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流調人員不像醫生，患者會主動儘可能多地給醫生提供有用信息。流調人員說，希望市民在經歷過疫情之後，能夠了解到流調的重要性，為他們將來的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當大家對新冠肺炎“零號病人”議論紛紛之時，近日，上海的“一號病人”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經報道，1月16日傍晚5時，上海市疾控中心的電話響起。電話來自長寧區疾控中心，長寧區某醫院，有一位武漢過來的病人，高度疑似新冠肺炎。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傳染病防治所急傳科的二位醫師趕到醫院的發熱門診後，一邊等待核酸檢測結果，一邊開始了緊張的流調工作。讓流調人員欣慰的是，上海第一位確診病人非常配合，到了上海後沒有去過其他地方，密切接觸者只有女兒和女婿，到醫院就診也是女兒家裡開車來的，沒有涉及公共交通。
1月20日，經過國家複核確認了本市第一例新冠病人。
用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現場工作組副組長潘浩的話來說，流調的作用就是控制增量。
流調，即流行病學調查，就是通過抽絲剝繭式的調查詢問，透過紛繁複雜的生活軌跡，探索傳染的來龍去脈，將一個個看似毫不關聯的片段，串成一條條緊密連接的傳染鏈條，然後通過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等措施，保護易感人群。同時，流調也為判定病例的感染來源和密切接觸者提供了依據。
凡是經醫院初步認定的疑似患者，流調人員必須第一時間介入，即便最終發現是 “虛驚一場”。因此，有網友給流調員們取了一個酷酷的別稱：獵毒者。
事實上，正是有了流調人員對上海2500多位疑似新冠肺炎病人進行的深入流調、調查，以及排摸可能感染的蛛絲馬跡和傳播方式，在第一時間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儘可能控制了新冠病毒這個“星星之火”。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至今為止的330多例確診病例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密切接觸者中確診。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流調的重要性，以及上海的防控是切實有效的。
幫助患者尋找回憶，補齊時間線
“我們的手機是24小時不能關的，隨時待命準備去現場調查。輪到備班的晚上，更是不能深睡。半夜被電話驚醒的情況也不在少數。”1990年出生的馬兆驤這樣形容流調隊員們的工作節奏。
馬兆驤是靜安區疾控中心急性傳染病防治科的科員，此次疫情防控工作開展以後，身處急傳科的他自然成為流調隊第一梯隊的成員。
“這次是我工作以來第一次經歷的重大疫情，雖然平時工作也積累了些經驗，但說實話心裡還是有點緊張的。工作中，我會不停地提醒自己要細緻，不要出錯，也要在患者的面前展現出自己的專業性。”馬兆驤告訴《新民週刊》記者，如果遇到棘手的問題，他也會及時向有經驗的同事討教。
靜安區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在現場開展流調工作
某日17時左右，臨近下班的馬兆驤接到了區內某醫院打來的電話，說接診到一位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來不及吃飯的他立刻檢查了一下流調裝備——防護用品、流調錶、採樣試管、消毒用品等，便與同事趕往醫院。
流調的目的是要回答“病人在哪裡被誰或通過什麼途徑感染”“可能與其接觸的密切接觸者有哪些人”這兩個關鍵問題。因此，調查中，流調人員要做到儘量細緻。疑似患者發病前14天去過哪裡、密切接觸過哪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的班次等，這些信息瞭解得能多詳細就要多詳細。
“但我當時碰到的這個上海老太太相當的自信，因為沒有武漢旅行史，也沒有相關接觸史，覺得自己不會得病。在面對我們的流調時，很長時間是在抱怨，回答也是相當敷衍。”馬兆驤回憶道，他只能一邊安撫，一邊儘可能梳理出有用的信息，“但第一次的交談，其實不算太成功，得到的有用信息很少。只知道，她去過兩家醫院檢查，還和女兒一家吃過年夜飯。”
馬兆驤告訴記者，當他們聯繫老太太女兒時對方也是相當警惕，第一次電話，甚至連名字和地址都不願告知，“她們電話會接，但就沉默不願意多說。她女兒還很擔心我們會上門，不想讓鄰居指指點點，說她們還要在這裡住很長時間的”。
馬兆驤在做電話流調
但第二天，老太太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她被確診得了新冠肺炎。當老太太得知這一結果時，抱怨更多變成了擔心。馬兆驤在第二次與她溝通的時候，首先安撫了她的情緒，然後告訴她事情的嚴重性。這一次，老太太配合多了，說了兩家外區醫院的名字和當時看的科室。
“我們當時懷疑她在就醫過程中感染的可能性很大，但後來經過市裡的幫忙，我們把這個可能性排除了。”馬兆驤說，為了找到老太太的感染源，他再一次給她打了電話。
由於時間太久，老太太很多細節都記不太清。馬兆驤陪著她一天天的回憶，甚至精確到了幾點幾分。因此一次流調，通常花上兩個小時都不算長。
終於，老太太回憶起，自己曾經有一次和女兒到過一個交易中心。“之後我們通過引導其女兒，進一步聯繫與患者交易的對方得知，當天與他們交易的對方是被確診的病例。”馬兆驤表示，這下總算弄清楚了老太太的感染來源，流調才算完成。
希望患者更多的配合
如果碰到記不清的患者還能慢慢引導回憶，那碰到有意隱瞞的患者，只能通過流調人員的觀察和溝通來實現突破。
靜安區疾控中心食品營養衛生科科長陳毅瓊在此次疫情中是支援流調組的一員。在她碰到的案例中，她發現很多患者在講述自己或者自己親人的活動時，出於保護他們的目的，都會說得比較詳細，“但一旦涉及到朋友，或遠親，出於各種顧慮，很多人就比較含糊”。
陳毅瓊清楚地記得，她在做流調時碰到過一個剛退休的阿姨。阿姨在陳毅瓊的引導下非常配合地講述了自己的行動軌跡，但當陳毅瓊追問她具體某幾個空白的時間段時，阿姨就開始含糊其辭。
陳毅瓊在做電話流調中
幾經追問，再加上從阿姨兒子那裡旁敲側擊，陳毅瓊得知，阿姨原來是約了幾個小姐妹聚餐。“這些小姐妹，可能有的也不是很熟悉，就是平時買菜或者跳廣場舞認識的，所以阿姨比較顧忌。通過給阿姨做思想工作，我們終於得到了其中一個小姐妹的聯繫方式，又通過她，我們才對所有人完成了追蹤。”陳毅瓊表示。
在陳毅瓊看來，拉家常是一個很快與對方熟絡並獲得信任的方式，在讓對方回憶之前，她自己首先會回憶一遍那天的細節，“如果是下雨天，我會提醒對方，那天好像是下雨天，你有沒有叫過外賣或者出門拿過快遞。”
靜安區疾控中心急性傳染病防治科科長李恩國在審核信息
流調人員有自己的工作準則，更確切地說是使命。從接到醫院通知一刻算起，第一時間要出具初次調查的報告，幾乎沒有商量的餘地。因為晚一分鐘，病毒便會在不具名的地方多“逍遙”一分鐘。
很多時候，流調人員不像醫生，患者會主動儘可能多地給醫生提供有用信息。“而我們是被動去問，只有自己想得越多，流調時才能問得越細。”陳毅瓊表示，也希望市民在經歷過疫情之後，能夠了解到流調的重要性，為他們將來的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新民週刊 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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