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中國有著豐富的酒文化，與此相應產生的行酒令文化更是獨特精彩。古人飲酒，不光要以酒助興，有下酒物，而且往往伴之以賦詩填詞、猜迷行拳之舉，久而久之，便形成酒令文化。“飛花令”，作為古代酒令文化的一種，其得名於唐代詩人韓翃《寒食》中的名句“春城無處不飛花”。酒令文化於先秦時期萌芽，歷經悠悠歲月，時至今日，傳承發展了兩千多年。

接下來本文將從酒令文化中的“飛花令”講起，陪大家聊一聊中國酒令文化的發展歷程。

古人的“飛花令”

“飛花令”，古時候人們經常玩的一種"行酒令"遊戲，自西周誕生，於隋唐時期完備。《中國詩詞大會》上推出的“飛花令”自然是簡化版本，沒有了古代嚴格的規則限制，參賽選手只要背誦含有關鍵字的詩句，即可算過關。

比如有一場較量的關鍵字是“雪”，參賽選手需要回答帶“雪”的詩句。“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選手們一人一句，答不上來就算輸了。不難發現，雖然很多詩句都如此熟悉，可想要玩轉“飛花令”，對詩詞儲備是有著不小考驗的。

古代“飛花令”的要求限制就比較多了，不僅在格律方面要求一致，而且對事前規定好的字出現的位置同樣有著嚴格的要求。下面我們來看下古人“飛花令”的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行令人（酒宴上參與飛花令的賓客）答的詩可背誦前人詩句，也可臨場現作。行飛花令時可選用詩和詞，當然也可用曲，但所選句一般在七字。打個比方，在某個酒宴上賓客甲說了一句第一字帶有“花”的詩詞，如“花近高樓傷客心”。這時候賓客乙就得接句第二字帶“花”的詩句，如“桃花依舊笑春風”。丙就可接“世旗花上拂雲堆”，“花”在第三字位置上。丁接“映日荷花別樣紅”，“花”在第四字位置上。接著可以是“東風夜放花千樹”、“沾衣欲溼杏花雨”、“故穿庭樹作飛花”等。到花在第七個字位置上則一輪完成，可繼續循環下去。行令人一個接一個，接不上就喝酒，喝完了繼續玩下一輪。

古人“飛花令”的第二種方式。比如第一個人也就是行令人直接說一句帶有“花”字的詩，“花”字在詩中的位置對應到某位“幸運”的客人，由此客人再接，如果正好對應到自身，則罰酒。如第一個人說“牧童遙指杏花村”，這個時候“花”在第六個字的位置上，那麼就從第一人開始數到第六人接令，如果第六人剛好是行令人自己，那麼就是行令人喝酒，喝完繼續下一輪。

此外“飛花令”還有第三種方式，這種方式也最為簡單，詩句中第幾個字為“花”，即按一定順序由第幾個人喝酒。巴金的小說《家》中有這樣一段描寫：“淑英說一句‘落花時節又逢君’，又該下邊的淑華吃酒。”

“飛花令”作為酒令文化的典型代表，趣味性和觀賞性十足。這樣的酒令文化不僅承載著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包含著我們豐富的民俗文化內涵。

夏商周時的禁酒令與酒令初現

酒令，又稱“觴政”或“觴令”，簡單來講，就是飲酒的規則。“酒令”這一名稱最早發現於劉向的《說苑》，因為含有遊戲助興的性質，“酒令”還有“酒戲”這一稱呼。

相傳大禹時期，“帝女令儀狄做酒”，酒做出來之後，禹飲之。飲後頓感味道香醇、愛不釋手，但喝多了之後發現酒這個東西會擾亂人的心智，可能會因喝酒誤了大事，隨後便下令禁酒，同時還說“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一語成讖，後世三千年，不知有多少帝王、將軍因酒誤國、因酒誤事。南陳王朝的末代皇帝陳叔寶，就是一位只愛飲酒作樂的皇帝，最後大好江山斷送在手上。

