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出現戰國四君子這樣的養士現象？春秋戰國時期哪來那麼多遊散的士？
1、道理很簡單，周朝的奴隸制破產了，越來越瓦解了，破產的舊奴隸主、士族、公卿失去了依附的制度，沒有了著落，成為了散落於社會上的遊士。
這裡士，有諸侯子弟、俠士、有文士、卿、士大夫等等，為了生存，極力抵抗著以秦朝變法革新而崛起的新興地主階級，但這是徒勞的，歷史的大車輪雖曲折畢竟前進。所以，即便四君子養了成千上百甚至上萬的士，可是仍然潰不成軍，搓不攏、形成不了凝聚的具有大的建設性的力量。
甚至可以說，以四君子為代表的所謂的招賢納士，這種養士的風氣下的士可謂是泥沙俱下，濫竽充數，混日子吃飯的一抓一大把，而真正遇到新興的新銳力量時，立馬作鳥獸散了，這也就是，四君子都經歷了平時養了那麼多士，可是一到真正遇到關鍵問題時，根本就拿不出幾個可以實際解決問題的人來。
比如那個平原君趙勝，平時沒少養士，可是在遇到秦國攻打問題時，為了聯合楚國，需要組成一個遊說的說客團，好比現在的外交團隊，然而，本想要組成個二十人的團隊，結果湊了又湊，才湊夠十九人，終還是毛遂自薦，然後才湊夠了二十人。“毛遂自薦”這個故事大家應當都不陌生的，一方面體現了毛遂的英勇智慧，其實另一方面恰是說明了平原君平時所養之士非所用的嚴重缺點。
再比如，春申君黃歇，是被自己所養的士——李園給謀殺掉的，而且是滿門抄斬。這充分說明，戰國四公子養士非所用的問題。而這也是法家韓非子所批駁的一類人，所養非所用。
這說明，生產關係模式嚴重阻礙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大量的人力、物力被阻礙，綜合社會生產力被阻礙，舊的生產關係模式已經不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
也因此，說明所謂的“戰國四君子”其實是破落舊勢力的暫且的殊死抵抗、試圖掙扎而已，是周朝舊有的即將被淘汰的完全人身依附的奴隸制制度下的宗法禮制在新興地主階級攻擊下短暫的現象產物。
既然是守舊勢力，那為什麼後來名聲那麼大，形成了戰國四君子的各種典故效應呢？
2、戰國四君子典故及效應的形成——君王封過君子後，再由這幾位君子所養的食客們恭維讚美的溢詞捧起來的而已。
有人說，戰國四君子是後來人給的稱謂，是史學上的稱謂，經上面分析看，這說法顯然是立不住足的。戰國四君子，就是當時君子文化下的君子，只不過在戰國時期，君子主要限於是貴族階級的尊稱罷了。有那個財力物力權力養得起那麼多破落破產的士族們，然後才有君子好客禮賢下士一說。
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所謂有酒有肉多兄弟，四公子們貴族身份地位擁有一定的財力物力，被封賜的土地財產越多，收得上來的租稅越多然後才能養活的起那麼多門客、食客。財力權力身份地位是戰國時期贏得君子尊號的必要條件。
可是，這裡就有個矛盾，被公子們養的賓客、食客不用勞作、生產、交稅，吃喝住都是貴族公子們承包，如此優越的生活狀態，必然造就普遍的人爭嚮往之。一如，唐朝時規定，僧人、佛教寺院不用勞作、不用交稅，而且還受到國家的補給、保護，律法規定，有謗佛者，斷其臂。由此，造成眾多出家者，以致於一時天下財產僧佔其半。從而引來禍亂。同樣，戰國時期的養士之風盛行，長遠發展下去的話，必然造就，社會上靠投機取巧，攀炎附勢，不勞而獲遊手好閒的遊士激增，這樣整體勞動力下降，生產者少，不勞而獲依靠諸侯王公食稅者多。王公貴族養士越多越需要大量的良田封地，失去土地的庶民則越多，這樣必然造成社會更加混亂，總體勞動力生產力下降。
因此，戰國四君子格外的招賢納士，只是那個時期的特殊現象，是因為面臨著強大的對手———秦國的崛起，對其造成的巨大威脅壓力，王公貴族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廣泛的招攬能維護、支持自己的有能力的人士，越是感覺到威脅越是需要眾多人的支持，而對那些能力挽狂瀾的創造奇蹟的卿大夫士族們更是抱著信以為可以決定國家興盛與否的關鍵，因而加以依賴。諸侯王族們的精神上和國家抵抗攻擊的實力上都格外依賴那些已經淪落為遊士的各路人士。而各種破產的貴族更激憤，且為了生存不得以必須要尋求改變。可以說，是諸侯王公與遊士門客彼此相互需要相互依賴。但抱守舊制，這一切終究無濟於事，只能是暫時的特殊過度現象。
