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错了?夏朝会不会本就不在河南?

Mr这史香


通过考古来验证

安阳殷墟出土大量的甲骨文,这是商朝晚期的都城(距今3300年),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现在已经被确定的夏都(距今3800年-3500年),山西境内也发现了大型的陶寺遗址群(距今4300年-3900年),夏朝的建都时间约为公元前2070年,距今也有4000年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夏朝最初是从山西起源,后期则是长期稳定在了如今的河南境内。

文字是很好的佐证

山西的陶寺遗址目前被认定为尧舜和夏朝早期都城,不仅是年代比夏朝更为久远,而且在当地还有很多关于大禹、夏朝的传说,为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在介绍陶寺遗址时的名字就是尧舜之都。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在陶寺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的一个陶器上,上面用朱砂写的一个“文”字,与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现在的“文”都几乎一样。而商原本就是夏的一个部落,在推翻夏桀的统治后建国,目前的二里头遗址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遗址也是一致的。

总之,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夏都确实是在河南,但早期很有可能是在山西境内。另外还有专家说中华文明源于埃及,外国一些专家不承认夏都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无稽之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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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这些事儿


大家好,本人是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博士,长期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和夏商周三代考古。

首先表明我的观点:河南的二里头应该是夏朝晚期的遗址,而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头应该在西北地区。接下来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在这里强调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仅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说”逐渐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所谓的“中原起源说”曾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论点认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正视西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两篇重量级的学术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一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两位学者根据长期的考古发掘结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核心区域完全衰败了下去,而“燕辽—北方长城沿线—西北—川西北”这一地区则迅速崛起,率先发展为青铜文明,并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诞生。

由于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弯新月,所以张弛教授将其称为“半月形地带”。而李旻教授则将这一区域称为“高地龙山社会”,因为其包括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笔者在这里将这两个概念综合一下,称之为“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二里头是商朝之前的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其控制范围以洛阳盆地为核心东到河南中部、西到陕西关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达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辐射范围则更广。按照中国传世典籍的记载,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么二里头极可能就是夏。


二里头(夏)广域王权国家的范围


不过夏朝的起止年代约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遗址,那么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里呢?

上述两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的核心元素几乎全部来自于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例如冶金和青铜铸造、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以牛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和三牲祭祀、文字、兽骨占卜、由青铜乐器与石磬所组成的礼乐祭祀等等,这些文化的雏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出现,随后进入中原,通过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的传承,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比殷商甲骨文早五六百年,为其直接祖先


也就是说夏朝的早期遗址和文化源头就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或者说在西北高原。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遗址和石茆遗址,这两个遗址一个位于山西、一个位于陕北。两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兴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活跃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而这个时间段刚好对应史书上的尧舜禹三代。


陕北的石茆遗址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大的城市遗址,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25万平方米。整个古城的建设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城防技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显示当时巨型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如果对应古籍的记载那么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华夏部族联盟。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石茆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结合历代典籍中关于大禹出自西羌的论述,石茆极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则可能是尧的都城。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最后陶寺被石茆所征服,这又与典籍记载的夏启用暴力推翻华夏联盟的禅让制度,确立家天下的世袭统治相符合。

第二,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要看其贵族文化,而非底层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时期遗址出土的炊具皆为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陶鬲,而二里头的炊具则既有中原当地的深腹罐、又有来自西北的花边罐、还有来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各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说其源头是西北。笔者认为这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因为炊具这类东西属于底层平民文化,靠这个是无法判断这个政权是由什么人建立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金帐汗国,那么我们会得出该国是由白种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错误结论。因为斯拉夫人是金帐汗国统治下普通民众,他们的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实际情况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为黄种的蒙古人,他们征服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了蒙古金帐汗国。以平民文化是无法正确推导出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来源的。

所以在追寻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时,我们所要依靠的是对其贵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这类日用器皿。

确定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后来看二里头,那么结果就非常明显了,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是由来自西北的青铜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为祭祀,依靠的是青铜礼器;“戎”即为征战,依靠的是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二里头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区的大规模青铜冶炼开始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头早四五百年。

关于二里头贵族文化来源,笔者想以下面一个实际案例来分析。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拍品: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着幽绿的光泽,传递出神秘而悠远气韵。齐家文化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区,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件文物是台北宇珍国际艺术有限公司于2008年购自瑞典韦斯特罗斯市。齐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并命名的,所以这件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安特生发掘所得。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再来看看这个精美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应该是先用青铜铸造出圆角收腰状的牌体,然后在其上镶嵌大小不一的绿松石片。

