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強攻，不惜一切代價！日軍蠻攻戰法，根在文化

明治維新後，日本建立起近代化的陸海軍。其作戰思想和理論，早期照搬法國，爾後又師從德國。德國“殲滅戰”思想，也反映到日軍的條令、條例中。

1938年，日軍頒佈了指導師、軍以下部隊作戰和訓練的《作戰要務令》。《作戰要務令》強調：“進攻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圍敵人，並將之殲滅在戰場上。在果敢的正面進攻把敵兵力牽制在正面而使之無暇顧及其他的情況下，用於翼側包圍的兵力越大，其包圍的成果會越明顯。擔任包圍的部隊，必須隱蔽企圖，神速果敢地行動，不給敵人採取對應措施的時機。同時實施兩翼包圍，或實施一翼和背後包圍會取得更大的戰果。所以，只要情況允許，就要果斷大膽地實施包圍。即使在正面進攻中，也要求各級指揮官盡一切手段實施局部包圍。”

不過，條令在執行過程中卻經常走樣。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在小單位作戰時，在正面攻擊未果的情況下，常常出奇兵側擊，從而取得戰術勝利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在戰役指揮層面，日軍的高級指揮官卻幾乎鮮有佈置口袋陣的意識。有時候好不容易有這樣的意識了，卻也是姍姍來遲。等到實施時，最佳戰機已經錯過。原本可以達成的殲滅戰，最終卻變成了擊潰戰。至於大膽的戰役穿插、迂迴、分割、包圍等打殲滅戰最基本的戰術，或者“圍點打援”的戰術，日軍也幾乎從未實施過。

例如，淞滬會戰時，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在10月份獲得了3個師團的增援兵力後，卻依舊將它們投入戰線正面與國軍拼消耗，一直打了3個多月，這才終於想起應該在杭州灣登陸以襲其後，但為時已晚。國軍不僅成功潰退，還在南京組織了一場窩囊的抵抗。

在淞滬會戰結束後，日軍形成了從濟南、南京，南北兩個方面對徐州國軍的夾擊態勢，按說完全可能打一個大型殲滅戰。但是，在北線日軍輕敵冒進，在臺兒莊吃了大虧後，南北兩路日軍急於挽回“皇軍的顏面”，揮師直撲徐州，卻沒有意識到，若想圍殲徐州國軍重兵集團，就必須形成一個頗具縱深的大合圍圈，將河南平原以及平漢線這些國軍的退路全部封死。其結果就是國軍主力又一次成功跳出合圍圈。

為什麼會這樣？筆者以為，這是日本傳統軍事文化影響的必然結果。

日本是個地域狹小的島國，其歷史上的諸多國內戰爭，既規模不大，也缺乏戰場縱深。日本歷史上無數軍事將領，都普遍缺乏大兵團作戰經驗。再之日本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強調的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正面粉碎敵人，而不是投機取巧（顯得有點貪生怕死）。因此，日本的軍事文化傳統，就是強調正面強攻、不惜一切代價的蠻攻。

其實，在日本的國內戰爭史上，也不是沒有人嘗試過合圍。川中島合戰時，武田信玄與上杉謙信的部隊在川中島一帶反覆拉鋸，僵持不下。武田方面想出個天才戰術：派一支人馬迂迴上杉背後進行夾擊，即所謂的“啄木鳥戰術”。結果被上杉謙信來了個各個擊破，直接全軍突擊守在正面的武田本陣，形成了局部以多打少的局面。武田方面損兵折將。按一些記載，武田信玄本人也差點被衝陣的上杉謙信斬殺。從此以後，日本方面就更鮮有人嘗試著打巧仗了。

到了日俄戰爭時期的旅順戰場，日軍的最後勝利，其實是用屍山血海堆出來的。這種“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愚笨戰法，如果放在其他國家，戰場指揮官是要受到指責，甚至被懲處的。但在日本，指揮旅順攻堅戰的乃木希典卻被捧為所謂“軍神”，“白兵突擊”“意志的勝利”也被日本軍界奉為金科玉律了。這種軍事文化下薰陶出的日軍高級將領，自然是戰略戰術膽量極小，作戰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打敵人的時候要麼只敢偷襲，例如珍珠港。要麼就是平推，堆人命。

除了以上這些因素，日軍內部的爭功，日軍將領對於攻城拔寨所帶來的“榮譽”過於看重，也讓他們往往無法打出殲滅戰。在侵華日軍的各支野戰部隊中，都有許多隨軍特派記者。他們用電臺直接向國內報紙報告該部隊戰況。

例如，武漢戰役期間，日軍的計劃是讓第11軍和第2軍分別從江南、江北對武漢實施向心突擊。時任第11軍指揮官的岡村寧次也想到過要迂迴。但當第106師團被中國軍隊打殘後，為了避免第2軍搶佔武漢，岡村寧次乾脆置第9戰區的重兵集團於不顧，放棄圍殲中國軍隊的計劃，直接搶佔武漢，以獲得所謂“無上的榮光”去了。

到了1944年的“一號作戰”的河南戰役期間，日軍原計劃是讓坦克兵團先按兵不動，待湯恩伯部集中主力迎擊日軍猛攻時，再迅速插入湯恩伯集團側後，斷其退路。但是，坦克兵團的部隊長眼見步兵部隊擊潰當面中國軍隊，取得“赫赫戰果”後，為了所謂“榮譽”，竟然置大局於不顧，率部徑直搶佔歷史名城洛陽。結果，坦克兵團的“武功”固然揚名於各大報紙，但切斷湯恩伯部退路的戰機卻永遠失去了。被日軍寄以厚望的河南作戰，又一次打成了擊潰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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