝廷内部斗得是一地鸡毛。掐得最狠时，有人甚至以朱由崧不配继位为由，让他主动退位。
第二，马士英等人拥立朱由崧，所以东林党跟马士英一派也掐的你死我活。
第三，李自成被清军赶到湖北，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打不过，就以清君侧的名义，顺长江攻打南京。弘光朝廷那帮人当然不允许他来摘桃子了，就调集镇守江北的几十万大军去迎战。结果左良玉走到九江时，突然莫名其妙死了。他儿子左梦庚在铜陵被南明军黄得功部击败，不得不退回九江。之后清军多铎部杀到九江，左梦庚进退不得，便带着二十万大军直接向清军投降。
当时，清军渡过淮河，已杀至扬州城下。左梦庚在九江投降，再加之原本驻守江北的明军西调，朝廷内又内斗不止。所以时局是显而易见的——南京不仅是空城一座，而且还腹背受敌。
最后，南京陷落，群臣出降，弘光帝逃出南京城，没跑远，又被逮到。建立才一年的弘光小朝廷就这么没了。
弘光政权玩完后，逃出南京的部分明朝宗室和部分大臣迅速分裂，一部分人在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继位，是为隆武政权；另一部分人在浙江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
这两个小朝廷，互看对方不爽，为了争夺正统地位，形同水火，拧不成一股绳。所以清军继续南下后，两个小朝廷都被打残。鲁王朱以海逃到海上，隆武帝则被福建最大的海盗头子郑芝龙绑了送给清朝，沦为阶下囚。
隆武朝完蛋，鲁王被打残后，剩余的南明宗室和大臣继续逃亡至广东，拥立二代桂王朱由榔于广东肇庆继位，组建朝廷。这是南明的第三个小朝廷——永历政权。
按理说，都惨成这幅模样了。南明那帮人应该消停了吧？认真对付清军了吧？
然而，还是没有。
首先，他们仍然固执的认为农民军是自己的大患，拒绝合作，仍然不重视清朝的威胁。
其二，就在永历帝继位不久后，另一帮南明大臣在广州拥立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监国。
广州到肇庆，也就一百公里的路程。两个小朝廷都说自己是正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不用说太多了：当两个小朝廷火并，打得不亦乐乎时，清军前来清场。永历小朝廷被清军打得西遁广西，绍武小政权直接灭亡。
形势发展到这里，南明的兵力基本上是十不存二了。此时，清军已消灭了在湖广地区及四川北部地区的各路抵抗势力，巩固了中原的大部分地区。仅存还有余力（指有与清军进行野战实力的部队）抵抗清军的只有张献忠和李自成余部，即孙可望、李定国、郝摇旗等部，以及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部。
所以永历小朝廷在认清形势后，终于承认了孙可望、李定国等农民义军领袖是可以合作的盟友，表示愿意与其合作。
但是，当永历小朝廷和农民军合作，并取得了一些战果，比如收复湖南、广东后，内讧这一传统艺能又开始了。
首先在湖南战场，南明督师何腾蛟看投降过来的陈友龙不爽，就在陈率军攻长沙时，急令部下郝永忠猛攻陈有龙的背后，导致陈有龙溃不成军。第一次攻击长沙失败。
之后忠贞营李过、高一功部二次攻长沙，长沙眼看要被攻破，又是何腾蛟，当机立断下令撤军，长沙又没攻下来。
搞死了所有政敌，何腾蛟亲自出马，但在湘潭被清军主力包围，被俘后不吃饭，最后绝食七天而亡。他倒是成了宁死不屈的爱国英雄，可湖南的抗清大业也是毁在了他手上。
第二，李成栋率部叛清归明，令广东全省反正后，永历小朝廷瞬间分裂为两派：一派以马吉翔、庞天寿等为首，号称“吴党”；另一派以瞿式耜、丁时魁等为首，号称“楚党”。
这两派人在朝内斗的那叫一个厉害。
吴党主张与残存的大顺军、大西军联合，共同抗清，但楚党不同意，坚持认为这些人全都是流寇，是逼死崇祯帝的“国仇”，咱们不能与之合作。
而且在这两大派中，还各有小派系。比如当时的吴党中，有一个人叫陈邦傅，他虽然也同意联合农民军，但他联合的初衷是觉得李成栋太厉害了，南明官军打不过，需要联合农民军制衡李成栋。如果没有李成栋，他也就不在乎是否还联合农民军了。
想想看，南明拢共也没几个人，就这些仨瓜俩枣的，还分成了若干派，内斗之厉害，简直是令人发指。
第三，准备联合南明抗清的孙可望向向永历朝廷请求封他为秦王。这个请封很合理，因为孙可望之前已经自封为王，如果永历朝廷不封他为王，他不好带队伍。而且想让牛耕田，就得先喂饱，不给点实惠，人家凭什么给你卖命。
然而，永历朝廷经过讨论后，认为明朝没有封异姓王的先例，就拒绝了，只同意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兵部尚书堵胤锡（吴党）觉得这杀价也未免杀得太狠了，就力劝永历帝还是封孙可望为平辽王，以结其心。可是，礼科给事中金堡（楚党）抨击堵胤锡，说孙可望是贼啊！你这么偏袒农民起义军，你是不是跟他有勾结？
堵胤锡被骂蒙了，就不再一言。而孙可望没有得到想要的封王，也懒得给南明卖命。
明朝过去的党争，只局限于朝堂内，而且很多党争是皇帝故意挑起的。为的是让群臣相互内斗，没时间跟皇帝掐架。
