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
“您好，我是中陽法院書記員。”合議三庭的書記員撥通了原告胡某的電話，禮貌的說。
“幹啥了？”電話那頭傳來了胡某疑惑的詢問。
“您的案件，原定2月12日開庭，但因為眼下的疫情防控，不能如期開庭，現通知——”
書記員的話還沒說完就被原告打斷了：“我又沒得肺炎，任某也好著了，你們說不開就不開了？我的錢今年也要不回來了，哼”。原告的罵罵咧咧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
疫情防控期間，中陽法院現場開庭、接待、訴訟服務等工作統一延期進行，儘量啟用智慧法庭網上辦案。但是，如何取得當事人的理解與配合，卻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面對當事人近乎咆哮的不滿，李法官摘下眼鏡揉了揉發酸的眼睛，對著話筒不緊不慢的說：“您先聽我們把話說完。根據你們的實際情況，我們將組織一次微信調解，您同意不同意調解？”
大概胡某也從李法官嘶啞的聲音中意識到了自己態度的粗暴，於是緩了緩語氣：“反正不管調解還是開庭，我是要我的錢。他欠我的三千多元，四年了，要了一百回，一分錢也不肯還。我今年就是豁出這條命也要把這個錢要下。”
“不要激動，您先說一下您的調解意見。”李法官邊說邊示意書記員記錄調解要點。胡某詳細講解了雙方這些年的事情經過，1個多小時的通話，法官和書記員耐心傾聽並記錄下來。
這是一起租賃合同糾紛案。原告胡某與被告任某從小一起長大，關係曾經一度十分要好。2015年，任某為搞工程，向胡某租賃各種工程建築設備，經雙方結算，任某給胡某打下金額為3200元的欠條一支。四年過去了，被告分文未付。2020年1月13日，胡某一紙訴狀把任某告上了法庭。
“零頭就算了，3000元整，短一個角兒也不行。”
結束了與原告的通話，口乾舌燥，喉嚨發疼的李法官又撥通了被告任某的手機。
被告
“您好，我是中陽法院的法官。因為疫情防控，所以原定2月12日的開庭日期不能如期開庭。現在---”同樣是話還沒說完，也被任某打斷了“好啊，好啊。延期審理好啊。明年開庭我都沒意見。”
辦公室傳來一陣爆笑。
“如果您同意調解，我們組建一個微信群，您和原告溝通一下，行不行？”李法官詢問被告意見。
果然，被告說出了隱情：“我欠胡某3000多元不假，但是，並非起訴狀中說的分文未還。我給胡某家修理過電路，工錢他也沒有給我。還有，我曾經給他轉過1000元的紅包，他怎麼隻字未提？”
“如果胡某同意用我的工錢抵扣租賃費，我就調解。”
李法官調整了一下情緒與思路，又撥通了原告電話，確認工錢一事是否存在，是否願意抵消欠款。胡某對工錢之事言語有些吞吞吐吐，但並未否認被告所說的事實，只是說被告的工錢算的太貴，如果抵消自己有些吃虧。
不見面的調解，看不到當事人的面部表情變化，察覺不到當事人眼神情感流露，只能在雙方的語氣和語調中捕捉調解的突破點，衡量調解的可能性，同時迅速組織自己具有說服力的語言，打消當事人的疑慮。這無疑是對法官一次艱鉅的考驗。
調解
書記員分別添加了原被告的微信後，建立了“一案一調”工作群，主持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正式調解之前，書記員用文字輸出了“文明用語，儘量打字”的群規，希望雙方自覺遵守。
原被告將各自基本情況和身份證件原件拍照發送到群中。法官在核實確認雙方身份後，當事人雙方開始在群內詳盡陳述訴辯意見、發表調解意見。
在法官主持下，不見面的調解在手機屏幕上無聲有序地進行著。最終雙方對工錢與還款數額達成了一致。
正當大家以為調解圓滿告成時，原告卻提出了一個請求：“款今天一次性給我付清。”被告卻說；“讓原告自己來取，並且把欠條拿上。”。
李法官清楚地知道，雙方接受不見面的調解工作，意味著對法院和法官個人的極大信任，於是想出了一個“萬全之策”，妥善處理並平衡照顧到各方的利益。
李法官建議道：“被告把款項微信轉給我，我負責給原告轉。原告把欠條當面還給被告，由被告疫情過後交法庭存檔。這樣行不行？”
群裡片刻沉默，不一會又幾乎同時發出：“行”。
終於，這起租賃合同糾紛案妥善調解完畢，書記員和李春瑞法官都長吁一口氣。
隨後書記員將全部微信對話內容通過截屏方式保存並打印存入案卷。調解書依據雙方提供的送達地址確認書，依法郵寄送達，當事人在家即可收到調解書。
調解結束後，雙方當事人對疫情防控期間網上調解這種人性化的做法表示理解和贊同，並對在防疫期間仍然堅守工作崗位的工作人員表示感謝。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陽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做好疫情防控期間的審判執行工作，讓人民群眾通過“鍵對鍵”“屏對屏”感受觸手可及的公平正義。
李春瑞法官說：“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要把準公平、公正、公開的同時，特別注重細密和人性化的工作方式，這是當事人信任我們的法寶所在啊。”
這是“全國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進個人”李春瑞法官的心聲，也是我們每一個法官恪守的誓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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