很明显青铜牌上有一个神兽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对圆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纹样。绿松石片轻薄细致,打磨光洁,排列紧密。牌饰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对称环钮。这是一件集铸铜、辗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品,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饰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甘肃天水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个类似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此件文物保存情况不如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绿松石片已经脱落,不过两者的整体造型几乎如出一辙。


甘肃天水博物馆藏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可以看到这件青铜牌上也有一个嘴向前突出的神兽,而在其上半部同样有一个像羊角一样的纹样。

其实这种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光在西北的齐家文化有发现,它更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从1959年发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铜牌饰,数量要多于齐家文化,而且其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美。


二里头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


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在纹样方面比齐家文化青铜牌更加复杂,而且整体造型设计更加精致,可以看到制作工艺的明显进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器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初期比较粗糙,时间越往后越精致。所以齐家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应该是此类器物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二里头的青铜牌则是其成熟期的状态。

从考古文化断代来看也能说明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的年代要早于二里头的同类文物。齐家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应该是对齐家文化相关器物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出现青铜牌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齐家人仿制的二里头器物。能够对这种观点提供支持的依据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属于第二期偏晚,时间大概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齐家文化的最晚期为距今3600年,两者有那么几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齐家受到二里头的影响。

不过今年一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2018年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后基本就可以把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为二里头同类器物仿制品的论点给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石茆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位置发现了三十余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纹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发现的石雕


这件石雕作品的中间是神人头像,其两侧为两个十分像龙的身体修长的神兽,在石雕左右末端则是半张神面。让人惊讶的是这神兽的造型居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上的神兽纹极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


石茆遗址石雕上的神兽纹(左)、二里头青铜牌上的神兽纹(中)、齐家文化青铜牌上的神兽纹(右)


石茆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确早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兽纹的出土有力证明了二里头青铜牌是支流,西北的齐家和石茆才是源头。其实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就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所以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二里头的一个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绿松石龙形器。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让人惊讶的是今年公布的2018年石峁新发现石雕中,有一件上有双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头绿松石龙极其相似。由于年代早了几百年,可以判断它就是绿松石龙形器的祖形。


在石茆遗址皇城台的“大台基”发现的双蛇浮雕


石茆蛇形浮雕(左)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右)的对比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

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都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反复出现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组合……从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


北方的萨满巫师


二里头贵族墓葬出土的铜铃和玉铃舌,为萨满巫师的法器


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所体现的是北方萨满文化,这明确给我们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来自何方。

另外还有一个民俗学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与上古三代的联系。从二里头、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来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爱绿松石这种装饰物,但是在后来的朝代中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


二里头官营作坊区出土的大量绿松石成品


而目前在中国还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样酷爱绿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酷爱绿松石饰品的藏族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在二里头的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十字形装饰纹样。但是这个十字形纹样在之后的朝代也没有得到继承。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方钺上用绿松石镶嵌出十几个十字纹


二里头嵌绿松石圆铜器的X光照片,上面布满十字纹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爱十字纹,无论是建筑还是纺织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纹。


藏族传统纺织品氆氇上的十字纹和二里头嵌绿松石圆铜器上的十字纹一模一样


先秦时期制定的华夏衣冠礼仪中规定皇帝在正式场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国除了汉族,只有藏族同样拥有十二旒冕冠。


《历代帝王图》中的皇帝十二旒冕冠(左)与藏族传统服饰中的十二旒冕冠(右)


为什么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这么多联系?很简单,因为藏族的祖先和华夏集团同样出自西北地区,有共同的起源,这也是汉语和藏语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原因。学者推论两个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离,一支东迁进入中原,一支西迁进入青藏高原,而这差不多就是夏代。这也是为什么藏语中对汉人这个词的发音为“夏人”。

其实以上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无论是炎黄神话,还是大禹出自西羌的传说,无论是讲述周穆王西游的《穆天子传》,还是流传千年的昆仑神话,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广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帮助我们正本清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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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文化


夏朝文明无论怎么挖,都挖不出来,这在目前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夏朝也许真的不存在。

对于夏朝最早的记载,出自《尚书》,这部著作大约公元前五世纪成书,也就是春秋晚期,战国初期。这个时间点,距离传说中的“夏朝”,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其可信度大大降低。在此基础上,如果考古学发掘,在公元前21世纪,的确有某个已经进入奴隶制文明的王国的物品——尤其是文字记录,能够说明这个王朝的确叫做“夏朝”的话,那么在史料和考古的相互印证之下,夏朝的存在与否,便不需要质疑。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考古上并没有能够一丝一毫的证据来支撑“夏王朝”的存在。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一点在于,作为历史记载中直接与夏朝产生冲突并且灭掉夏朝的殷商人,在其甲骨卜辞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个被他们灭掉的王朝,这就很不正常。甲骨卜辞是做祭祀之用,祭祀对象包括历代殷商先王和天帝,同时也兼记录一些君王的伟大功绩,比如商王武丁征讨鬼方等。然而,成汤灭夏,作为商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居然没有一丁点记载,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