南明倒好，皇帝成了摆设，大臣都以军阀为后台，党争烈度比以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清朝和南明，实力本来就有碾压优势，南明内部还相互掐。就南明朝廷这副德行，打不过清军，再正常不过了。和清军打了这么几年，没被打死才是奇迹。
公元1650年，各路明军皆遭惨败，什么吴党楚党，都把自己玩死了。这个时候，唯一还能协助永历帝的，只有孙可望、李定国等远农民军势力。于是，永历帝就成了孙可望事实上的傀儡。
李定国当时领兵在外，两蹶名王，接连收复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窝在老巢的孙可望听说后，心里很嫉妒，就屡次设计杀他。结果一来二去的，两人最后闹掰。
公元1657年，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孙可望的前锋大将白文选不愿内战，弃军投奔李定国，孙可望惨遭大败，仅率50余骑逃走。
之后，无处可去的孙可望投降清军，成为一个光荣而且高效的带路党，将西南底细全部告诉清军。得知南明底细后，清军遂下定决心，全力攻打云贵。在清军出征前，孙可望连写多封招降信，为清朝立下大功。
李定国在清军攻陷昆明后，曾经部署了自己人生最后一局：磨盘山伏击战。
拟一举歼灭吴三桂主力。
吴三桂果然上当，但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三桂得到消息，下令急退，李定国下令追击，此役，是云贵会战以来，南明与清军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有三分之二的明军战士战死，清军虽然提前撤军了，却也是死伤无数，连退三十里。
此战之后，南明大势已去，永历帝带着残余势力逃亡缅甸。李定国虽然有杀贼之心，但也无力回天了。
所以说，想多活几十年的作者，一般都不愿意写南明（还有靖康、晚清），想多活几年的读者，也尽量少看这段历史。看多了，爆肝折寿气吐血，那就太不值当了。
Mer86
清军入关后，大明旧土总体上存在三种势力，一是占据北京并确立统治的清朝，二是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势力，三是明朝遗老拥戴明宗室组建的南明政权。这三种势力中，惟独清朝达成了统一的、上下贯通的、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且战略目标明确，始终一贯，保证了全局指挥权的贯彻性，政令的执行与配合尚且良好。而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虽同属反清阵营，但他们缺少凝聚力，战略目标不清晰，更无明确的计划与实施步骤。因先天的阶级矛盾与后继的灭国之恨，南明政权也很难与农民军形成真心实意的统一战线，抗清力量的松散性，是其迅速垮台的根本原因。
清朝入关后的策略
清廷入主北京后，最为重要的是稳定官民的情绪，因为清军以往的风格是劫掠和迁移人口至关外。多尔衮的做法是将顺治接入北京，祭拜天地，正式定都，这代表清朝成为中土的稳定政权。
石河之战是吴三桂迎清军入关的模板，这标志着地主阶级与满清是能够达成合作的。多尔衮及时的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宣誓着清廷是愿意接纳明朝旧臣的，这就迎合了地主阶级的现实需求。
明亡之初，士绅就开始分化，在李自成的野蛮掠夺下，北方一部分士绅急于投靠强有力的政权，清廷定都、吴三桂获封，带来了明朝地主官僚投诚的蝴蝶效应。如山海关总兵高第、孔希贵、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御史卫周胤等等，还有通过降清官僚的举荐或自荐，成为清廷主政之初的官僚基础，如明大学士谢枡、冯铨、翰林院侍讲孙之獬等。
在阶级矛盾上，清初并没有激烈的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政策，反而提出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将民间矛盾焦点引导至农民军身上。加之李自成在入京之后，由于军纪不严，部下多有倾占百姓财产的举动，所以人民很容易接受清朝的争取。
清朝入关之后较为平缓的接手了北方，且不像李自成一样，与明朝的官僚体系水火不容。反而是利用明末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争取了大部分地主官僚、普通群众的支持，顺利的继承了明朝的行政架构，迅速进入国家机器的运转。由于明朝投降官员对农民军叛降不定的特点非常了解，也就指明了只剿不抚的方向，帮助清廷筛选出北方的农民军据点，各个击破后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是一个运转有效的权威政权，能够上下一贯的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并付诸实践。
