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錯了?夏朝會不會本就不在河南?

Mr這史香


通過考古來驗證

安陽殷墟出土大量的甲骨文,這是商朝晚期的都城(距今3300年),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是現在已經被確定的夏都(距今3800年-3500年),山西境內也發現了大型的陶寺遺址群(距今4300年-3900年),夏朝的建都時間約為公元前2070年,距今也有4000年了。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夏朝最初是從山西起源,後期則是長期穩定在瞭如今的河南境內。

文字是很好的佐證

山西的陶寺遺址目前被認定為堯舜和夏朝早期都城,不僅是年代比夏朝更為久遠,而且在當地還有很多關於大禹、夏朝的傳說,為此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探索發現》在介紹陶寺遺址時的名字就是堯舜之都。最有力的證據莫過於在陶寺遺址發掘過程中出土的一個陶器上,上面用硃砂寫的一個“文”字,與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現在的“文”都幾乎一樣。而商原本就是夏的一個部落,在推翻夏桀的統治後建國,目前的二里頭遺址與史書中記載的夏朝遺址也是一致的。

總之,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夏都確實是在河南,但早期很有可能是在山西境內。另外還有專家說中華文明源於埃及,外國一些專家不承認夏都等等,這些都屬於是無稽之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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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這些事兒


大家好,本人是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博士,長期關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和夏商周三代考古。

首先表明我的觀點:河南的二里頭應該是夏朝晚期的遺址,而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頭應該在西北地區。接下來將從幾個方面進行論證。在這裡強調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僅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據考古發掘成果來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進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華文明“中原起源說”逐漸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華文明起源這個問題,所謂的“中原起源說”曾經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該論點認為位於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們展示黃河上游的西北地區可能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呼籲正視西北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兩篇重量級的學術文章在這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一篇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的《龍山—二里頭: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

兩位學者根據長期的考古發掘結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核心區域完全衰敗了下去,而“燕遼—北方長城沿線—西北—川西北”這一地區則迅速崛起,率先發展為青銅文明,並直接影響了夏商周三代的誕生。

由於這一地區看起來像一彎新月,所以張弛教授將其稱為“半月形地帶”。而李旻教授則將這一區域稱為“高地龍山社會”,因為其包括了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東部。筆者在這裡將這兩個概念綜合一下,稱之為“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二里頭是商朝之前的一個廣域王權國家,根據考古發掘可知其控制範圍以洛陽盆地為核心東到河南中部、西到陝西關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達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輻射範圍則更廣。按照中國傳世典籍的記載,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麼二里頭極可能就是夏。


二里頭(夏)廣域王權國家的範圍


不過夏朝的起止年代約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遺址,那麼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裡呢?

上述兩篇文章指出,經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可以確認二里頭的核心元素幾乎全部來自於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例如冶金和青銅鑄造、以玉器為核心的禮制傳統、以牛羊為主的畜牧經濟和三牲祭祀、文字、獸骨占卜、由青銅樂器與石磬所組成的禮樂祭祀等等,這些文化的雛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出現,隨後進入中原,通過二里頭、鄭州商城、殷墟的傳承,成為中華禮樂文明的核心要素。

陶寺遺址出土扁壺上的朱書“文”字,比殷商甲骨文早五六百年,為其直接祖先


也就是說夏朝的早期遺址和文化源頭就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或者說在西北高原。目前來說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遺址和石茆遺址,這兩個遺址一個位于山西、一個位於陝北。兩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興建於距今4300年左右,活躍期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而這個時間段剛好對應史書上的堯舜禹三代。


陝北的石茆遺址為我國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最大的城市遺址,面積達到了驚人的425萬平方米。整個古城的建設使用了非常先進的城防技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體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大型聚落遺址數量超越當時其他地區同等規模遺址的總和,它們的出現顯示當時巨型政治聯盟已經形成,如果對應古籍的記載那麼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華夏部族聯盟。

