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裡呢？
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沒有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
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真的暗夜。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魯迅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林賢治/文
魯迅死於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
這是一個奇異的生命現象。然而，他並不像別的偉大人物那樣，帶給世間的唯是靜止於歷史的或一階段的炫目的光輝；與其說，他帶來的是“欣慰的紀念”，凱旋門，繽紛的花束，毋寧說是圍城的缺口，斷裂的盾，漫天無花的薔薇。
作為現時代的一份精神遺產，它博大，沉重，燃燒般的富於刺激，使人因深刻而受傷，痛楚，覺醒，甘於帶著流血的腳踵奮力前行。
1881年魯迅出生的年頭，正好臨近帝國的懸崖，是時間的斷裂帶。中國現代化，在民族的屈辱中蹣跚起步，許多陌生的事物，陸續出現在大隊蠕動著的辮子和小腳之間。隨著經濟的萌動，政治改革的一次嘗試——戊戌變法——旋起旋滅，蒙受血光之災。
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橫亙在官員、士子和百姓面前共同的問題。
漢學家費正清用“沿海中國”和“內陸中國”的概念，闡述中國近代的兩大傳統。魯迅的出生地，恰恰落在沿海中國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城鎮：紹興。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輕的；它是越王報仇雪恥的故地，又是新書報最早流佈的地方。在它四周，毗連大小村落，具有明顯的邊緣色彩。
魯迅的大家庭過早敗落，對應於古老中國的命運，很有點同構的意味。
由於祖父下獄事件的牽連，他曾經在鄉下度過一段短暫的“乞食者”生活。祖父被判“斬監候”，由最高統治者於頃刻間的“欽點”決定一個人的生與死，這是荒謬的，但在當時卻又是天經地義的。
權力的這種不測之威，使他自小便為一種無法言說的焦慮、恥辱和仇恨所抓攫。父親的長期臥病和後來的亡故，無疑加劇了他的精神創痛，而作為長男，又不得不從中擔當沉重的責任。
家庭的兩次變故，把他無情地推落到社會底層；從小康而入困頓，終致自我放逐，遠走異鄉，“把靈魂賣給鬼子”。生活的巨大落差，構成了他日後反抗現存秩序的廣闊而深刻的背景。
可以說，魯迅來自傳統中國的黑暗的深部，來自現代的源頭，來自東西方文化衝突的第一波，來自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粗糙的摩擦面。魯迅及其時代的關係，就整個現代化進程來說，帶有某種“原型”性質。
由於改革的緩慢，在一個長時段內，前前後後會產生許多彼此類似甚至雷同的事件；也就是說，在無限張開的現實當中，將仍然不斷遭逢以往的幽靈。這種“同義反復”的東西，是最本質的東西。
魯迅始終抓住這東西，對於這個前現代社會，則抓住其中的死結：“吃人。”所謂“吃人”，即作為個人的從生存到發展的各種權利，全然遭到剝奪；用馬克思對專制社會的概括，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
然而，人們已經習慣於奴隸的非人的處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對於現實，一是不敢正視，二是善於遺忘。魯迅所作的鬥爭，不但在於揭露黑暗的事實，還要暴露各種企圖掩飾黑暗的行為。可怕的是，這其間，除了官方的佈置，還有“同人”的合謀，以及民眾的參與。
魯迅天生敏感，激烈，不能容忍有害的事物。
他極力使司空見慣的東西陌生化，使隱蔽的東西公開化，使穩定均衡的東西極端化和尖銳化，總之，他要使“黑暗的動物”現形，使“鐵屋子”裡的人們無法昏睡和假寐，使大家看見事實的實在性，使真理自明。魯迅的全部努力，幾乎都在於揭示時代的真相。
所以，當我們重溫魯迅的文本時，就會詫異地發現：被揭露出來的一個又一個未曾改變——魯迅傾其一生都在促進其改變——的事實，已然包含了一種貓頭鷹式的洞見，猶如先知的預言。
我們是誰？人還是奴隸？我們是否具備自由的意志和權利？
魯迅的存在，對於活著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折磨。這不僅僅因為他揭露了為人們所不樂於接受的世界的真實，而且還在於他總是以一種與人們相悖的態度和方式對待這真實。無須鬥爭，或者簡直厭惡鬥爭，應當算得上是幸福的吧？
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無視鬥爭的存在，往往出於奴隸的自欺。魯迅終其一生，確實不曾背棄青年時期構築的“人國”烏托邦；但是在現實中，除了確信自己作為奴隸以至奴隸的奴隸的經驗之外，他懷疑一切。
他把幾千年的“東方文明”等同於殭屍，不相信一直為統治者編修的中國歷史，說是“家譜”，不相信正統意識形態控制下的霸權話語。那些故作激烈，“左”得可怕的革命者，也是他所憎惡的。他反對矇昧主義，而對中國的學者又往往抱不信任的態度，大約在他看來，其中多是“假知識階級”，是喜歡給權勢者幫忙或幫閒的。
對於底層階級，雖然一直是精神皈依的對象，卻同樣反對“迎合”，作“大眾的新幫閒”。他承認自己的“多疑”，而且為多疑作過辯護。然而，這絲毫無改於鬥爭的確定不移的目標。準確一點說，魯迅的敵人，都不是迎面而來的，而是來自上層、背後、內部，來自周圍，帶有“圍剿”性質。
所以，魯迅的鬥爭也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鬥爭，而是反叛、反抗、突圍。他反叛社會，反叛所在的階級，反叛集體，直至反叛自己。他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每一個人，既被吃也曾吃人；而他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做“醉蝦”的幫手。
因此，他不斷地使自己從權力和罪惡中分裂出來，脫離出來，成為相對於權力系統的密集網絡的一個活躍的反抗點。
自從為革命的夢境所放逐，魯迅選擇了上海作為鬥爭的最後一道壕塹。從20年代到30年代，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兄弟鬩於牆”，國共兩黨聯合破裂。中央集權制度經過長期鬆弛以後迅速收緊，年輕的民國在一次大清洗中蛻變成為“一黨專政”的“黨國”；隨著民族戰爭的臨近，專制與奴役在國家主權的庇護之下進一步合法化。
作為反抗者，魯迅加盟了反對政府的爭取自由和人權的各種組織，其中包括“左聯”。然而，就在這組織內部，產生了新的權勢集團。魯迅從中意外地遭遇了“奴隸總管”，“自有一夥”的壓迫、孤立和打擊。對此，他曾使用“橫站”一詞，表達後來面臨的複雜而艱難的處境。
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樣，這時，他寫作的唯是不能進“藝術之宮”——自然也不能進“學術殿堂”——的雜文。僅從魯迅最後十年的雜文所取的材料，形式和風格的演變來看，鬥爭的情勢，顯然要比北京、廈門和廣州時期更為嚴峻而急迫。
這是一場絕望的抗戰。那結果，魯迅不但不曾絲毫動搖黨國，反而成了黨部呈請通緝之人；不但沒有奪過“工頭”的鞭子，“元帥”的軍棍，這樣的人物卻照樣掛帥，照樣“以鳴鞭為唯一業績”，他的幾個較親近的青年朋友，都是給“實際解決”了的。
而且，還有不斷糾纏他的文痞、文氓、文探，種子綿綿不絕。魯迅一生傲然獨立，卻是遍體鱗傷，過早地耗盡了體內的全部燃料。鬥爭的無效性，不免使人們又多出另一種折磨，就是——
魯迅的存在，其價值僅僅在於反抗本身嗎？
本文選自《魯迅的最後十年》，林賢治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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