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候澠池很窮，漢景帝前元二年才開始興修城池，遷移萬戶人家聚居城內，才有了個縣城的樣子。由於澠池地處要道，是兵家必爭之地，接連不斷地戰爭和戰亂導致澠池一直未能壯大起來，到了東晉十六國時期，後趙建武五年（公元339年），又不得不將一些牢裡的犯人遷移了過來，“權救時務”。到了明思宗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澠池城又被李自成、張獻忠率兵攻克，一番燒殺擄搶之後，澠池“田野荒蕪，百不墾一；人民被殺被擄，百不存一”。之後的崇禎七年、八年、九年，李自成不斷來犯，可把澠池人民禍害慘了。原來的澠池縣城很大，真的是大澠池。但由於人口太少難以四下兼顧守衛，自打李自成不斷進犯之後，只好忍痛把原有的城池裁去西邊三分之二，在剩下的小城四面築成土城，外東、北二面並西北半面系磚城，高二丈，厚六尺；南一面並西南半面系土城，高一丈八尺，厚七尺。城牆四周建有垛口一千二百個，每垛高五尺。城牆四周還都挖有丈八寬的壕溝，具體數字不詳。我是根據我看到的，七十年代挖開的北城壕大街上的東城壕的寬度估計的數字。城壕裡面放了很多水，在東西壕溝上面還建有石橋各一座。在城牆四角築起角樓，在城門上建起城門樓。除了東西南北四個城門，還有小北門和南邊的通濟門、小水門三個城門。東門曰“賓暘”，西門曰“重關”。東城樓曰“控函”，西城樓曰“鎮崤”。以東城樓最為壯觀，高達三層，至今《洛陽志》裡仍然保存有老照片。自打城牆築起之後，澠池城沒再發生過大的變化，這才成了如今咱們仍能模糊分辨出的老城規模。清朝建國後，“幸蒙諭旨，除荒徵熟”，免去了災年土地賦稅，人口田地才逐年增多。
由於澠池從無鹽商，致使稅賦少了一大頭來源，從來都是一個財政吃緊的窮縣。加上澠池雖系彈丸之地，但“地處交通要道，建有兩驛兩所，東接新安九十里，西連陝州一百四十里。雖崇山峻嶺，道阻且長。”但路過的各級官員很多，導致財政負擔更加沉重。
明朝時，上頭考慮到澠池太窮，養活不起這些驛站館所，馬騾館夫俱系汝州陝州等地派來並負擔所有費用。明·萬曆二十年後，各邑艱於道遠，嫌來來回回不方便，也不知哪位想出一個辦法：不再派人來了。“遂僱覓澠人為之代當，一時亦覺稱便。”要是一直這樣下去，對澠池，對汝州陝州各邑，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但事情有時就是這樣，澠池人幹得順手了，幹得時間長了，汝州陝州等邑的官員們便覺得，這本就是你澠池的驛站館舍，又是你澠池人自己在裡面幹著，便萌生了應該讓你澠池自己負擔費用，我們只是財政上協助幫扶一下而已的想法。逐漸地，澠池再派人去要錢，人家就不好好給了。但驛站館舍又不能關門，澠池縣令只好從當地人民身上盤剝，將稅賦加重，“導致澠民紛紛逃亡，數不勝數”。
到了崇禎年間，幸閣部楊公嗣昌同志發現了這一問題，下令恢復舊制。汝州陝州等邑，你們該出錢還要出錢，不要再讓澠池出錢了。“澠民稍獲更生。”逃跑的人才逐漸返回家園，澠池的人氣才逐漸旺了起來。這和歷史上因為戰亂和饑荒，澠池人幾次流離失所，人口頓減，田地荒蕪，不得不從各處移民過來，後人氣才逐漸旺起來的情形差不多。
但澠池終究是數省通衢，差使往來，絡繹不絕。一遇大差，像正國級的人物路過，所需夫馬太多，接待費飆升，仍感到難以應酬。歷任知縣都是不斷給上級打報告，要求增加經費。你想想，澠池當時的財政收入連一萬兩白銀都不到，而養活看大門的，看監獄的，看倉庫的，抬轎的，扇扇子的，打傘的，警衛的，餵馬的，做飯的，幹秘書的，大堂上立在兩旁手拿水火棍壯膽的等等，甚至包括參加考試的考生也要發給補助。縣誌上記載的負擔對象是這樣的，它包括：“門子、皂隸、監禁卒、轎伕、扇夫、傘夫、馬伕、膳夫、庫子、廩生等等”，別的都不難理解就不解釋了，廩生就是參加考試的考生。加上還有扶貧款、草料錢等各項雜支，每年就需要白銀八千零三十四兩。再加上縣太爺的年俸銀五兩六錢一分，養廉銀一千兩，公費銀一百八十兩，巡檢的養廉銀八十兩，典史的養廉銀八十兩等，全縣每年財政上餘銀僅剩下二百零五兩九錢七分。也就是說，就是縣太爺把它全部都貪汙了，也沒有幾個錢。
