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這一點苻堅他沒明白

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這一點苻堅他沒明白

  • 題/以書為御,難以成事:前秦符堅在文治上的“教條主義”致使其敗亡
  • 文/金色明月,一位熱愛歷史的,喜歡寫點東西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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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秦政權在符堅統治時期,廣開教化,弘揚儒學,施行德治,促進前秦政權的興盛,統一了北方,然而,其不顧實際,照搬儒學經典,在文治方面的教條主義致使其國基動搖,在淝水大敗,最後還丟了卿卿性命。

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這一點苻堅他沒明白

(前秦東晉示意圖)

符堅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雖是胡人,卻對漢文化頗感興趣,即位後,又得王猛等漢族士人的輔助,更是廣開癢序,崇文德治,篤信忠仁,將仁義德治推向了新高度,促進了前秦政權的興盛,一度結束了北方的紛爭局面。

但是,這“花團錦簇”的背後卻是危機重重,大廈將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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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堅的插畫形象)

崇尚文教,儒有餘而法不足

符堅即位伊始就制定了“課農桑,立學校”的崇文德治政策,在興辦學校,廣開癢序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永興五年(361年):“符堅廣修學官,詔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

建元八年(372年),符堅親臨太學,親考學生經義;

建元十一年(375年),符堅詔令: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

由此可知,符堅把興辦學校,弘揚儒教作為了其治國理政的首要任務。

“自永嘉之亂,癢序無聞,堅頗留心儒學,學校漸興。”

無可否認,符堅所推行的“崇文德治”政策有其合理的一面,加之在王猛、權翼等漢族士人的輔助下,統一了北方,出現了“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英彥雲集。”的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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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丞相王猛)

當時正值南北分裂的亂世,需要的是“馬上治天下”,而非守成文治,前秦的和平局面註定是短暫的,“廣開癢序,崇文德治”的治國之道顯然也是不合時宜的,隨著王猛的去世,符堅的文治很快就顯露出缺陷了,那就是“書生氣”過重。

符堅的文治只是簡單地以儒教德治施政,王猛在世,忠誠地輔導他,牢牢地把握住前秦這艘大船的“羅盤”,可是隨著王猛的逝去,符堅的統治就已不自覺地背離了其儒法雙修的治國之道。

王猛所言:“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

符堅此時的統治並非已經達到“宰寧國”的治世,已無王猛的法治和進諫,前秦的奢靡日漸,法治日頹,文教日廢,最終淝水大敗,前秦政權頓時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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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的“胡人”皇帝—符堅)

迷信懷柔,喪失原則

符堅的民族政策嚴格恪守著儒學的忠孝恩信,修文德柔之道,使得氐、漢、鮮卑、羌等民族之間的矛盾得到了緩解,對各民族的融合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大紛爭的情形下,這固然有著其積極意義。

比如同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如後趙石虎之流所實行的民族歧視政策相比,有著先進的意義,在短短的十多年時間裡,符堅迅速擴張,先後滅掉前燕、仇池、前涼、代等民族政權,完成了北方的統一。

但是符堅的懷柔民族政策有著很大的侷限性,不僅北方的統一隻是形式上的統一,前秦諸民族間的關係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觀,大家面合心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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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前燕勢力圖)

更嚴重的是符堅奉行“和戎、德柔”的民族政策有著很大的失誤,他以儒家寬懷仁義、忠孝恩信為準則的民族政策因為自己的生搬硬套,不知變通而走入了極端。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對於那些驟叛驟降、言而無信的野心家、投降者、陰謀家一律都免罪封官,加以重用。

燕將孟高、艾郎力保燕主戰死,符堅特命予以厚葬並拜其子為郎中;

前燕內亂,叛將慕容垂前來投奔,立即受到符堅的厚待,王猛力勸:

慕容垂父子非可馴之物,不如早除之。

可是符堅拒絕了王猛的建議,封慕容垂為賓徙候,拜冠軍將軍;

永興元年(357年)佔據雁門、太原、上黨等地的張平、張蠔父子起兵叛亂,次年,叛亂被平定,符堅不僅赦免了他們的罪行,更予以重用,任張平為右將軍,張蠔為中郎將;

東晉朱序被俘,眾人皆曰當斬,符堅卻以其能守節而拜為度支尚書,可是降秦的朱序確是“身在秦營心在晉”,充當起了東晉的內應,符堅迂腐的忠孝恩義理念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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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戰形勢圖)

