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作为古代最为发达的科学技术之一,中国历法影响了日本长达一千五百余年,而中国历法可能最早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
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十四年(553)日本向朝鲜百济国征集历学、易学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和专家。次年,百济随即遣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医博士王有俊赴日。
隋开皇二十年(600)日本遣使长安,随后遣使来华也一度成为定例,这也促成了中日天文历法交流的一次高潮。另据《日本书纪》载,日本持统四年(690)：
“十ー月甲申,奉敕始行元嘉历与仪凤历”。
其中的元嘉历即何承天于刘宋元嘉二十年(443)编制的历法,仪凤历则是李淳风于唐麟德元年(664)制定的麟德历。元嘉和仪凤两历大约在日本一同使用了八年,自日本文武二年(698)至天平宝字七年(763)又单独使用仪凤历多年。
自764年至857年,日本改用一行于唐开元十五年(727)制定的大衍历。天安元年(857),又改用郭献之于唐宝应元年(762)割定的五纪历。自日本贞观三年(861)以后,又采用徐昂于唐长庆元年(821)制定的宣明历,一直持续到日本贞享元年(1684),时间长达八百多年。
隋唐时期,日本对中国历法的引进比较积极,麟德历、大行历与宣明历等历法在中国行用不久,即被日本采用。
宽平六年(894)遣唐使制度被废止,两国间的官方交流时断时续,加之此后日本长期处于战乱,也无暇考虑历法改革的问题。而元初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又进一步导致了中日间的交往完全中断,所以自宣明历之后,日本没有再引进中国的新历法。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在授时历问世后,日本并没有像高丽那样及时改用授时历,所以授时历传人日本的具体时间不详。最迟在景泰四年(1453),授时历随《元史》被僧侣传入日本,其中包括有《授时历议》《授时历经》以及郭守敬的天文仪器等知识。
明初两国交流逐渐恢复,明洪武四年(1371),日本王良怀遺使节来华,太祖朱元璋“诏赐良怀《大统历》”。此后日本使节又多次来华,并得以“颁示《大统历》”。"不过,与这些历书相应的历算书籍没有同时传入日本,使得日本无法掌握相关历书编制原理,所以大统历当时在日本的影响十分有限。
江户时期(1603~1867),天主教流传日本,并很快遭到官方禁止。为了防止各种“邪说”的“妖书”的流入,自宽永七年(1630)开始,日本开始限制所有运抵日本的外国书籍,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宽永锁国”,其时间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所幸宽永锁国期间,中国的传统天文和历法著作不受限制,因此一些新著作得以流入日本,尤其是随《元史》一并传人的授时历。
授时历传入后,马上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重视,学习研究之风兴起。最早解说和研究授时历的日本著作是出于小川正意的《新勘授时历经》两卷与《授时历经立成》六卷(刊行于1673年)。
小川正意在宽永二年(1625)获得《授时历经》,知其与宣明历有异,便立表测日影,窺管观星写成此书。
此后,授时历成为日本历算家的一个研究重点,出现了关孝和、建部贤弘、涉川春海等一批专家和相关著作,其中不少著作对授时历的立数、立表、立法原理都有深人的研究。而授时历在当时的日本也被尊为历学的最高经典,即便是西洋历法普及之后,授时历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历法基础读物。
由于授时历的传入和广泛研究导致了历法改革思潮的产生,加之此前依宣明历所推的历日与实际天象已有两日以上的误差,日本朝野要求改历的呼声渐高。宽文十二年(1672)涉川春海就曾被举荐主持改历工作,然而未果。
天和三年(1683),涉川春海完成大和历,随即奏请以大和历替代宣明历。事实上,大和历和授时历为并无本质差异,涉川春海只是在其基础上调整了中国与日本之间地理经度差异的影响(即“里差”),使交食等的推算更加准确。然而,涉川春海的改历建议受到了泰福等人的反对,声称大和历就是授时历,而制定授时历的元朝曾入侵过日本。
不过鉴于正在行用的宣明历确实已经非常粗疏,泰福主张改用明朝的大统历,贞享元年(1684),泰福的改历建议被采纳。
对此,涉川春海仍然据理力争,在德川纲吉(1646~1709)将军的支持下,决定以实测天象校验大和历和大统历的疏密。"涉川春海最终通过预报日食证明大和历优于大统历,贞享元年,大和历被正式颁行,并赐名贞享历。
宝历五年(1755),在安倍泰邦等人的干预下,改用宝历历,废弃贞享历。这次改历实际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宝历历和贞享历并无多少本质差异。
宽政十年(1798),高桥至时等人采用西方天文历法理论编成的宽政历取代了宝历历,自此授时历在日本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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