有人不免會問，縣太爺每年的工資才五兩多，還是春秋兩季分兩次發給。那相當於多少錢，夠不夠花啊？另一個疑問是，為什麼縣太爺的養廉銀卻高達一千兩，這又是為什麼？
按《澠池縣誌》上記載，康熙四年間，一百畝地需交稅銀一兩六錢，縣太爺的年俸大約相當於三百五十畝地的稅銀。也有人按米價計算，清代的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一百五十元至二百二十元左右，取中間數二百元，每年工資才兩千多元，實在是太少了，連溫飽都難以維持。這也就怪不得明朝會出現像海瑞這樣的清官，每年才能夠吃一次肉。海瑞的清廉形象是有目共睹，窮的只能靠種菜養活自己，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出不起。當時有人寫詩來贊海瑞的窮：“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旁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但如果不是像海瑞這樣清正廉潔和死板，如果能夠隨大流，那麼還會有另外一些“灰色收入”，這一切上頭其實是默認的，並不會追究責任，到了清代仍是這樣。
那就是徵收銀子時所謂的“火耗”或者叫“耗羨”。所謂“耗羨”“火耗”，即指在徵收銀糧時，以彌補損耗為由在正額之外加徵的部分。一般情況下，徵收的銀兩中，每兩加徵四至五錢作為火耗；徵收的糧食中，一石加徵二升到一斗幾升，整個縣總量是一筆可觀的數字。實際上這筆“耗羨”並不歸公，完全入了州官縣官的私囊，成為公開的、照例的好處。有時候各種各樣的額外陋規，甚至超過正常稅收的十幾倍。
還有一種辦法是，那時候田賦可以用錢交納，甚至必須用錢繳納。經手官員就任意把錢價壓低。譬如說，市價二千文合一兩銀子，他可以定為二千四百文合一兩。國家也糊塗，田賦往上繳有一定數量，通常繳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務。如果有水災、旱災，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報五成，農民實際田賦並不少繳。多收的銀糧也都到了州官縣官和他們爪牙的腰包裡了。此外，人們打官司也是縣官索詐的好機會，那時候的縣官還兼著公安局長和法院院長的差使，公檢法司集於一身。既沒有檢察院和人大監督，也缺乏媒體監督。自己一個人說了算。“小小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一句俗語足以說明當時司法腐敗的嚴重。所以在當時做縣官的，如果不太黑心，每年總可以弄個一萬兩銀子。如果善於搜刮，自然更不止此。
接著再說說“養廉銀”。皇帝發現了下面的官員工資太低難以維持生計，而默許他們收取“火耗銀”，但因為沒有統一的標準便難以掌握下面的官員到底貪了多少。有人加了四成，有人加了五成，也有人一成也沒加。非常的不合理。因此自雍正年間起，又規定“火耗”歸公，同時發給“養廉銀”，至乾隆時又有補充調整，實際成為一種附加的俸祿，數額大大高於正俸。像王世英這樣的知縣，當時已經拿到了一千兩，是實際工資的一百七十八倍。那為什麼不直接加到工資裡面一起發放呢？我覺得這就是皇帝的高明之處。因為“養廉銀”是附加的活工資不是死工資，你如果不聽話或者不廉政有人告狀了，那麼就隨時能夠把當年的“養廉銀”取消。