符堅的懷柔做法從促進民族融合的角度來看,的確是開明、先進了不少,但是這顯然違背了外儒內法的治國理念,更是對儒家“和戎之術”的誤用。

對於那些“非可馴之物”一味地赦免、重用,這不僅是民族政策問題,更是律法問題,無法無天之人竟無罪,這是何道理?符堅的做法毫無原則,更無警惕之心,致國家“懲惡揚善”的制度於不顧,不僅沒有增強秦軍的向心力,反而是養虎為患。

當符堅發起南征之時,除別有用心的慕容垂、姚萇極力慫恿外,幾乎所有的軍政要員都表示反對,大戰在即,內部的分化已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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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戰率領北府兵打破前秦軍的東晉名將謝玄)

慕容垂在戰中不認真參戰,明哲保身: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

朱序在淝水一戰中向晉軍洩露前秦軍情,又在秦兵後退之時,擾亂軍心,大呼“秦軍敗矣!”導致符堅所部信以為真,將士一路潰奔,晉軍隨即追殺。

再如,慕容垂在淝水之戰後叛秦攻打鄴城,守將長樂公符丕派參將封孚到晉陽向驃騎將軍張蠔、幷州刺史王騰求援,可兩人卻以兵力不足為由按兵不動、作壁上觀,致使鄴城失守。

更諷刺的是,符堅因淝水戰役大敗向西撤退時,被原羌族降將,極力慫恿其攻晉的姚萇逼殺於新平靜光寺,熟知漢文化的符堅怎麼也想不到,因為自己的迂腐致使“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發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令人唏噓。

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這一點苻堅他沒明白

(符堅墓遺址,位於今陝西省彬縣水口鎮九田村)

信義有餘,威嚴不足

符堅無原則的推行“德治”,只知一味地教化,追求儒家理想人格和治國理念的完美,實則就是教條治國,信義有餘,威嚴不足。

飽受漢文化薰陶的符堅以中華正統自居,對東晉政權,不顧雙方的國情實際,一味地指責對方是“東南小邦,未沾王化”,為了效仿秦漢的大一統基業,一意孤行起兵攻打東晉,希望一統天下。

而面對堯舜、秦皇、漢武等“正統”先王的輝煌偉業時,苻堅又因自己的“氐族”身份,頗有自卑,從而造就其人格的複雜性、雙重性,長期如此,則使其對於儒學的忠信節義等思想一味地照搬照用,不知變動,認為先賢君王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就可以了。

作為一國之君,符堅信義有餘,威嚴不足,根本就沒有及時地樹立起自己的威望和形成自己的治國思路,其前期的治國施政主要依仗比之為“臥龍”的丞相王猛。

在王猛生前,符堅對他信任有加,亦認同其治國之術,前秦出現了路不拾遺、風清氣正的清明景象。

可是好景不長:“自王猛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殃將至矣。”

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這一點苻堅他沒明白

(383年時期的前秦頗有一統天下之勢)

符堅的文治、德治既不合時宜,又不能以德化之,無非就是養些小人在身邊而已。

風平浪靜,小人則安順如此,倘若有風吹草動,小人則忘恩負義群起叛亂,符堅焉能不敗!

盡信書不如無書,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符堅則不知變通,在動盪混亂的年代裡,一味地恪守儒家德治,最終只能是身死國滅。

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這一點苻堅他沒明白

(前秦、東晉形勢圖)

以書為御,難以成事,教訓深刻

像符堅這種少數民族身份的統治者如此廣興儒學,重視文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非常少見的,即使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也是很難得的。

符堅執政時期,人民生活有了相對而短暫的安定期,百業重興,倘若符堅身處和平時期,他的“文治教化”一定也可以締造出與漢、唐相媲美的符堅盛世來,然而歷史沒有假設,每一天都是現場直播。

儒家宜用於治世不宜於亂世,且亂世宜以重典,這一點苻堅他沒明白

(淝水之戰)

“以書為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

符堅在亂世之中,死守教條,墨守成規,不合時宜地大興“仁義德治,懷柔文教”,過於追求儒家治國理念在前秦的實施,最終丟掉的只能是自己的大好江山。

以書為御,難以成事,符堅的教訓可謂深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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