目前不少學者認為石茆位於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結合歷代典籍中關於大禹出自西羌的論述,石茆極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則可能是堯的都城。考古發掘的結果顯示最後陶寺被石茆所征服,這又與典籍記載的夏啟用暴力推翻華夏聯盟的禪讓制度,確立家天下的世襲統治相符合。

第二,判斷二里頭文化的來源要看其貴族文化,而非底層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發掘結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時期遺址出土的炊具皆為來自高地龍山社會的陶鬲,而二里頭的炊具則既有中原當地的深腹罐、又有來自西北的花邊罐、還有來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學者認為二里頭文化是當時各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不能說其源頭是西北。筆者認為這一個非常大的邏輯錯誤,因為炊具這類東西屬於底層平民文化,靠這個是無法判斷這個政權是由什麼人建立的。

舉一個例子,如果在沒有文獻記載的情況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金帳汗國,那麼我們會得出該國是由白種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錯誤結論。因為斯拉夫人是金帳汗國統治下普通民眾,他們的人口占絕對多數。但是實際情況是金帳汗國的統治者為黃種的蒙古人,他們征服了東歐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歐洲建立了蒙古金帳汗國。以平民文化是無法正確推導出一個國家統治階層的來源的。

所以在追尋二里頭文化的來源時,我們所要依靠的是對其貴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這類日用器皿。

確定了正確的分析方法後來看二里頭,那麼結果就非常明顯了,二里頭的貴族文化來自高地龍山社會,二里頭政權是由來自西北的青銅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即為祭祀,依靠的是青銅禮器;“戎”即為征戰,依靠的是青銅兵器。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和青銅兵器,正是這種文化的體現。二里頭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銅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區的大規模青銅冶煉開始於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頭早四五百年。

關於二里頭貴族文化來源,筆者想以下面一個實際案例來分析。


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個神秘的拍品: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著幽綠的光澤,傳遞出神秘而悠遠氣韻。齊家文化分佈於西北甘青地區,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的組成部分。

這件文物是臺北宇珍國際藝術有限公司於2008年購自瑞典韋斯特羅斯市。齊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廣河齊家坪首先發現並命名的,所以這件文物很可能是當年安特生髮掘所得。


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的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再來看看這個精美的器物,其製作工藝應該是先用青銅鑄造出圓角收腰狀的牌體,然後在其上鑲嵌大小不一的綠松石片。

很明顯青銅牌上有一個神獸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對圓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紋樣。綠松石片輕薄細緻,打磨光潔,排列緊密。牌飾兩側各有兩個穿孔的對稱環鈕。這是一件集鑄銅、輾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鑲嵌等多種工藝於一身的複雜藝術品,表現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夠製作出如此精美的飾品,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在甘肅天水博物館也收藏著一個類似的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此件文物保存情況不如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綠松石片已經脫落,不過兩者的整體造型幾乎如出一轍。


甘肅天水博物館藏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可以看到這件青銅牌上也有一個嘴向前突出的神獸,而在其上半部同樣有一個像羊角一樣的紋樣。

其實這種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光在西北的齊家文化有發現,它更是中原二里頭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頭遺址從1959年發掘至今,已先後四次出土了青銅牌飾,數量要多於齊家文化,而且其製作工藝也更加精美。


二里頭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


二里頭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在紋樣方面比齊家文化青銅牌更加複雜,而且整體造型設計更加精緻,可以看到製作工藝的明顯進步。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器物的發展過程都是初期比較粗糙,時間越往後越精緻。所以齊家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應該是此類器物發展初期的狀態,而二里頭的青銅牌則是其成熟期的狀態。

從考古文化斷代來看也能說明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的年代要早於二里頭的同類文物。齊家文化的年代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牌應該是對齊家文化相關器物的繼承和發展。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齊家文化出現青銅牌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的結果,是齊家人仿製的二里頭器物。能夠對這種觀點提供支持的依據為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屬於第二期偏晚,時間大概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齊家文化的最晚期為距今3600年,兩者有那麼幾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齊家受到二里頭的影響。

