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文化的角度看待《大话西游》?

婲瓣


电影《大话西游》在世纪末引发了一场时尚文化浪潮,它曲折的传播过程也恰似见证了大众文化在当今时代的发展途径。以大众文化的种种特征来分析此片便能把握这场时尚浪潮生发的根源与因素。

《大话西游》作为一部香港的偶像电影,在青年文化圈内迅速走红,成为世纪末风云一时的文化时尚。如果将这种“大话热”看作一个事件或者革命,是因为它走红的方式奇特而反常,它不同于西方纯市场化的商业操作模式,也不同于国内的主旋律电影,经由强大的国家传播机器而家喻户晓。它在特定的转型时期,经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曲折”的传播过程,代表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对现行的文化权利和秩序的挑战。

《大话西游》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大胆拆解和重构,加入浪漫爱情、无厘头的幽默、时空变换、对香港电影的戏仿等现代以及后现代元素。该片1995年投放到大陆市场,观众反应寥寥,票房惨败。“大话热”滞后几年的出现,是艺术与娱乐的承载媒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盗版VCD以及网络传播,《大话西游》率先在年轻人群体中传播开来,经过了新形式的人际传播、最后进入主流媒体。

文化产业运作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以声光电为主体的现代高科技传播媒介早已超越了时空界限,渗透到当下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将以往很难到达大众的文化产品迅速广泛地传播到各个时空领域。这种广泛传播的文化产品一方面满足了人们文化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引导、制造,甚至规定了这种需求,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趣味和消费方式。《大话西游》的先冷后热,正是当代中国高科技传媒(包括网络、VCD、DVD、甚至盗版VCD、DVD等)编写的现代神话。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文化产品的网络兼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功与否。而《大话西游》的网络亲和性就在于它具有模仿、拼贴和可重复性。它是对经典的戏拟,是对一个重生和变形故事的变形。

解构:经典的再叙述与变形

依托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必然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作为公共空间,它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目前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都在坚持以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

当传统的经典叙述《西游记》被解构,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便被演绎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个故事。原先的经典被改编,戏说中有戏谑、荒诞和噱头,也有对某种既成规范的挑战、反叛和批判,有一种加入时尚的先锋感,还有一种恶作剧的狂欢化的效果。诚然,它不是在努力试图缩小经典文字与影像的鸿沟,而是利用和进一步凸现这些鸿沟,以此来形成特殊的效果。

在《大话西游》中,除了爱情没被完全解构外,其他一切也都被解构了,像时空关系、人神关系、师徒关系、生死关系等等。在该片中,师父不像师父,而是一个喋喋不休、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断说教的 “饶舌老太太”;徒弟不像徒弟,竟敢教训师父,殴打师父,甚至因为不堪忍受师父的啰嗦而把他送给牛魔王;神仙也不再是神仙,竟因寻找爱情而私自下凡间.....人们很容易会把唐僧视为传统的或权威的声音的象征,语言就是其压制的手段。同样,也很容易把至尊宝和紫霞看作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反逻辑、反传统的做法,嘲笑和摧毁了权威,同时也嘲笑了道德的虚伪。

当我们说屏幕上的影像既是对原作文字的背叛,又是对文字的进一步揭示时,便涉及到不同媒介之间差异与联系的问题。在《大话西游》中,紫霞为了弄明白意中人至尊宝的真心,一头扎进至尊宝的体内,对一颗包围着软组织、纤维和血管的巨大心脏进行审问。精神和象征意义上的心脏,从前是神圣而不可具象化的,而如今却在电影特技的帮助下,伴随着陌生化的形象,向我们展示着视觉的胜利。电影即是现代艺术媒介通过鲜活逼真的视觉化效果达到直接身临现场效果的代表。这是一种媒介的非媒介性或曰直接性日益增长的代表,源自于因真实感的丧失而带来的对“真实”的进一步迷恋。如“心脏场面”可以视为现代人以一种图像或“直接的”方式对真相的追求。

另一方面,电影的这种“直接的”表现方式导致了一种“媚俗”。媚俗是任何大众文化产品都具备的特征。这是大众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于是,《大话西游》中,首先解构的就是混淆雅俗文化的界限,赋予“俗”以一种内涵,然后在“俗”的新世界里流连忘返,而意义、神圣、超越等概念也逐渐被淡化。

无疑,当今的大众文化已不具有社会阶层的属性,而只代表一种文化态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媒的服从市场需求的一种商业化制作,具有无深度、模式化的、易复制的等诸多特点。大众文化只代表着一种文化态度,这一点是它与传统的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不同的。精英文化孜孜于终极关怀与未来构想,更注重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构造。从这一点上来看,精英文化无疑是可敬的,但其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品性又难以满足现实世界的诸多悲惨。大众文化则只是满足于个人肤浅的文化消费,借助于高效的现代传播媒介,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无可比拟的广泛性、平等性和参与性。快乐是大众文化的最高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轻松愉悦。因此,所有会给它的读者带来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令大众感到沉重和压抑的东西都会被排斥,这实际上是它具有所谓解构功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它是因为它的排他性选择自然带来了解构的“副产品”。

