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有着丰富的酒文化，与此相应产生的行酒令文化更是独特精彩。古人饮酒，不光要以酒助兴，有下酒物，而且往往伴之以赋诗填词、猜迷行拳之举，久而久之，便形成酒令文化。“飞花令”，作为古代酒令文化的一种，其得名于唐代诗人韩翃《寒食》中的名句“春城无处不飞花”。酒令文化于先秦时期萌芽，历经悠悠岁月，时至今日，传承发展了两千多年。

接下来本文将从酒令文化中的“飞花令”讲起，陪大家聊一聊中国酒令文化的发展历程。

古人的“飞花令”

“飞花令”，古时候人们经常玩的一种"行酒令"游戏，自西周诞生，于隋唐时期完备。《中国诗词大会》上推出的“飞花令”自然是简化版本，没有了古代严格的规则限制，参赛选手只要背诵含有关键字的诗句，即可算过关。

比如有一场较量的关键字是“雪”，参赛选手需要回答带“雪”的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选手们一人一句，答不上来就算输了。不难发现，虽然很多诗句都如此熟悉，可想要玩转“飞花令”，对诗词储备是有着不小考验的。

古代“飞花令”的要求限制就比较多了，不仅在格律方面要求一致，而且对事前规定好的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下面我们来看下古人“飞花令”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行令人（酒宴上参与飞花令的宾客）答的诗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临场现作。行飞花令时可选用诗和词，当然也可用曲，但所选句一般在七字。打个比方，在某个酒宴上宾客甲说了一句第一字带有“花”的诗词，如“花近高楼伤客心”。这时候宾客乙就得接句第二字带“花”的诗句，如“桃花依旧笑春风”。丙就可接“世旗花上拂云堆”，“花”在第三字位置上。丁接“映日荷花别样红”，“花”在第四字位置上。接着可以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沾衣欲湿杏花雨”、“故穿庭树作飞花”等。到花在第七个字位置上则一轮完成，可继续循环下去。行令人一个接一个，接不上就喝酒，喝完了继续玩下一轮。

古人“飞花令”的第二种方式。比如第一个人也就是行令人直接说一句带有“花”字的诗，“花”字在诗中的位置对应到某位“幸运”的客人，由此客人再接，如果正好对应到自身，则罚酒。如第一个人说“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时候“花”在第六个字的位置上，那么就从第一人开始数到第六人接令，如果第六人刚好是行令人自己，那么就是行令人喝酒，喝完继续下一轮。

此外“飞花令”还有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也最为简单，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巴金的小说《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淑英说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又该下边的淑华吃酒。”

“飞花令”作为酒令文化的典型代表，趣味性和观赏性十足。这样的酒令文化不仅承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包含着我们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夏商周时的禁酒令与酒令初现

酒令，又称“觞政”或“觞令”，简单来讲，就是饮酒的规则。“酒令”这一名称最早发现于刘向的《说苑》，因为含有游戏助兴的性质，“酒令”还有“酒戏”这一称呼。

相传大禹时期，“帝女令仪狄做酒”，酒做出来之后，禹饮之。饮后顿感味道香醇、爱不释手，但喝多了之后发现酒这个东西会扰乱人的心智，可能会因喝酒误了大事，随后便下令禁酒，同时还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一语成谶，后世三千年，不知有多少帝王、将军因酒误国、因酒误事。南陈王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就是一位只爱饮酒作乐的皇帝，最后大好江山断送在手上。

然而发展到

商朝的时候，酒不像之前那样被禁止了。人们的生活品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了提高，生活品质的提高自然促使人们寻找点乐趣，酒这个时候就成了人们的消遣品。在商早中期，酒进入了黄金时代，商人嗜酒之风盛行，同时酒的盛行也促进了盛酒器皿的兴起，比如：尊、壶、爵、觥等，可谓式样精美，足以看出当时人对酒的爱好。但“车行酒、骑行炙、酒池肉林”，对于商朝的灭亡，酒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周王朝吸取了商的教训，开始用“礼”来限制人们饮酒。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下令，第一不能经常喝酒、第二不能聚众喝酒，在喜庆日子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饮酒。这样一来酗酒的人少了，社会随之安定了不少，老百姓拍手称快。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叫《酒诰》。这个时候还设置了酒监、酒史，即“既立之监，或佐之史”，简单来讲，也就是贵族酒宴上的辅佐人员，后面逐渐发展成了行酒令游戏中的令官，监督维持酒宴的秩序、规则。

在先秦时期流行一种叫做“投壶”的游戏，并且被引用到了酒宴之中。

《左传 昭公十二年》中记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

这是投壶见于史籍中的最早记载，此时的投壶已经是诸侯宴席上正式的礼节。投壶作为酒令文化的雏形，同时也代表着酒令朝着娱乐化方向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相争，礼乐崩坏，酒开始进入寻常人家的每日生活中，酒令文化也开始多样化起来。

《史记 滑稽列传》中记载：“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

《史记》这段话描述了当时人们的酒宴，男女可以混坐在一起，饮酒投壶，逍遥快活。这里的“六博”指的是“掷骰子”游戏的一种，以吃子的方式取胜。

战国时“六博”已经被算入酒令。

汉至魏晋，酒令文化的蓬勃发展

汉朝初期的时候，为了维护统治，

国家实行的政策偏向于休养生息，崇尚节俭之风。因酿酒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都是限制饮酒的，上到皇亲国戚，下到黎民百姓，都只有在重大节日才可饮酒。并且，这个时候因为饮酒的限制条件，酒宴的地位处在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吕后有一次宴请诸位大臣，皇亲刘章任酒宴的酒监，以军令行酒令。期间有个人贪杯，多喝了几口，酒醉后擅自离席，竟然被刘章当场砍杀。这足以看出汉朝初期酒令的严肃，并且带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直到汉武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比起初期繁荣了不少，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平常人家不必再等到逢年过节，想饮酒便可饮酒，由此酒令文化也开始再次盛行起来。