不過今年一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佈2018年石峁遺址考古新發現後基本就可以把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為二里頭同類器物仿製品的論點給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陝北石茆遺址核心區域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牆位置發現了三十餘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紋樣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在石茆遺址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牆發現的石雕


這件石雕作品的中間是神人頭像,其兩側為兩個十分像龍的身體修長的神獸,在石雕左右末端則是半張神面。讓人驚訝的是這神獸的造型居然和嵌綠松石青銅牌上的神獸紋極其相似,幾乎如出一轍。


石茆遺址石雕上的神獸紋(左)、二里頭青銅牌上的神獸紋(中)、齊家文化青銅牌上的神獸紋(右)


石茆遺址的絕對年代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確早於中原的二里頭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獸紋的出土有力證明了二里頭青銅牌是支流,西北的齊家和石茆才是源頭。其實中國的青銅製作技術就是起源於西北地區的,所以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可能來自別的地方。

我們知道在二里頭的一個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綠松石龍形器。日本學者認為這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可能是象徵權力的“龍杖”。而該件龍形器的主人,不是當時的“王”或王室成員,就是負責主持夏王朝圖騰神物祭祀的“御龍氏” 。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


讓人驚訝的是今年公佈的2018年石峁新發現石雕中,有一件上有雙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頭綠松石龍極其相似。由於年代早了幾百年,可以判斷它就是綠松石龍形器的祖形。


在石茆遺址皇城臺的“大臺基”發現的雙蛇浮雕


石茆蛇形浮雕(左)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右)的對比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論述:

二里頭許多核心符號與技術,源自高地龍山社會。例如綠松石鑲嵌銅牌、銅鈴、貨貝、玉牙璋等。埋葬於三號宮殿建築中庭軸線上的早期貴族墓葬所隨葬的貝冑、懸掛銅鈴的綠松石龍形器都顯示出二里頭貴族文化對高地龍山傳統的繼承與創新。二里頭貴族墓葬中反覆出現銅鈴與綠松石鑲嵌獸面銅牌組合……從民族學角度來看,銅鈴、貝冑、鼓、圓銅牌(銅鏡)是北亞薩滿巫師常用的飾物與法器。


北方的薩滿巫師


二里頭貴族墓葬出土的銅鈴和玉鈴舌,為薩滿巫師的法器


二里頭的貴族文化所體現的是北方薩滿文化,這明確給我們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來自何方。

另外還有一個民俗學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與上古三代的聯繫。從二里頭、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來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愛綠松石這種裝飾物,但是在後來的朝代中這個傳統並沒有得到繼承。


二里頭官營作坊區出土的大量綠松石成品


而目前在中國還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樣酷愛綠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酷愛綠松石飾品的藏族


我們還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在二里頭的出土文物中,出現了大量十字形裝飾紋樣。但是這個十字形紋樣在之後的朝代也沒有得到繼承。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方鉞上用綠松石鑲嵌出十幾個十字紋


二里頭嵌綠松石圓銅器的X光照片,上面佈滿十字紋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愛十字紋,無論是建築還是紡織品,我們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紋。


藏族傳統紡織品氆氌上的十字紋和二里頭嵌綠松石圓銅器上的十字紋一模一樣


先秦時期制定的華夏衣冠禮儀中規定皇帝在正式場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國除了漢族,只有藏族同樣擁有十二旒冕冠。


《歷代帝王圖》中的皇帝十二旒冕冠(左)與藏族傳統服飾中的十二旒冕冠(右)


為什麼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這麼多聯繫?很簡單,因為藏族的祖先和華夏集團同樣出自西北地區,有共同的起源,這也是漢語和藏語同屬於漢藏語系的原因。學者推論兩個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離,一支東遷進入中原,一支西遷進入青藏高原,而這差不多就是夏代。這也是為什麼藏語中對漢人這個詞的發音為“夏人”。