《澠池縣誌》記載，僅僅每年支應過往官員差使，接待招待這一項開支就需要六千七百多兩，雖然這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其他各邑負擔了，但應付大差超出的部分，要是上頭不下撥專項資金，這個縣太爺的差事，也沒法幹。因為大差逐年增多，花費也越來越大。再說了，即使上頭給下撥專項資金，也不是那麼容易到手的，這裡面求人辦事的酸甜苦辣箇中滋味，幹過縣太爺的都知道。
由於澠池是這樣一種情況，因此誰都不願意在澠池這樣的窮鄉僻壤幹縣太爺，既是正縣級也不想幹，哪怕到富庶之地幹個正科級也比在澠池當縣太爺強。因此澠池的縣太爺才會像走馬燈般來回換，僅清代就換了一百零八位，和《水滸》梁山上的好漢人數正好相當。他們能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不遠千里來到澠池為人民服務，並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也真的為澠池人民辦了不少好事實事。
因為那時候，由於路途遙遠條件艱苦，不願赴任的大有人在。現在看來，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在其位，謀其政，眼光放得遠大，幹了不少實實在在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情的。比如城隍廟、儒學、韶山書院的重建重修，比如縣東二里的先農壇，比如城內的八臘祠、月川祠、冰鶴祠、王公祠、鄧公祠、蕭公生祠、節孝祠、關帝廟、火神廟、財神廟，玉皇廟，劉猛將軍廟，比如城內的鄧公書院，比如義昌的馬神廟，比如西城外的雷公廟，比如城東南的奎星樓，比如南村的文公祠、牛公祠，比如洪陽的雙濟橋。這些大都是在財政吃緊的情況下，縣太爺們自掏腰包捐款建造的，或者是自己先帶頭捐款，然後倡導民眾也一起捐款修建的。大概那時候的縣太爺們覺得，名聲比金錢更重要，雁過留聲，人過還是想留名的。並且是想留下好的名聲而不是罵名。
尤其是王世英卸任一百四十多年後，嘉慶十二年（1807年）上任的甘揚聲，在位六年，捐款數量最多，修建的祠廟學校最多，就連橋樑和監獄牢房修建，他也捐出“養廉銀”。最可稱道的是，他還知道愛惜人才，知道好多參加考試的窮秀才們沒錢，因此他連考試的卷子錢和考試用的桌椅板凳錢也自己捐了。由於捐的錢多一下子用不完，他還設立了類似於基金會的組織，將錢交於鹽當（說清朝澠池一直沒有鹽商稅收，如今冒出個“鹽當”，這“鹽當”究竟是幹什麼的，沒有搞清楚。望知情者告知），按月一分二釐生息，三年後結算，各項開支之後的盈餘部分，他還分給各個考生。其錢為了防止有人貪汙私分，歸禮房設專人管理。該考試了，禮房先去鹽當催繳縣署，收上來後，縣試於考前一日交裱糊匠收領（考場與裱糊匠啥關係，為什麼要交給裱糊匠，老貓未找到答案。估計是找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幹這事更加合理吧？）。府院二試於考卷收齊後，三日內按照名單交送與儒學，由監考官按照名單散給。鄉試則固定於“考試當年七月二十日發禮房，經承送省，按名散給”。至於操心受勞的禮房工作人員，也發給辛苦費二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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