在断代考古工程展开后发掘的二里头文明,被普遍认为是夏朝文明。但是,二里头文明究竟是早商时期的文明,还是夏朝文明,这一点很难确定。甚至对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划分,目前来说都比较模糊不清,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属于夏朝文明,而另有观点认为前两期属于夏文明,后两期属于殷商文明。因此,对于二里头文明的性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要证明夏王朝存在,目前而言,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将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对比,能够得到相互印证。这一点目前来说,还是做不到的。

至于传说中的夏王朝究竟在何地,就记载来看,毫无疑问地都支持河南。所谓伊洛竭而夏亡,这证明夏朝文明建立在古伊洛河流域,而伊洛河,则其主要的流域就在于河南。而根据考古发掘,最具文明形态的古文化遗址,或者说,与殷商文明的程度最为接近的上古文明,也都在河南被发掘。因此,如果夏王朝存在,那么其必定是在中原地区,而不可能在其他地区。


实际上,无论夏王朝是否存在,都并不影响中国境内的龙山文化等已经具备文明特征的既定事实,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了。


庭州行者


首先回答提问者:夏朝不可能不在河南;原因很简单,我从历史与考古学来分析一下:

历史学中的夏

夏朝的概念来源于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中对夏的描述,就是中原王朝。如,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一位夏氏族成员是鲧。《国语·周语》中说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嵩山),故称“崇伯鲧”。从这本书中,我们得到两个信息:

一,夏部族存在;

二,夏部族在河南嵩山一带。

同一本书的描述,为何有人相信夏存在,而不相信夏朝在河南?如此分裂的历史观,失去了正确探讨的前提;


再如,斟鄩(zhēn xún),是史书夏朝古都。夏禹始建都于阳城,后迁阳翟。阳城在登封,阳翟在禹州,均离洛阳不远。夏王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都斟鄩。 根据众多史料记载,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区: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 今本《竹书纪年》又载:“仲康即帝位,据斟鄩。”

从竹书纪年的记载依然可以看出至少2点:

一,夏朝存在;

二,夏朝君王定都在斟潯(洛阳)

可见,但凡记载夏朝的史书,都脱离不了夏朝的核心区在河南腹地的记载,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先是承认史书中夏朝的记载是对的,又否定史书中对夏朝地域的描述,这是矛盾的历史观。你不能因为史书记载了大禹去哪里治水了等等,就说夏朝都城在哪里,大禹走遍了九州,岂能说九州皆为禹都?不能如此碰瓷夏朝。



考古学中的夏朝

其次我们从考古学来探讨夏朝的核心区域在哪里(前提是承认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朝存在)。通过历史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夏朝在商朝之前,五帝时代之后。而在考古学中,商朝的考古学文化对应的分别是:

二里岗文化(商早期);

殷墟文化(商晚期);

而中国近些年通过考古建立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为:

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庙㡳沟类型)

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

新砦期

二里头文化

二里岗文化

殷墟文化

从上面的传承序列可见(注意,以上序列是有明显传承关系的),位于商朝之前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都可能是夏文化,无论是中原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其核心都在河南,所以探讨夏文化,离不开河南。

如上图: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年表,大家可以去看看传承关系,以及三星堆还有良渚文化存在的时间是否与夏朝对应。事实上,三星堆文化比夏晚,良渚文化比夏早,且他们的文化没有建立起传承序列。


柱下史


你指的是【夏王朝都城】吧,如果说夏朝,那夏朝不止在河南,还在陕西、山西、河北等等。我觉得夏王朝都城就是在河南,并且最有可能的就是二里头遗址,目前,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也已更名为【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了。不过感觉并不能说就是实证二里头就是夏都吧,目前反对的人似乎也挺多的。

前几天看到说,在当今300个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个,姓氏词典中的汉族姓有约五千个,起源于河南的有2000个。河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不一般。

而且,商王朝历经17代,31王,都城有毫(今河南郑州)——嚣(今郑州荥阳)——相(今河南安阳市)——庇(今河南武陟县)——奄(今山东曲阜),最后是盘庚迁殷,就是今天的安阳殷墟。