其實以上結論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無論是炎黃神話,還是大禹出自西羌的傳說,無論是講述周穆王西遊的《穆天子傳》,還是流傳千年的崑崙神話,都將中華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廣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學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幫助我們正本清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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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文化


夏朝文明無論怎麼挖,都挖不出來,這在目前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夏朝也許真的不存在。

對於夏朝最早的記載,出自《尚書》,這部著作大約公元前五世紀成書,也就是春秋晚期,戰國初期。這個時間點,距離傳說中的“夏朝”,已經過去了一千五百多年,其可信度大大降低。在此基礎上,如果考古學發掘,在公元前21世紀,的確有某個已經進入奴隸制文明的王國的物品——尤其是文字記錄,能夠說明這個王朝的確叫做“夏朝”的話,那麼在史料和考古的相互印證之下,夏朝的存在與否,便不需要質疑。但問題恰恰出現在,考古上並沒有能夠一絲一毫的證據來支撐“夏王朝”的存在。



更令人感到詫異的一點在於,作為歷史記載中直接與夏朝產生衝突並且滅掉夏朝的殷商人,在其甲骨卜辭中絲毫沒有提及這個被他們滅掉的王朝,這就很不正常。甲骨卜辭是做祭祀之用,祭祀對象包括歷代殷商先王和天帝,同時也兼記錄一些君王的偉大功績,比如商王武丁征討鬼方等。然而,成湯滅夏,作為商族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居然沒有一丁點記載,這不得不令人懷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


在斷代考古工程展開後發掘的二里頭文明,被普遍認為是夏朝文明。但是,二里頭文明究竟是早商時期的文明,還是夏朝文明,這一點很難確定。甚至對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劃分,目前來說都比較模糊不清,有人認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屬於夏朝文明,而另有觀點認為前兩期屬於夏文明,後兩期屬於殷商文明。因此,對於二里頭文明的性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要證明夏王朝存在,目前而言,最大的困難就在於,將考古發現和文字記載對比,能夠得到相互印證。這一點目前來說,還是做不到的。

至於傳說中的夏王朝究竟在何地,就記載來看,毫無疑問地都支持河南。所謂伊洛竭而夏亡,這證明夏朝文明建立在古伊洛河流域,而伊洛河,則其主要的流域就在於河南。而根據考古發掘,最具文明形態的古文化遺址,或者說,與殷商文明的程度最為接近的上古文明,也都在河南被髮掘。因此,如果夏王朝存在,那麼其必定是在中原地區,而不可能在其他地區。


實際上,無論夏王朝是否存在,都並不影響中國境內的龍山文化等已經具備文明特徵的既定事實,也就是說,中華文明進入文明時代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算是比較早的了。


庭州行者


首先回答提問者:夏朝不可能不在河南;原因很簡單,我從歷史與考古學來分析一下:

歷史學中的夏

夏朝的概念來源於歷史文獻,而歷史文獻中對夏的描述,就是中原王朝。如,最早有文獻記載的一位夏氏族成員是鯀。《國語·周語》中說鯀作為夏族首領被封在崇(嵩山),故稱“崇伯鯀”。從這本書中,我們得到兩個信息:

一,夏部族存在;

二,夏部族在河南嵩山一帶。

同一本書的描述,為何有人相信夏存在,而不相信夏朝在河南?如此分裂的歷史觀,失去了正確探討的前提;


再如,斟鄩(zhēn xún),是史書夏朝古都。夏禹始建都於陽城,後遷陽翟。陽城在登封,陽翟在禹州,均離洛陽不遠。夏王朝的第三個帝王太康都斟鄩。 根據眾多史料記載,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區: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書紀年》又載:“仲康即帝位,據斟鄩。”

從竹書紀年的記載依然可以看出至少2點:

一,夏朝存在;

二,夏朝君王定都在斟潯(洛陽)

