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抗公公强奸，儿媳抓伤公公后上吊自杀，儿媳是否构成不孝？能否立贞节牌坊？陆以湉（1802-1865年），清代名医，号敬安，浙江桐乡县人。道光年间中举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以知县分发湖北。著作《冷庐杂识》共八卷，是作者根据自己读书所得及平生见闻随笔漫录而成，故名曰“杂识”，讲述清代及以前文人学者的学行、经历和交游情况，其中记有这样一桩案子。
李封(1723—1796)，字紫绶，别号松园，清代官员，祖居寿光斟灌。三十一岁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分到刑部任职。因他理案论事见识明断，刑部尚书钱维城多次采纳他的建议。他担任湖北巡抚期间，正值湖北歉年，州县土豪趁机牟利，社会混乱不安，他深入访查，将十年前官吏隐匿不报的一伙盗匪绳之以法，按律惩治历任失职的官吏。去世后纪晓岚为其撰墓志铭，最后一句是“人以官富，公以官贫，贫则贫矣，而秋水无尘。”
李松园在刑部任职之时，碰到这样一桩案子。有位儿媳因受到公公的骚扰，为阻止公公强暴，不慎用手抓伤了他的脸。谁料公公积习难改，仍频频骚扰，为彻底摆脱噩梦，儿媳最后竟然上吊自尽。儿媳面对欲行不轨的公公，非但洁身自好，并且上吊自尽，这自然是守贞的表现，当时按律要立碑表彰。
然而，公文报到刑部，官员们的意见发生分歧。有人认为，这位儿媳虽然守节自杀，但是，在公公要实施侵犯时，她抓伤了公公的脸，有不孝之嫌，不应给予旌节。对此，李松园针锋相对，表示反对，他分析说，儿媳抓伤自己的公公，是为阻止公公实施侵犯，这并非她不孝，不能因此表彰。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人命案属于最严重的犯罪，人命案中，又尤以亲属间相犯的居多，亲属间人命案的处罚仍然是以尊卑长幼亲疏关系的远近为原则。我国古代刑罚中最严重最残酷的凌迟、斩绞等，经常适用于卑幼谋犯尊长，卑幼最轻也要处以杖或流刑。当然，也有类似于上述案中儿媳受害在先的特殊情况，如汉景帝之时，有个人叫防年。继母杀了他的父亲，防年为报父仇就杀了继母。按当时律法，司法官吏抓捕防年，并以“杀母大逆”论罪。对于该案，当时身为太子的汉武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继母像母亲一样，但和生母毕竟不同，只不过因为父亲的关系拟制成母亲而已。案中继母杀了父亲，在她下手之时，她和防年就已恩断义绝了，因此应当判防年犯普通杀人罪，而不应按照“大逆”论处（宜与杀人同，不宜以大逆论）。
防年杀继母的动机是为报父仇，体现出一种“孝道”，而在汉代，“孝道”是统治者非常欣赏的，“缇萦救父”的故事就发生在汉文帝在位时期并直接导致了汉代肉刑的废除。因此，按照支配汉代司法思想的“春秋决狱”的精神（《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应对防年从轻处理；然如果从轻的理由不够充分，又会导致“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秩序受到破坏。此案属于典型的“经义断狱”，表现出特有的“自圆其说”。
在下面这个案例中，却呈现另一种矛盾。唐代一寡妇向河南尹（唐东都洛阳所在州河南府的行政长官）李杰告发自己儿子“不孝”（按当时律“不孝”罪最高可刑罚至死）。李杰担心若处死其子，寡妇以后难以生活，寡妇却表示不孝之子死不足惜。李杰对其言行感到奇怪，经一番暗中调查，发现事实真相是寡妇与一道士私通，为防儿子阻挠，因此诬告其“不孝”以置其于死地。李杰最后处死了道士（杖杀道士），但没有处罚寡妇。
该案情形刚好与前例相反，属于家庭亲属内部的尊长谋杀卑幼。身为母亲却要通过诬告的方式谋杀亲子，而且谋杀动机也非常卑劣（为了能和道士私通）。因此在她做出这样的行动时，按照前面那个案子的逻辑，就应该在法律上被视为和其子恩断义绝（母恩绝矣），应当对这个母亲定普通的谋杀罪。然而负责裁判的官员李杰却没有遵循上述逻辑判处其刑罚，原因只能解释为封建礼教对法律的强大影响。换言之，就是当加害者为亲属血缘关系中的尊亲属时，亲属关系反而成为减免其罪过的伦理依据。
此案和前案的处理方式一正一反，刚好说明了汉代以后古代社会发生在亲属之间的刑法处断原则：以卑犯尊，刑罚加重；以尊侵卑，刑罚减免。这也生动地说明，除了打击犯罪，当时的统治者更关心伦理秩序的维持，因为伦理纲常是其维持统治地位的法理基础。当然，司法官员也意识到这种处理虽符纲常，却有悖情理，因此在刑法上将该寡妇和道士视为共同犯罪，寡妇罪责可免，道士作为同犯却责任难逃，最终被乱棍打死，并装在了寡妇买的本用来装儿子尸首的棺材里。
再回到上述公公侵犯儿媳案，我们可以设想一番，儿媳因抗拒抓伤公公，倘若引起公公不满或被外人风闻，闹到官府，儿媳最轻也要受杖或流放的悲惨命运，将不言而喻。毕竟像李杰、李松园这样兼顾纲常情理的司法官员，屈指可数，这从此案有刑部官员对表彰儿媳持有异议的现实，可见一斑。所幸时任刑部尚书钱维城，最终采纳了李松园的意见，为拒奸自杀的儿媳旌节表彰，李松园也由此名噪一时。
钱维城，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状元，乾隆二十六年（1761）调任刑部左侍郎。在职期间，他奏请申明两处有漏洞的律例，一是凡杀作奸犯科者，宽恕杀人罪，即杀罪犯不论罪，但案后移动尸体，反遭流放，实属本末倒置；二是杀死拒捕之奸夫者，以斗杀论罪，而杀死不拒捕之奸夫者不论罪，如此会令所有奸夫事发后，都选择抗命拒捕、鱼死网破，实是前后矛盾、徒增人命。钱维城的这两项建议最终修改，颁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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