（多尔衮）明清交替初期的形势与矛盾点
北方士绅分化以后，与投降派对立的士绅集团忠于民族立场，转向抗清或做遗民，或留居北方，或弃家南下，如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法、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南下士绅与南方本土士绅核心利益虽有差别，但内心驱动一致，他们不甘江山失于农民军，更不甘异族渔翁得利，于是由士绅集团产生的政治代表聚首南京，推举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统治，产生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拥兵数十万。此时进入了短暂的分裂时期，一时间四大政权并立，除了清朝和弘光政权，另外两个分别是退守陕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建立在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
“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明史》
这几个政权之间，清朝实力略占上风，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其他三个政权。而李自成与张献忠虽然是明末统一战线的义军，但长期不睦并非秘密。顺治元年七月，李自成派马科去四川“招安保宁一路”，力图在四川建立根基的张献忠与之爆发大规模冲突，这说明当时农民军并不能形成合力，反而是有利益冲突的。
这种冲突是正面的，而且是发生在两个较大的势力之间。如果放眼全国，各地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也是各自为战，不仅没有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团体，还会借着李自成、张献忠的旗号进行扩编、勒索、敲诈地方百姓。如满家洞起义军就是挂着大顺旗号“招摇撞骗”。
（朱聿剧照）
而南明政权标榜为正统，也算是明朝的流亡政府，所以与农民军“不共戴天”，所以南明政权一方面警惕着清军南下，一方面集中精力打击农民军势力，可以说战略重点仍然倾向于“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时期最困难的就是各个农民军势力，他们饱受清廷与南明双重打击，皆自顾不暇。
清朝正是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矛盾焦点，制定了先农民军，后南明的战略计划。顺治元年十月开始，英亲王阿济格率3万军经山西入陕、豫亲王多铎率2万军由河南趋陕，两路清军剑指西安。
多铎至十二月底渡黄河、破洛阳、定灵宝，进逼潼关，再以红衣大炮破关而入，直逼西安。阿济格到次年元月渡过黄河，沿线攻占绥德、延安等地。
（多铎
）
李自成为避免腹背受敌而主动放弃西安，率残部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并“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于三月攻占明将左良玉镇守的武昌城，企图沿长江东进夺取南京。李自成的路线证明了他是一个善于利用战略地理的军事领袖。也正是农民军处于长江流域的上游区域，弘光政权才会感受到威胁，制订出“联虏平冦”的战略。史可法就是这个策略的绝对支持者，是不是非常嘲讽？
阿济格利用弘光政权的国策，能够在追击李自成的同时，分兵绕道江西九江，切断李自成的去路，这是李自成战败的重要因素。李自成被杀后，大顺军残余在李过、郝摇旗、高夫人等率领下继续抗清，清军则占领了豫、陕、鄂大片地区，黄河流域乃至淮北地区基本被肃清。
多铎在李自成放弃西安后转兵东南，目标指向弘光政权。顺治二年三至四月，多铎部肃清豫东地区，由皖北分兵进攻徐州、亳州，旨在控制两淮咽喉，史可法就是在这个时期死在了扬州。扬州沦陷半个月后，清军一鼓作气渡过长江，攻下南京，于芜湖俘获朱由崧，弘光政权灭亡。
（清军进南京）由此可见，清军攻打李自成时，就已经为战局走向做好了铺垫。从陕西的正东与东北方向进攻大顺政权，留下东南、正南两个缺口，要么将李自成推向四川，要么推向东南。这两个方向上一个是大西政权，一个是弘光政权。虽然武昌的左良玉当时已经不受弘光政权节制，但他是代表了不愿意归降的军事势力。所以清军的策略就是利用了这些势力之间的矛盾，这与山海关前坐山观虎斗，赢得吴三桂开关的模式如出一辙。
南明流亡政权的挣扎与失败
