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平原已经隐隐可以嗅到蝗灾来临的压抑气息，虽然周边各国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组织下开始进行扑杀，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危险。

等2019年底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沙漠蝗虫已经汹涌澎湃地覆盖了大地，它们不再是每只体重仅2.5克的弱小昆虫，而是一个每平方公里内聚集4000~8000万只，日进食量相当于3.5万人口粮的超级战队。当东非25年来最严重的蝗灾疯狂蔓延时，国人正为病毒忙得焦头烂额，以至于顾不得中华大地上也曾有关于蝗虫刻骨铭心的记忆：

“飞蝗遍野，食稼殆尽”。

“大蝗，绝收，人相食，饿殍载道”。

“死者相枕，盗掘食新死人，至父子相食用，行人路绝……”

身为一个农业大国，古代中国最畏惧的三大自然灾害就是水灾、旱灾和蝗灾。据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邹树文先生统计，自公元前722年至公元1908年的2630年内，共发生严重的蝗灾455次。由此足见蝗虫为灾的状况在我国历史上是非常频繁的。

明朝学者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写道：“凶饥之因有三, 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 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 过于水旱。”严重的蝗灾爆发时，别说植物了，就连牛马的毛发和旗帜布帛都被吃掉，比水旱之灾要严重得多，这真是恐怖的场景过后是更加恐怖的饥荒，蝗虫造成颗粒无收，饿肚子的人没办法，只能相互吃……小小的虫子，却是人间地狱的幕后黑手。

然而， 中华民族还是挺了过来，还是成为了一个农业大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辉煌文明。那么在与农业史几乎相始终的蝗灾史里，古人是怎么做的呢？

一、从唯心到唯物

在生产力有限、对自然的了解匮乏的情况下，人们认为自然灾难的降临是上天对于君王的惩罚，想要免除，就必须忏悔和祭祀，以求神明谅解与怜悯（“凡灾害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董仲舒），因而史书中将蝗灾归罪于政府的横征暴敛或者帝王的连年用兵，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概是觉得朝廷剥削老百姓时凶残的样子和蝗虫一样吧，两汉时期开始，不少人认为蝗灾不能防治也无需防治，只要统治阶级修身养性为上天所见，自然可以化解。

这种德化之说在今人看来自然荒谬至极，可当时大家就是吃这一套，放任蝗虫肆虐，还影响深远。到了唐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灾，宰相

连玄宗也觉得大面积灭蝗太过造孽，多亏姚崇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亲自主导灭蝗，数月内扭转局面，共扑杀蝗虫900万担。

虽然无法完全根除人们对于蝗虫的畏惧心理，但从此之后，仁政灭虫的说辞再也不像以前甚嚣尘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只要掌握了适当的方法，蝗虫是可以被消灭的。

面对蝗灾，从唯心到唯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

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蝗虫

二、灭虫诸法

1.绝蝗根——从源头下手：

徐光启指出“涸泽”是蝗虫虫卵的聚集地，因此只要人们积极把荒地都开垦成农田，在耕作的过程中就可以使虫卵大量暴露出来，从而将其杀死或者深埋，使其不能正常孵。同时还可以变虫为肥料，有利于生产，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无差别打击，人们还形成了精准锁定的经验：“携带锄耙，四出巡视，凡见地上有无数小孔，形如蜂巢，及土微高起处，并上年蝗集之所，其土中皆有遗子，应即掘出，以水煮之，或以火烧之”。也就是主动寻找上一年蝗虫产卵的土堆，予以消灭。到了清代，民间还发明了用自制杀虫剂（百部草浓汁、浓碱水、陈醋混合液）杀死虫卵的方法。

2.灭蝗虫——正面迎战法：

最原始的当然就是直接扑杀，用大网或者布将蝗虫驱赶裹住，然后拍打，虽然效率比较低，但简单易行，适合小面积使用；

挖坑填埋法，在蝗虫将要到达的地方事先挖好大坑，两旁用门板之类的东西围住，然后迅速倒土埋上，但有时候填埋过浅，蝗虫还会钻出来再次为害；

结合蝗虫的趋光性，“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瘗”，用火光诱虫子飞来，一边火烧一边就地掩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饲养大量家禽捕食蝗虫也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在《治蝗全法》、《捕蝗图册》和《捕蝗图说》中都有类似的记载，今天也有不少地方沿用这一办法，在蝗虫即将出土的时候在田地当中养殖鸡鸭，让它们吃掉幼虫，甚至成为品牌……

最有效的灭蝗方法还是得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蝗灾仍又发生，但科技改变命运，这一次我们一方面通过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将蝗虫滋生地改造成良田，一方面用飞机大量撒药消杀，大大提升了治蝗效率，肆虐千年的蝗灾终于在60年代被基本终结。

回顾中华民族与蝗灾的斗争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神明不能帮助人们消灭蝗虫，能依靠的，只有人民的智慧。

閱讀更多 考古軍中馬前卒 的文章

關鍵字: 伴随成长的中国味品牌 清朝 第二十二届中国农加工投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