可見,但凡記載夏朝的史書,都脫離不了夏朝的核心區在河南腹地的記載,這都是相輔相成的,你不能先是承認史書中夏朝的記載是對的,又否定史書中對夏朝地域的描述,這是矛盾的歷史觀。你不能因為史書記載了大禹去哪裡治水了等等,就說夏朝都城在哪裡,大禹走遍了九州,豈能說九州皆為禹都?不能如此碰瓷夏朝。



考古學中的夏朝

其次我們從考古學來探討夏朝的核心區域在哪裡(前提是承認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夏朝存在)。通過歷史文獻記載,我們知道,夏朝在商朝之前,五帝時代之後。而在考古學中,商朝的考古學文化對應的分別是:

二里崗文化(商早期);

殷墟文化(商晚期);

而中國近些年通過考古建立起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為:

裴李崗文化

仰韶文化(廟㡳溝類型)

中原龍山文化(王灣三期)

新砦期

二里頭文化

二里崗文化

殷墟文化

從上面的傳承序列可見(注意,以上序列是有明顯傳承關係的),位於商朝之前的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文化,都可能是夏文化,無論是中原龍山文化還是二里頭文化,其核心都在河南,所以探討夏文化,離不開河南。

如上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年表,大家可以去看看傳承關係,以及三星堆還有良渚文化存在的時間是否與夏朝對應。事實上,三星堆文化比夏晚,良渚文化比夏早,且他們的文化沒有建立起傳承序列。


柱下史


你指的是【夏王朝都城】吧,如果說夏朝,那夏朝不止在河南,還在陝西、山西、河北等等。我覺得夏王朝都城就是在河南,並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二里頭遺址,目前,二里頭遺址博物館也已更名為【二里頭夏都博物館】了。不過感覺並不能說就是實證二里頭就是夏都吧,目前反對的人似乎也挺多的。

前幾天看到說,在當今300個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個,姓氏詞典中的漢族姓有約五千個,起源於河南的有2000個。河南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不一般。

而且,商王朝歷經17代,31王,都城有毫(今河南鄭州)——囂(今鄭州滎陽)——相(今河南安陽市)——庇(今河南武陟縣)——奄(今山東曲阜),最後是盤庚遷殷,就是今天的安陽殷墟。

  • 商王朝都城分佈

我已經在圖上標記了都城的大概位置,除了山東的,其它都在圖上了。可以看出,其實每次遷都的範圍都不很大。而且最終也是回到了河南。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看夏王朝的都城分佈的話,可以推測出,夏王朝的都城應該也在河南。

夏王朝也經歷過遷都。夏王朝歷經17代。夏禹建都陽城(今河南登封市),後遷往的都城有陽翟(今河南禹州市內)——斟鄂(今河南偃師)——原(今河南省濟源市)——老丘(今河南省開封)——西河(今河南安陽地區),最後是又回到了斟鄂,也就是偃師。

  • 夏王朝都城分佈

你會發現,夏王朝都城都在河南境內。商王朝遷都的選址雖然中途有遷到河南省外,但是後面終究還是會遷回河南。這很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們最初建立的地方就是在河南的某個地方,我們現代人也一樣,很多人百年之後都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因為那是我們的根。

而且根據後面的朝代,你也會發現,遷都的選址還有一個特點,如果曾經哪裡輝煌過,在經歷劫難或王朝沒落後,無論之前怎麼遷都,這個時候,曾經繁榮過的地方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麼看的話,偃師的二里頭也是有些符合這個邏輯的。

而且就二里頭遺址來看,雖然說它是夏都城還不是板上釘釘的事,但是目前也是最有可能是夏都城的遺址了。我覺得吧,作為普通人,也不用瞎研究,撿專家們現成的研究結果就行了。第一,我們沒有去考古發掘的第一現場,你也沒有參與挖掘。第二,我們接收到的相關材料也是有限的。第三,對於一般人來說,你可能看到了某個觀點,或是某句話覺得,有些反對目前公佈的結果。但是,要知道,你看到的,學者們就未必沒有看到。不過,有質疑也是好的。我覺得題主的這個問題真的提的挺好的。