魏晋时期，政治文化的环境都比较宽松，这个时候的士人们把饮酒作乐视为人生一大乐事，每天变着花样寻找乐趣。在这些士人们的创新发展下，

酒令褪去了之前的沉闷，多出了许多玩法。比如“骰盘令”、“打马”、“骨牌”等。三月三这一天，人们还会举办“曲水流觞”的宴会，就是人们按列坐在溪水旁，把酒杯斟满，放在水上漂流，酒到谁的面前，谁就要举杯饮之，且还要赋诗一首，诗作不出便要罚酒三斗，这其实也是一种酒令——“曲水流觞”。

唐宋时期，酒令文化走向成熟

唐朝时的酒令文化发展臻于成熟，后世通行的酒令文化大多都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皇甫松的《醉乡日月》是唐朝的一部酒令专著，书中记载了当时酒令的程序：“立一人为明府， 所以规其斟酒之道。 每一明府， 管骰子一双， 酒杓一双， 此皆律录事分配之， 承命者法不得拒。”

这里面的“明府”就是总令官，起到监督、维护秩序的作用，“律录事”是“明府”的助手。其中“律录事”要擅长酒令的玩法、通晓音律，还得会喝酒。

伴随着酒令的盛行，民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酒伎”。

唐朝承袭胡人之风，酒宴上有歌舞助兴的习惯，这样的风气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酒令——“抛打令”。所谓“抛打令”，就是用一个彩球，在宾客之间互相抛来抛去，且随着乐曲的节奏，这些宾客需要做出特定的舞蹈动作。如果是送别酒宴，就用柳条取代彩球，行令时，柳条在宾客之间传递，当乐器一停，柳条落在谁手里，谁就要罚酒。

宋 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本朝欧阳文忠公 作九射格，独不别胜负，饮酒者皆出於适。然其説九射之格，其物九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当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鱼居左。而物各有筹，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在而饮之。”

宋朝的欧阳修创造了一种新的酒令叫做《九射格》。玩法比较简单，就像今天的飞镖打靶一样，不同的是，九射格上没有今天10环8环那样的圈圈，它上面是9种动物，最上面是虎，然后顺时针依次为雁、兔、鱼、鹿、猴、鸡、雕，中间为熊，行酒令前准备九根酒筹，上面各画一种禽兽，众人随机摸选，然后大家轮流射靶。酒筹图案与射中图案相同则喝酒。比如射到兔，之前拿到酒筹图案也是兔，那就要罚一杯。不难看出，行九射格酒令，无胜负之分，主要是靠运气。

骰子在宋朝的时候已经演变成骨牌了，老百姓们使用最多的还是博戏中的酒令。据《 颜氏家训·杂艺》所载，可知博戏又分大博、小博。大博的行棋之法已不可考。小博的玩法在《古博经》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方法是：两人相对坐，棋盘为12道，两头当中为水。把长方形的黑白各六个棋子放在棋盘上。又用鱼两枚，置于水中。比赛双方轮流掷琼（即骰子），根据掷采的大小，借以决定棋子前进的步数。棋子到达终点，将棋子竖起来，成为骁棋（或称枭棋）。成为骁的棋，便可入水“牵鱼”获筹。获六筹为胜。未成骁的棋，就称为散棋。骁棋可以攻击对方的棋子，也可以放弃行走的机会而不动，散棋却不可。

明清时期，酒令文化达到巅峰，典籍涌现

明朝城市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酒令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大众化，而且种类越来越丰富多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酒牌的兴起。

明代黎遂球《桐阶副墨》中说：“凡牌之用，有数适焉。大可一寸，高倍出之， 厚皆盈指，便易挟以堦游，一也；灵活可思，二也；无弹琴坐隐之烦，三也；可容至四人，以作酒政，多至十人而赢，四也；可以聚谈不厌，五也；附以韵语， 分而赋诗，六也。”

这个时候的酒牌（也称叶子戏），操作简单，娱乐性强，可以多人参与。酒牌上的内容大多以历史人物为主。截至明朝中叶，画的人物大多是武将形象，不少是梁山好汉，陈洪绶所绘的《水浒叶子》为其中绝品；往后，很多文人、画家加入了叶子和酒牌的制作工作，人物形象也多样化，质量自然也大大提高。

清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在明朝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随之产生的就是各种酒楼茶馆，酒令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关于酒令文化的著作在明清时期大量

涌现，其中的集大成者莫过于俞敦培的《酒令丛钞》。

清 周长森《酒令丛钞序》：“以上使下为之令，若举觞促坐，迭为盟长，听其约束，有举必行，有禁必止，无宾主百拜之繁，罕饮无算爵之罚，亦谓之令。然则令酒也，酒亦以令行。且令者善也，有择著而从善之义也。”

俞敦培搜采汇集古今酒令辑录而成，分为古令、雅令、通令、筹令四大类，各为一卷，共四卷。全书共收录酒令355种，“引经据典分韵联吟” 者为雅令， “俗不伤雅，不费思索，可以通行者”为通令，需要酒筹作为工具的酒令叫筹令， 古令则是指从古代流传至今者。

结语

中国古代酒文化发达，与此相对应，产生了独特的酒令文化。酒令文化萌芽在先秦时期，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于清朝形成完整的体系，达到巅峰。酒令文化的发展历程，其实更像是人们幸苦耕耘、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发展历程。酒令不单是雅俗共赏的饮酒助兴游戏，其所包含的民俗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思。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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