  • 商王朝都城分布

我已经在图上标记了都城的大概位置,除了山东的,其它都在图上了。可以看出,其实每次迁都的范围都不很大。而且最终也是回到了河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看夏王朝的都城分布的话,可以推测出,夏王朝的都城应该也在河南。

夏王朝也经历过迁都。夏王朝历经17代。夏禹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市),后迁往的都城有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内)——斟鄂(今河南偃师)——原(今河南省济源市)——老丘(今河南省开封)——西河(今河南安阳地区),最后是又回到了斟鄂,也就是偃师。

  • 夏王朝都城分布

你会发现,夏王朝都城都在河南境内。商王朝迁都的选址虽然中途有迁到河南省外,但是后面终究还是会迁回河南。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最初建立的地方就是在河南的某个地方,我们现代人也一样,很多人百年之后都想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因为那是我们的根。

而且根据后面的朝代,你也会发现,迁都的选址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曾经哪里辉煌过,在经历劫难或王朝没落后,无论之前怎么迁都,这个时候,曾经繁荣过的地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么看的话,偃师的二里头也是有些符合这个逻辑的。

而且就二里头遗址来看,虽然说它是夏都城还不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目前也是最有可能是夏都城的遗址了。我觉得吧,作为普通人,也不用瞎研究,捡专家们现成的研究结果就行了。第一,我们没有去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你也没有参与挖掘。第二,我们接收到的相关材料也是有限的。第三,对于一般人来说,你可能看到了某个观点,或是某句话觉得,有些反对目前公布的结果。但是,要知道,你看到的,学者们就未必没有看到。不过,有质疑也是好的。我觉得题主的这个问题真的提的挺好的。

结语:

最后再说一下吧,抛开二里头不说,从我们目前受其影响来说,从夏商等王朝迁都的规律来说,我还是觉得夏都城就在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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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考古聊历史


夏朝和现在的大多数汉人(蛮夷百越马来人)没有什么关系,夏朝在中亚,就是古代大夏,人种是雅利安人,东亚是夏朝扩张的殖民地,东亚的夏王族被商朝打败后,就逃到了蒙古高原,成了匈奴人。

去年在蒙古国高勒毛出土的匈奴王大墓,基因y染色体检测结果是R1a1a1b,父系是雅利安白种人,而匈奴王族是夏后氏后裔,大禹后代,而且商王族和汉朝海昏侯也是这个基因,这说明华夏族是雅利安人,有资料显示,中国汉人中有雅利安人基因的男人,在北方汉人男性中占2%,在南方汉人男性中占0.8%,通常认为的帅哥,大部分都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





随和高雅


《史记》是中国最早的通史,对于夏朝有篇专著就是《夏本纪》。但是《史记》诞生的时代距离夏朝也少说上千年时间的距离了,尽管太史公是史学世家出身不排除有家学积累,并且太史公写《史记》前也曾四方游历实地探查,但还不是不能说就是完全可信无疑的。

清代的时候史学家就已考证出公认最早的史学文献《尚书》,其中有谈论上古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等也基本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也是后人记前人之事,难免存疑。夏代的事到春秋都已经说不清楚了,孔子就感叹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杞”是夏后裔在周代的封国,都已经失去了保留夏朝确切制度记载的证据。

对于“夏墟”的寻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把成书较、可信度比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区域的记载进行梳理,因此而找出两个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地区。这两个地区一个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周围,还有一个就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以这两个区域作为线索后来发现的遗址就包括: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晋南临汾盆地汾水下游和浍河流域的襄汾陶寺遗址。

但是现在具体哪个遗址就是夏文化遗存并不能完全确定。或许夏文化也有可能并不是这两处遗址而别在它处也未可知。例如二里头遗址,也有可能是商的第一座都城西毫,这个可能性也很大。


沅汰


从目前考古来看,就算有夏朝,都城也不在河南,因为从河南出土的相对应夏时期的遗址里没一个是能真正具有城意义的遗址,还不如在湖南出土的城头山遗址(城头山城遗址有城墙,城门,护城河,吊桥,排水系统等,这也是中国目前考古发掘出最早的真正具有城意义的城),且河南这些遗址中没发现大量兵器(一个都城不可能没士兵护城),还没比方贾湖还是二里头到商的所谓都城遗址中唯有安阳的殷虚遗址有大量甲骨文,而贾湖,二里头的甲骨文出土很少,一个都城是政治,文化,商业等中心,既然发现了甲骨文,但怎可能很少(甲骨文做为占卜用,那所谓文字很可能只是符号或少数几个字,而做记事用,不现实,况且长江和两广一带在当时甚至更早就已使用了纸,这可在造纸百度中查看。再一点从贾湖开始到商有好几千年,不至于所谓中原文明如此不进步,一直用甲骨做为记事载体吧),所以说夏都在河南不可信