結語:

最後再說一下吧,拋開二里頭不說,從我們目前受其影響來說,從夏商等王朝遷都的規律來說,我還是覺得夏都城就在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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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聊歷史


夏朝和現在的大多數漢人(蠻夷百越馬來人)沒有什麼關係,夏朝在中亞,就是古代大夏,人種是雅利安人,東亞是夏朝擴張的殖民地,東亞的夏王族被商朝打敗後,就逃到了蒙古高原,成了匈奴人。

去年在蒙古國高勒毛出土的匈奴王大墓,基因y染色體檢測結果是R1a1a1b,父系是雅利安白種人,而匈奴王族是夏后氏後裔,大禹後代,而且商王族和漢朝海昏侯也是這個基因,這說明華夏族是雅利安人,有資料顯示,中國漢人中有雅利安人基因的男人,在北方漢人男性中佔2%,在南方漢人男性中佔0.8%,通常認為的帥哥,大部分都是從這些人中產生的。





隨和高雅


《史記》是中國最早的通史,對於夏朝有篇專著就是《夏本紀》。但是《史記》誕生的時代距離夏朝也少說上千年時間的距離了,儘管太史公是史學世家出身不排除有家學積累,並且太史公寫《史記》前也曾四方遊歷實地探查,但還不是不能說就是完全可信無疑的。

清代的時候史學家就已考證出公認最早的史學文獻《尚書》,其中有談論上古的《虞夏書》包括:《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等也基本都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也是後人記前人之事,難免存疑。夏代的事到春秋都已經說不清楚了,孔子就感嘆過,“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杞”是夏後裔在周代的封國,都已經失去了保留夏朝確切制度記載的證據。

對於“夏墟”的尋找,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當時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旭生把成書較、可信度比較高的上古文獻中關於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動區域的記載進行梳理,因此而找出兩個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遺存的地區。這兩個地區一個是河南中部洛陽平原周圍,還有一個就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帶。以這兩個區域作為線索後來發現的遺址就包括: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以及晉南臨汾盆地汾水下游和澮河流域的襄汾陶寺遺址。

但是現在具體哪個遺址就是夏文化遺存並不能完全確定。或許夏文化也有可能並不是這兩處遺址而別在它處也未可知。例如二里頭遺址,也有可能是商的第一座都城西毫,這個可能性也很大。


沅汰


從目前考古來看,就算有夏朝,都城也不在河南,因為從河南出土的相對應夏時期的遺址裡沒一個是能真正具有城意義的遺址,還不如在湖南出土的城頭山遺址(城頭山城遺址有城牆,城門,護城河,吊橋,排水系統等,這也是中國目前考古發掘出最早的真正具有城意義的城),且河南這些遺址中沒發現大量兵器(一個都城不可能沒士兵護城),還沒比方賈湖還是二里頭到商的所謂都城遺址中唯有安陽的殷虛遺址有大量甲骨文,而賈湖,二里頭的甲骨文出土很少,一個都城是政治,文化,商業等中心,既然發現了甲骨文,但怎可能很少(甲骨文做為占卜用,那所謂文字很可能只是符號或少數幾個字,而做記事用,不現實,況且長江和兩廣一帶在當時甚至更早就已使用了紙,這可在造紙百度中查看。再一點從賈湖開始到商有好幾千年,不至於所謂中原文明如此不進步,一直用甲骨做為記事載體吧),所以說夏都在河南不可信


用戶59407956071


夏王朝文明應該是在四川。

首先,夏王朝的奠基人是大禹,“禹”的意思應該就是“居於王城的加了冕冠的蟲🐛人之王”的意思,與“蜀”的造字意思本來指的是“蟲”基本吻合。

第二,中華文明始祖黃帝的正妻名叫螺祖,擅長養蠶(天生之🐛蟲的意思),次妃名叫嫫母,擅長紡紗,說明黃帝所在部族與蜀國存在聯姻關係,在古代,說明黃帝部族與蜀人部族存在明顯的部落聯盟關係。