所謂的“戰國四君子”或“戰國四公子”的稱謂，首先是有君王封的，同時理應當是由當時社會環境下四公子所養的士族食客、門客們所恭維稱謂起來的。相互吹捧呀，精神上的慰藉、鼓舞。而且，這些破產的舊士族本來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一定技術及能力的人，這些人基本上掌控著當時的話語權、輿論引導。由此“四君子”之稱謂也就形成了榜樣，形成了效應，有人為他們唱讚歌、誦榮譽名聲，於是就雁過留聲了。秦國的威脅越大，這些公子及公子所養的士們整體硬實力不行，於是也就會越相互聚攏慰藉彼此的精神力量，於是就形成了較強大的軟實力。形成了效應。尼采說，“道德不過是弱者對強者的限制，要求強者分一杯羹。”一定角度表達的有那麼一層道理的。
而且，尤其是後來新興的大秦帝國二世而亡，以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舊貴族們遺留的“舊聲音”此起彼伏也就起來了佔據了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歷史典故。
戰國四君子典故的形成怎樣承上啟下的影響君子文化的？
3、君子形象、範疇和君子文化的大致歷史發展變化
周朝禮崩樂壞後，君子被賦予了更廣泛的範疇，不再是嚴格的階級烙印下的貴族的尊稱了，尤其是孔子打破有教無類後，平民得以有一定的機會受教育了，君子也開始更多具有了是以德行為核心的文化觀念了，雖然更多時只是停留在表面。
這個文化觀念是以秦朝的建立、新興地主階級的崛起為模糊的分界線。秦國是不斷的打破周朝以來的土地制度和用人制度，平民也各得土地，解放了奴隸庶民，使得大量的平民階層也發揮了才能。而這些有才能的出身卑微的庶民、奴隸雖然在秦朝的建設上有大的貢獻，但是，此時在根深蒂固的貴賤階級禮制道德文化觀念下很多時候往往還是使他們還處於輿論上的被動地位。到了漢武帝董仲舒新儒學的興起，實是新的儒學道德體系在新興地主階級制度不斷形成穩固後必然隨之形成的。此時的君子的稱謂完全已經不絕對是王公貴族階層的稱謂了，而也有了更多“人窮志不窮”，“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堪其憂”等的出身卑微但精神上高貴的君子文化理念因素了。
再到後來，什麼“君子動口不動手”，“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之交淡如水”等等。君子的形象、文化觀念隨著社會發展、朝代更迭、社會風氣不同而不斷變化著，且越來越豐富。但整體上都是封建帝制文化圈內的君子文化形態。因為自秦朝至清朝兩千年來基本的帝制沒有變，文化不過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因此君子的形象及要求自先秦之後一直也就大同而小異。
周朝時，君子與公子一樣都是奴隸制度下的王公貴族子弟的專用版的尊稱而已，而先秦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君子文化正在劇烈變動的時期。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隱約可以看出，君子文化的大致形成及歷史發展變化。戰國四君子上承周朝貴族君子文化形態，下啟封建帝制地主階級的君子文化形態，戰國四公子養士是戰國時期特殊的現象而已。“君子”最初與周朝王公貴族的“公子”是一樣的首先是要有一定階級身份地位為必要條件的尊稱。到了春秋戰國，周朝制度不斷瓦解，這種首先是世襲身份地位作為衡量標準的君子稱謂當然也受到嚴重的衝擊，這也就是戰國四君子格外顯眼的原因所在，逆勢而上，最後的中流砥柱而已。
到了秦朝一統，法家法治短暫盛行一時，進而是漢承秦制，到了漢武帝，以董仲舒新儒學文化體系的提出，適應了新興地主階級，周朝時王公貴族專用的君子稱號，也隨之發展變化賦予有了新觀念，打破了首先是以身份地位來衡量的標準，使得出身低微，只要德行夠好，也就符合了是君子風範。這也是對應當時的選才制度的，漢朝察舉孝廉制，周朝的完全是分封宗法世襲制。察舉孝廉，“孝廉”這樣的德行首先是仁人君子的入選標準，這與周朝的完全是宗法血脈世襲的禮制儼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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