然而發展到

商朝的時候，酒不像之前那樣被禁止了。人們的生活品質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得到了提高，生活品質的提高自然促使人們尋找點樂趣，酒這個時候就成了人們的消遣品。在商早中期，酒進入了黃金時代，商人嗜酒之風盛行，同時酒的盛行也促進了盛酒器皿的興起，比如：尊、壺、爵、觥等，可謂式樣精美，足以看出當時人對酒的愛好。但“車行酒、騎行炙、酒池肉林”，對於商朝的滅亡，酒還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周王朝吸取了商的教訓，開始用“禮”來限制人們飲酒。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下令，第一不能經常喝酒、第二不能聚眾喝酒，在喜慶日子等特殊情況下才允許飲酒。這樣一來酗酒的人少了，社會隨之安定了不少，老百姓拍手稱快。這是歷史上第一個禁酒令，叫《酒誥》。這個時候還設置了酒監、酒史，即“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簡單來講，也就是貴族酒宴上的輔佐人員，後面逐漸發展成了行酒令遊戲中的令官，監督維持酒宴的秩序、規則。

在先秦時期流行一種叫做“投壺”的遊戲，並且被引用到了酒宴之中。

《左傳 昭公十二年》中記載：“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

這是投壺見於史籍中的最早記載，此時的投壺已經是諸侯宴席上正式的禮節。投壺作為酒令文化的雛形，同時也代表著酒令朝著娛樂化方向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各路諸侯相爭，禮樂崩壞，酒開始進入尋常人家的每日生活中，酒令文化也開始多樣化起來。

《史記 滑稽列傳》中記載：“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史記》這段話描述了當時人們的酒宴，男女可以混坐在一起，飲酒投壺，逍遙快活。這裡的“六博”指的是“擲骰子”遊戲的一種，以吃子的方式取勝。

戰國時“六博”已經被算入酒令。

漢至魏晉，酒令文化的蓬勃發展

漢朝初期的時候，為了維護統治，

國家實行的政策偏向於休養生息，崇尚節儉之風。因釀酒需要耗費大量的糧食，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家都是限制飲酒的，上到皇親國戚，下到黎民百姓，都只有在重大節日才可飲酒。並且，這個時候因為飲酒的限制條件，酒宴的地位處在了一個很特殊的位置。

呂后有一次宴請諸位大臣，皇親劉章任酒宴的酒監，以軍令行酒令。期間有個人貪杯，多喝了幾口，酒醉後擅自離席，竟然被劉章當場砍殺。這足以看出漢朝初期酒令的嚴肅，並且帶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直到漢武帝時期，社會穩定，經濟比起初期繁榮了不少，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平常人家不必再等到逢年過節，想飲酒便可飲酒，由此酒令文化也開始再次盛行起來。

魏晉時期，政治文化的環境都比較寬鬆，這個時候的士人們把飲酒作樂視為人生一大樂事，每天變著花樣尋找樂趣。在這些士人們的創新發展下，

酒令褪去了之前的沉悶，多出了許多玩法。比如“骰盤令”、“打馬”、“骨牌”等。三月三這一天，人們還會舉辦“曲水流觴”的宴會，就是人們按列坐在溪水旁，把酒杯斟滿，放在水上漂流，酒到誰的面前，誰就要舉杯飲之，且還要賦詩一首，詩作不出便要罰酒三鬥，這其實也是一種酒令——“曲水流觴”。

唐宋時期，酒令文化走向成熟

唐朝時的酒令文化發展臻於成熟，後世通行的酒令文化大多都可以在此找到源頭。

皇甫松的《醉鄉日月》是唐朝的一部酒令專著，書中記載了當時酒令的程序：“立一人為明府， 所以規其斟酒之道。 每一明府， 管骰子一雙， 酒杓一雙， 此皆律錄事分配之， 承命者法不得拒。”

這裡面的“明府”就是總令官，起到監督、維護秩序的作用，“律錄事”是“明府”的助手。其中“律錄事”要擅長酒令的玩法、通曉音律，還得會喝酒。

伴隨著酒令的盛行，民間出現了一種新的職業——“酒伎”。

唐朝承襲胡人之風，酒宴上有歌舞助興的習慣，這樣的風氣慢慢形成了一種新的酒令——“拋打令”。所謂“拋打令”，就是用一個綵球，在賓客之間互相拋來拋去，且隨著樂曲的節奏，這些賓客需要做出特定的舞蹈動作。如果是送別酒宴，就用柳條取代綵球，行令時，柳條在賓客之間傳遞，當樂器一停，柳條落在誰手裡，誰就要罰酒。