用户59407956071


夏王朝文明应该是在四川。

首先,夏王朝的奠基人是大禹,“禹”的意思应该就是“居于王城的加了冕冠的虫🐛人之王”的意思,与“蜀”的造字意思本来指的是“虫”基本吻合。

第二,中华文明始祖黄帝的正妻名叫螺祖,擅长养蚕(天生之🐛虫的意思),次妃名叫嫫母,擅长纺纱,说明黄帝所在部族与蜀国存在联姻关系,在古代,说明黄帝部族与蜀人部族存在明显的部落联盟关系。

第三,大禹的父亲叫“鲧”,就是“鱼🐠系部族”的含义,而四川本来就是存在“鱼🐠人部族”的,李白的《蜀道难》有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现在成都市温江区仍然存在鱼凫王朝旧址,而中华的龙图腾是浑身“虫🐛”形麟片,还有“鱼🐠”形尾巴。

第四,所谓鲧治水使用的“息壤”,应该就是地震产生的“飞来峰”现象,后来形成了“堰塞湖”,最后决堤产生了重大的灾难,治水的对象应该是四川的岷江,而他被天帝杀戮,应该是因公殉职,这也与鱼凫王朝的首领下落突然失踪存在对应关系。

第五,大禹治水,实际上与2008年5.12地震之后进行的疏浚工程有类比关系,我们现在采取的治理方案,仍然是以疏浚为主。

第六,大禹出于西羌,与黄帝部族信仰类似,以羊为美,祭祀权威也是用羊,羌人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羊人部族”,现在在四川绵阳北川还有大禹出生的各种遗迹地。

第七,民间有“下里巴人”的说法,但实际上应该是“夏里巴人”的概念,“夏里”应该指的是蜀人部族(包含虫🐛人部族和鱼🐠人部族)生活的地方,他们和巴人部族(蛇🐍人部族,其中一支为虎🐯人部族的賨人)一起,构成了华夏民族龙图腾的主体,“虎🐯眼蛇🐍身虫🐛鳞鱼🐠尾”,出川之后又与炎帝的牛🐮人部族,商人(天命玄鸟)及周人(凤鸣岐山)的鸟🐤人部族联合,形成头部牛角加羊角,爪似鸟人🐤部族的鹰爪,逐步形成“龙图腾”。


河东来


1,夏朝本就是万国之国,他当时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单一国家形态。很多历史学家均已默认,只是目前不能有这样的结论。千万不要把多元起源硬性强加给一个单一的夏朝,非要把中华各地的文化归入夏朝一家,这不符合早期历史现状。

2,二里头属于夏后期和早商,这在考古已认定。差不多同时代4000左右的还有很多,比如石茆遗址,一定还有很多没发现的城址。因为夏时期的各城邦自己发展自己的,绝不可能像周朝那样社会管理。是技术达不到。

3,更有可能的是对那一个时代或区域的国家的统称。比如我们现在就会把西方说成西方,那西方到底指的是哪个国家?我们也把北方民族说成鬼方、匈奴,把西部的说成西戎,而实际上的鬼方并不是统一的,西戎也不统一,甚至匈奴大多数时候也不统一。早期的东夷也不是统一的,但历史总会将他们统称。

所以,夏朝最可能的就是相对于当时技术比较发达的东系民族,他们处在相对西方一点,而这个西方的区域范围也不是很远,就在黄河中游的两边,甘肃陕西山西河南这一代,这是目前为止只有可能的结果。再往西也不太可能。

4,至于西羌人是不是夏朝遗民,有这种可能。一部分去了西南,甚至青海西藏,一部分去了更西北,还有一部分从欧亚大通道去了北方和东北,因为北方草原的路是通畅的,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5,大家一直在使劲寻找谁是夏朝的首都,这本来就不科学,几百年后谁能知道欧盟的首都在哪里?即使到了西周,封国还有一千多个,为啥会这么多?因为无论是武王还是周公,远一点的地方他们真的管不到。是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社会管理技术不允许。更不用说夏朝了。

6,应该说,夏朝不一定会有都城。但是会有多个夏时期的城堡,类似于石茆遗址二里头遗址那种大规模的城址。但并不会出土什么能证明谁是最大的老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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