弘光覆灭后，江南半壁已经沦陷，清廷基本稳定了中原及江淮地区，温和的民族政策已达目的，此时诸多汉族官僚为表忠心，纷纷摇首献媚。所以清廷开始强硬的推行民族同化，“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的剃发令也变成了“留头不留发”的强硬政策。虽然激起反抗，但最终在军事镇压下得以平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嘉定三屠”。此后，清廷再以汉族投降官僚兵部尚书洪承畴经略江南，以汉治汉，稳定江南局势。
到了顺治三年，清军的维稳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于是开始向大西政权进军。此时大西政权统治区域内的明朝旧军官仍然进行着游击战，清军趁机攻打四川，张献忠在逃亡的路上被豪格部下乱箭射杀。至此，清朝统一战争算是取得阶段性胜利，但这也改变矛盾焦点，不过这种改变已经难以扭转形式，南明和农民军错过了最佳的联手机会。
在弘光时期，农民军与南明士绅的矛盾不可调和，这是汉族力量分裂与削弱的根本原因，清军正是利用此间矛盾，及时扩大统治区域，并敢于强硬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但当弘光覆灭，李自成、张献忠身死之后，明朝遗老与农民军的矛盾被抛之脑后，他们看清了形式，走到了一起。所以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与大顺军第二代领袖形成了支持与合作；大西军第二代领袖也在云贵地区主动接触永历政权，达成抗清统一战线。
虽然整体形势上形成了貌合神离的统一战线，但这两种集团都没有清除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南明流亡政权从娘胎里带出党争弊端，尤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集团最为严重。由于不同党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你死我活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至相互仇恨的状态，不可能在同一阵营里救国救民，所以他们拥立不同的政权。即便在同一阵营，也不能精诚团结，出现很多投降和投机者。
弘光之后，隆武政权与鲁王监国政权并立，郑芝龙投降直接导致隆武政权覆灭；顺治三年十一月，唐王朱聿建称监国于广州，年号绍武；桂王朱由榔则在肇庆继位，年号永历。绍武政权建立之初就未将抗清作为第一要务，反而与永历政权相互攻伐，二者互争帝统，最终清军骗开广州城门，朱聿自缢殉国，邵武政权存在四十一天便被覆灭。永历帝见状逃往广西，欲与农民军合作，但地缘隔绝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有效的指挥，何况永历皇帝也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士绅利益的代言人。
农民军方面，大顺军分作两部，郝摇旗、刘体纯一部，李过、高一功一部，他们先后进入湖南，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合抗清，取得一定成果，配合南明政权掀起了一次返清高潮。可当明军将领与农民军将领打扫战场时，谁也看不起谁，分脏不均后演化为军事冲突。清军趁机反攻，收回湖广，导致大顺军残部溃逃离散。
大顺残部败走之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的带领下再次联合永历政权。反清势力重整旗鼓再入湖广，川南地区也重归大西军。在取得胜利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爆发再次葬送抗清成果，二者爆发大规模军事攻伐，李定国本部人马阵前倒戈，被孙可望打败，而孙可望获胜之后立即叛变降清，以至贵州、广西皆落于清军之手，永历帝朱由榔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亡缅甸，后被降清将领吴三桂连哄带骗抓获，绞死于云南昆明。
综上，南明数个政权缺少足够的凝聚力，在弘光政权错过最佳的反清机会后，后继政权虽然与各地方武装义军、集团形成松散合作，但缺少实际可行的计划与步骤。整个抗清活动，除隆武帝有过五路兴师恢复南京的战略计划，并力图实施，其他则都乌有，中兴的时机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从明亡到夔郧山区起义被扑灭共20年间，南明政权并没有一个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集成一股强大战斗力的领袖。所以各种抗清势力因循苟且，甚至为争权夺利、自残内讧。清朝利用这个致命弱点，有针对性的制订战略，从而完成了征服。
参考资料：《清世祖实录》、《明季南略》、《清史列传》 、《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