宋 趙與時《賓退錄》卷四：“本朝歐陽文忠公 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於適。然其説九射之格，其物九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

宋朝的歐陽修創造了一種新的酒令叫做《九射格》。玩法比較簡單，就像今天的飛鏢打靶一樣，不同的是，九射格上沒有今天10環8環那樣的圈圈，它上面是9種動物，最上面是虎，然後順時針依次為雁、兔、魚、鹿、猴、雞、雕，中間為熊，行酒令前準備九根酒籌，上面各畫一種禽獸，眾人隨機摸選，然後大家輪流射靶。酒籌圖案與射中圖案相同則喝酒。比如射到兔，之前拿到酒籌圖案也是兔，那就要罰一杯。不難看出，行九射格酒令，無勝負之分，主要是靠運氣。

骰子在宋朝的時候已經演變成骨牌了，老百姓們使用最多的還是博戲中的酒令。據《 顏氏家訓·雜藝》所載，可知博戲又分大博、小博。大博的行棋之法已不可考。小博的玩法在《古博經》裡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其方法是：兩人相對坐，棋盤為12道，兩頭當中為水。把長方形的黑白各六個棋子放在棋盤上。又用魚兩枚，置於水中。比賽雙方輪流擲瓊（即骰子），根據擲採的大小，藉以決定棋子前進的步數。棋子到達終點，將棋子豎起來，成為驍棋（或稱梟棋）。成為驍的棋，便可入水“牽魚”獲籌。獲六籌為勝。未成驍的棋，就稱為散棋。驍棋可以攻擊對方的棋子，也可以放棄行走的機會而不動，散棋卻不可。

明清時期，酒令文化達到巔峰，典籍湧現

明朝城市經濟的繁榮使得人們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酒令文化的發展也越來越大眾化，而且種類越來越豐富多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酒牌的興起。

明代黎遂球《桐階副墨》中說：“凡牌之用，有數適焉。大可一寸，高倍出之， 厚皆盈指，便易挾以堦遊，一也；靈活可思，二也；無彈琴坐隱之煩，三也；可容至四人，以作酒政，多至十人而贏，四也；可以聚談不厭，五也；附以韻語， 分而賦詩，六也。”

這個時候的酒牌（也稱葉子戲），操作簡單，娛樂性強，可以多人參與。酒牌上的內容大多以歷史人物為主。截至明朝中葉，畫的人物大多是武將形象，不少是梁山好漢，陳洪綬所繪的《水滸葉子》為其中絕品；往後，很多文人、畫家加入了葉子和酒牌的製作工作，人物形象也多樣化，質量自然也大大提高。

清朝的時候，商品經濟在明朝的基礎上再進一步，人們對生活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隨之產生的就是各種酒樓茶館，酒令文化的發展達到了巔峰。關於酒令文化的著作在明清時期大量

湧現，其中的集大成者莫過於俞敦培的《酒令叢鈔》。

清 周長森《酒令叢鈔序》：“以上使下為之令，若舉觴促坐，迭為盟長，聽其約束，有舉必行，有禁必止，無賓主百拜之繁，罕飲無算爵之罰，亦謂之令。然則令酒也，酒亦以令行。且令者善也，有擇著而從善之義也。”

俞敦培搜採彙集古今酒令輯錄而成，分為古令、雅令、通令、籌令四大類，各為一卷，共四卷。全書共收錄酒令355種，“引經據典分韻聯吟” 者為雅令， “俗不傷雅，不費思索，可以通行者”為通令，需要酒籌作為工具的酒令叫籌令， 古令則是指從古代流傳至今者。

結語

中國古代酒文化發達，與此相對應，產生了獨特的酒令文化。酒令文化萌芽在先秦時期，經過了兩千多年的發展，於清朝形成完整的體系，達到巔峰。酒令文化的發展歷程，其實更像是人們幸苦耕耘、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一個發展歷程。酒令不單是雅俗共賞的飲酒助興遊戲，其所包含的民俗文化內涵，值得我們深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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