话语:碎片化的断裂

说到《大话西游》,不可不说它的语言。《大话西游》的一个重要成功是它的无厘头语言所引起的日常话语方式的变革。而它所带来的新一轮的文字生产的热潮又借助互联网得以充分实现。

“无厘头”是指广东俗语,带有某种贬义,意为一个人做事说话没中心,没规程,没头脑,说话办事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令人难以理解。这种对话在影片中比比皆是:

“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 ”

“打雷了,下雨了,收衣服了。原来是悟空,我以为是片雨云。”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吗?你说句话啊,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而已啊。所以说做妖就象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了,是人妖。”

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技巧,实际上是一种脑筋急转弯式的“包袱”,所有的喜剧效果在最后一个多此一举的提问中达到高潮,喜剧效果引起的是一种荒诞感。它们实则非线性和非对话性质的,不是以语言学的组合方式存在,而是以聚合方式生成,具有碎片化的效果。

再细看这种碎片化的语言,如果从内部结构中找寻依托,那么值得一提的便是该片“空间跳跃”的发展形式已经倾向于瓦解语言的内在连续性,这样就挫败读者习以为常的对次序的期待,迫使他们以空间配置、而不是时间上的展开的方式,来感受内容的要素。这便体现了一种现代化的变奏,历史与因果律的链条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破碎的、被公众快乐的窥视目光所穿透的私人空间。

空间性的转向也是全力向读者/观众者的转移,而空间化的结构为他们提供了自由创造的主体性空间。在《大话西游》的所有台词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至尊宝的爱情告白:“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这句台词本身就是对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中经典句子的戏拟,在网上它又被戏拟于各种场合,甚至形成了一种表达遗憾的套语,这类似于一种填字游戏,而读者变成了某种程度的作家和玩家。

爱情:解构背后的深意

《大话西游》虽然以至尊宝领悟出人间正道、踏上西天取经之途为背景,但实际上是通过他的爱情由萌生到幻灭作为线索展开叙事的。在看似平庸的情节与对白里,包含了许多当代人对爱情的真知灼见。如果说《大话西游》在解构经典的同时又建构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爱情占有绝对的比重。在那里,爱情始终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是人类心灵中最脆弱也是最尊严的东西,它甚至成了至尊宝舍弃人间享乐,重获新生的唯一理由。

“那一天,我的意中人他会驾这七彩霞云来接我......”这句话从电影一开始就萦绕在观众的心头,并随着剧情的发展愈益强烈。最后,当人群骚动的广场上突然大风扬起,所有观众的心头都引发了强烈的震撼,一个潜埋于此的伏线终于露头:红的云,红的天空,红的衣服,红的光,红的火球,红的天地与爱情......《大话西游》背后的表达至此和盘托出。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这段台词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至尊宝对紫霞说谎,它的效应是半真半假,喜剧中含有悲剧。但第二次却完全是悲剧的,至尊宝跪在地上,手托紧箍,喃喃自语,悲伤的音乐再次响起,过往的经历流过至尊宝的心底,同时也感动了所有观众的心。至尊宝将紧箍高举过头顶,闭上双眼,缓缓把它戴向头顶。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

可以说,这段出自菩提与至尊宝的对话是唯一能够和“爱你一万年”的引用媲美的经典台词。“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乍一看,这是一种缺乏指向、扭曲逻辑的对话,实际上已经将行为背后的某种深层次的东西轻轻松松的解构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意义,行为本身作为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存在凸现了出来。《大话西游》用得是最俗的语言,最平凡的套路,但反映的内涵却是现实种存在的那种令人炫目的爱情,爱得短暂而又陶醉,最后还是要心碎地分手。

当然,《大话》不是传统类型的言情片。曾经在琼瑶小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话一代”,已经开始厌倦乌托邦式的爱情和海誓山盟的宏大叙事,对于他们,平民化的爱情方式是更可接受的,一脸坏笑的面具下躲藏着的无可奈何的真诚也许是更值得信赖的。而且,即使是真诚,也不要用那种一本正经的方式来表达,而至尊宝这种调侃搞笑的真诚似乎更能让他们接受和效法,也符合他们在当下生活中展示半是先锋挑衅半是戏仿搞笑的故作潇洒。

对于《大话西游》的观众来说,《大话西游》是意义和快感的触发者。这种快感和意义是他们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费斯克说:“逃避和对抗是相互联系的,二者互不可缺。”两者都包含着快感和意义的相互作用,逃避中快感多于意义,对抗中则意义较之于快感更为重要。”事实上,意义和快感在大众文化中并不矛盾,快感不仅是逃避,它自身就是一种新的意义的探索和诠释,这是对某种强制性的社会意义的抵抗。《大话西游》中的许多地方都触发了年轻一代反叛的快感,并且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不再采用平缓的直线叙述,而是一连串意向的拼贴与跳跃,以及更大的狂欢化的倾向,它让观众参与其中,不刻意解释、标榜,它留下了大量的“空缺”、间隙和留白,。这种拼贴与跳跃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张力,让人的思维获得了延伸的空间,在思维中人们对历史和自我的认同又一次得到强化,当然,以更加灵活的姿态。