第三,大禹的父親叫“鯀”,就是“魚🐠系部族”的含義,而四川本來就是存在“魚🐠人部族”的,李白的《蜀道難》有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現在成都市溫江區仍然存在魚鳧王朝舊址,而中華的龍圖騰是渾身“蟲🐛”形麟片,還有“魚🐠”形尾巴。

第四,所謂鯀治水使用的“息壤”,應該就是地震產生的“飛來峰”現象,後來形成了“堰塞湖”,最後決堤產生了重大的災難,治水的對象應該是四川的岷江,而他被天帝殺戮,應該是因公殉職,這也與魚鳧王朝的首領下落突然失蹤存在對應關係。

第五,大禹治水,實際上與2008年5.12地震之後進行的疏浚工程有類比關係,我們現在採取的治理方案,仍然是以疏浚為主。

第六,大禹出於西羌,與黃帝部族信仰類似,以羊為美,祭祀權威也是用羊,羌人實際上就是古代的“羊人部族”,現在在四川綿陽北川還有大禹出生的各種遺蹟地。

第七,民間有“下里巴人”的說法,但實際上應該是“夏裡巴人”的概念,“夏裡”應該指的是蜀人部族(包含蟲🐛人部族和魚🐠人部族)生活的地方,他們和巴人部族(蛇🐍人部族,其中一支為虎🐯人部族的賨人)一起,構成了華夏民族龍圖騰的主體,“虎🐯眼蛇🐍身蟲🐛鱗魚🐠尾”,出川之後又與炎帝的牛🐮人部族,商人(天命玄鳥)及周人(鳳鳴岐山)的鳥🐤人部族聯合,形成頭部牛角加羊角,爪似鳥人🐤部族的鷹爪,逐步形成“龍圖騰”。


河東來


1,夏朝本就是萬國之國,他當時並不是一個大一統的單一國家形態。很多歷史學家均已默認,只是目前不能有這樣的結論。千萬不要把多元起源硬性強加給一個單一的夏朝,非要把中華各地的文化歸入夏朝一家,這不符合早期歷史現狀。

2,二里頭屬於夏後期和早商,這在考古已認定。差不多同時代4000左右的還有很多,比如石茆遺址,一定還有很多沒發現的城址。因為夏時期的各城邦自己發展自己的,絕不可能像周朝那樣社會管理。是技術達不到。

3,更有可能的是對那一個時代或區域的國家的統稱。比如我們現在就會把西方說成西方,那西方到底指的是哪個國家?我們也把北方民族說成鬼方、匈奴,把西部的說成西戎,而實際上的鬼方並不是統一的,西戎也不統一,甚至匈奴大多數時候也不統一。早期的東夷也不是統一的,但歷史總會將他們統稱。

所以,夏朝最可能的就是相對於當時技術比較發達的東系民族,他們處在相對西方一點,而這個西方的區域範圍也不是很遠,就在黃河中游的兩邊,甘肅陝西山西河南這一代,這是目前為止只有可能的結果。再往西也不太可能。

4,至於西羌人是不是夏朝遺民,有這種可能。一部分去了西南,甚至青海西藏,一部分去了更西北,還有一部分從歐亞大通道去了北方和東北,因為北方草原的路是通暢的,所以這是有可能的。

5,大家一直在使勁尋找誰是夏朝的首都,這本來就不科學,幾百年後誰能知道歐盟的首都在哪裡?即使到了西周,封國還有一千多個,為啥會這麼多?因為無論是武王還是周公,遠一點的地方他們真的管不到。是當時的交通通訊和社會管理技術不允許。更不用說夏朝了。

6,應該說,夏朝不一定會有都城。但是會有多個夏時期的城堡,類似於石茆遺址二里頭遺址那種大規模的城址。但並不會出土什麼能證明誰是最大的老大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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