逆旅修行


《大话西游》作为一部香港的偶像电影,在青年文化圈内迅速走红,成为世纪末风云一时的文化时尚。如果将这种“大话热”看作一个事件或者革命,是因为它走红的方式奇特而反常,它不同于西方纯市场化的商业操作模式,也不同于国内的主旋律电影,经由强大的国家传播机器而家喻户晓。它在特定的转型时期,经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曲折”的传播过程,代表了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对现行的文化权利和秩序的挑战。

《大话西游》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大胆拆解和重构,加入浪漫爱情、无厘头的幽默、时空变换、对香港电影的戏仿等现代以及后现代元素。该片1995年投放到大陆市场,观众反应寥寥,票房惨败。“大话热”滞后几年的出现,是艺术与娱乐的承载媒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盗版VCD以及网络传播,《大话西游》率先在年轻人群体中传播开来,经过了新形式的人际传播、最后进入主流媒体。

文化产业运作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以声光电为主体的现代高科技传播媒介早已超越了时空界限,渗透到当下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将以往很难到达大众的文化产品迅速广泛地传播到各个时空领域。这种广泛传播的文化产品一方面满足了人们文化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引导、制造,甚至规定了这种需求,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趣味和消费方式。《大话西游》的先冷后热,正是当代中国高科技传媒(包括网络、VCD、DVD、甚至盗版VCD、DVD等)编写的现代神话。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文化产品的网络兼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功与否。而《大话西游》的网络亲和性就在于它具有模仿、拼贴和可重复性。它是对经典的戏拟,是对一个重生和变形故事的变形。

解构:经典的再叙述与变形

依托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必然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作为公共空间,它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目前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都在坚持以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

当传统的经典叙述《西游记》被解构,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便被演绎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个故事。原先的经典被改编,戏说中有戏谑、荒诞和噱头,也有对某种既成规范的挑战、反叛和批判,有一种加入时尚的先锋感,还有一种恶作剧的狂欢化的效果。诚然,它不是在努力试图缩小经典文字与影像的鸿沟,而是利用和进一步凸现这些鸿沟,以此来形成特殊的效果。

在《大话西游》中,除了爱情没被完全解构外,其他一切也都被解构了,像时空关系、人神关系、师徒关系、生死关系等等。在该片中,师父不像师父,而是一个喋喋不休、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断说教的 “饶舌老太太”;徒弟不像徒弟,竟敢教训师父,殴打师父,甚至因为不堪忍受师父的啰嗦而把他送给牛魔王;神仙也不再是神仙,竟因寻找爱情而私自下凡间.....人们很容易会把唐僧视为传统的或权威的声音的象征,语言就是其压制的手段。同样,也很容易把至尊宝和紫霞看作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反逻辑、反传统的做法,嘲笑和摧毁了权威,同时也嘲笑了道德的虚伪。

当我们说屏幕上的影像既是对原作文字的背叛,又是对文字的进一步揭示时,便涉及到不同媒介之间差异与联系的问题。在《大话西游》中,紫霞为了弄明白意中人至尊宝的真心,一头扎进至尊宝的体内,对一颗包围着软组织、纤维和血管的巨大心脏进行审问。精神和象征意义上的心脏,从前是神圣而不可具象化的,而如今却在电影特技的帮助下,伴随着陌生化的形象,向我们展示着视觉的胜利。电影即是现代艺术媒介通过鲜活逼真的视觉化效果达到直接身临现场效果的代表。这是一种媒介的非媒介性或曰直接性日益增长的代表,源自于因真实感的丧失而带来的对“真实”的进一步迷恋。如“心脏场面”可以视为现代人以一种图像或“直接的”方式对真相的追求。

另一方面,电影的这种“直接的”表现方式导致了一种“媚俗”。媚俗是任何大众文化产品都具备的特征。这是大众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于是,《大话西游》中,首先解构的就是混淆雅俗文化的界限,赋予“俗”以一种内涵,然后在“俗”的新世界里流连忘返,而意义、神圣、超越等概念也逐渐被淡化。

无疑,当今的大众文化已不具有社会阶层的属性,而只代表一种文化态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媒的服从市场需求的一种商业化制作,具有无深度、模式化的、易复制的等诸多特点。大众文化只代表着一种文化态度,这一点是它与传统的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不同的。精英文化孜孜于终极关怀与未来构想,更注重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构造。从这一点上来看,精英文化无疑是可敬的,但其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品性又难以满足现实世界的诸多悲惨。大众文化则只是满足于个人肤浅的文化消费,借助于高效的现代传播媒介,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无可比拟的广泛性、平等性和参与性。快乐是大众文化的最高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轻松愉悦。因此,所有会给它的读者带来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令大众感到沉重和压抑的东西都会被排斥,这实际上是它具有所谓解构功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它是因为它的排他性选择自然带来了解构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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