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上，孔孟学说，代表着中国的文明进程，而西方的基督信仰又与西方的文明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西方基督在指导着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要指出的有一个现象，中国文明的发展一直是以温和的方式发展和交流的，当然，也有接纳和包容。比如说，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饱受迫害，顽强生存。这时候，中国以包容、接纳的方式接纳了犹太社团，系在河南开封，现如今还有犹太人居住，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犹太社区。
崇尚尚武精神的西方，常常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中国文明应该说在清朝之前，都是以一种温和的姿态与西方交流的，特别是与西欧、中东国家的交流。在中华包容融合的环境中，中国文明也被平等相待。但是，自清朝入关之后，大清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农耕文明，在西方的近代文明面前败得一塌糊涂。于是，中西方两种文明发生的碰撞、交锋也尤为剧烈。特别是在中国孔孟之学与西方基督方面发生的冲突与交流尤为显得尖锐。
晚清中国，西风东渐，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不断深入，中国文明、社会不得不面对西方的冲击。在西风东渐与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进程中，这种趋势就日甚一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曾经推动了晚清中国的留学教育，但是留学生走进美国后，却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背离。于是，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便召回了留美幼童。
在留美幼童被召回的问题上，就是中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就遭到了国内保守势力的攻击。就连支持留美幼童的李鸿章在维护儒家体制上，公然站在了反对新观念的行列。
孔子讲学的绘画
最初，李鸿章表明支持幼童留美，有着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在上奏朝廷的奏章中说：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
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礼制传统、科举等文武制度，远远优于西方，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只是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上不及西方。他在致总理衙门的原函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不可动摇。他主张遵循儒家传统的治国方略，内修政事，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帝制统治秩序。但是李鸿章又十分赞赏西方的军事技术。因而，他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引进武器装备，进而造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油画《利玛窦与徐光启的文化盟约》
不知李鸿章如此，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也认为学习西方应“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要中学为体，他把中国传统礼制看作“本”， 他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看作“末”，认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在治理国家，实现富强的方略中，仅是“治标”的性质，目的还在于固本，即维护儒家传统。
这不仅是李鸿章的观念，而且是大清国官员中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即便是很早就开始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在谈到向西方学习时，也持相同的观点。
西方传说中的基督教起源
大清朝要维护礼制传统，捍卫儒家学说，但是，留美幼童走进美国却改穿洋装，剪辫子，加入基督教。这些幼童身在美国，全然忘了上下尊卑的礼仪传统。所以，在礼制的斗争中，他们被召回也就不足为奇了。
既然大清上下要维护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那么，孔孟学说与西方基督到底孰优孰劣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致力于传教改变中国人观念的西方传教士林乐知持公正的态度。
林乐知认为中国儒学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如果中国人能正确地理解这些遗产，对中国文明、改革的推动倒也不是坏事，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中国的经典著作对中国的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再考虑摒弃它们，而是考虑像在欧洲和美国引用希腊和拉丁文化那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身着律师服的伍廷芳
既然在林乐知看来中国儒学是不容忽视的文化遗产，但也存在精华和糟粕，他很反感科举制度的八股取士。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里，科举制度是传统儒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皇权专制的纽带，由于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致。通过科举考试、八股取士成为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最大诱惑。林乐知对此予以了强烈的抨击。他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取士制度，只注重那些八股经文、条对和一些浮词策论，而不注重实学，这种传统而腐朽的科举取士制度正是中国落后、积贫积弱的祸根，他说，“乃自唐以来，竞尚词华，罔事实学，诗赋时文骋妍抽私，虽使才踵屈宋艺，逐章胡究，不知其所为用者安在，犹复尊之以盛名，歆之以厚禄。至今天下才智之士锢塞，明日钻研于试帖之时文之中，以至老死而不知所止，中国之积弱岂不坐此哉？”
林乐知觉得中国的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实在是一无是处，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只有废除科举制度，崇尚八股取士的风气才会得以扭转，进而基督教与近代科学才会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也是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教学方法上采用中西兼顾的原意之一。
西方描绘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的漫画
曾经留学英国后来成为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对基督教与中国的评判。义和团运动发生后，美国社会指责中国。伍廷芳在美国发表演讲为中国辩驳。伍廷芳正告西方，由于生活条件、环境的不同，东西方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伍廷芳指出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深层动因。伍廷芳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进行剖析：首先，中国人并不反对外国人来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熔铸了中国人雍容大度的开放胸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即为明证。自古以来就有众多国家的人来到中国，先是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次是西亚波斯诸国，后是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中国人与他们和睦相处，平等交往，相互贸易，从未表现过敌意和仇视。 最著名的当数威尼斯旅行家马可孛罗。他自1274年出访中国， 受到元朝统治者忽必烈的隆重欢迎，甚至在元朝担任枢密副使，奉使云南、江南、占城和印度等地。在他回国后，中国人民深深地怀念这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珠江口即建有一座古庙，名字“孛罗庙”。“很明显，中国人原先并不反对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外国人在政治上或社会上并未给我们造成麻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采用了我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
伍廷芳在美国关于东方与西方文明的演讲
此外，西方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肆意亵渎中国人的信仰，也是造成西方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伍廷芳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中国人深为厌恶西方传教士，正是由于他们在中国肆意妄为所造成的结果。他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欧美列强依恃坚船利炮，逼迫清廷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司空见惯。 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坚船利炮成为西方推行自己意愿的通行证，“这便是外国人在中国如此不得人心的根源之一。”
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中，虽然也有一些人为推动西方文明向中国的传播做了一些事情，还有人在中国建立学校，开设医院等等促进了中国教育、科技、医疗事业的进步，中国人民也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但是，大多数传教士到中国的目的就是传教，以文化侵略的方式帮助侵略者实现利益扩张。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中国划分教区，招揽社会无赖，地痞恶霸，为其传教服务。
美国传教士在北京街头
这些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之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可以恣其所为”。因有驻华使馆撑腰，遇有教案，“传教士（往往）干预中国法庭执法， 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使皈依者得到有利的判决。”有的省甚至出现了“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的现象。为保官职不丢，地方官员每每“袒教抑民”，以致造成“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 长此以往，自然增加了中国与西方的民族仇恨。
基于这种种现实，伍廷芳在演讲中反问，“如果将你们自己放在中国人的地位，你们就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感情！这种行为在当地人中间造成对外国人不利的印象，难道是反常的吗？”
民国了，大清子民剪掉了辫子，美国也该剪掉霸凌的辫子，回归文明
这次演讲过后，伍廷芳应纽约道德文化社的邀请，在纽约卡奈基厅作为了题为《孔子的学说》的演讲。伍廷芳在开篇中对基督教和中国儒学的基本教义作了比较，对基督教义的虚伪性予以了辛辣的批判。
伍廷芳说，“耶稣常言，‘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我应该承认，这是高尚而宽阔的情怀。但是，这样卓越的道德标准对于意志脆弱的人类社会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一些传教士叫嚣血腥报复，基督教的军队正在破坏田园、焚烧城镇、村庄、家庭、不分年龄性别，不加区别的屠杀、掠夺的时刻，请反躬自问，“你是否能爱那些杀了你的父母、毁坏你家园的人呢？” 他指出，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但是，这种崇高的道德情操，对于意志薄弱的人是难以实现的，可悲的事，基督教正在背离“爱你们的敌人吧”这种准则。
代表着近代文明的第一届世博会
伍廷芳认为基督教的一些教义与中国儒学有相通之处，《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孔子也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二者大意相似；又如《圣经》上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孔子则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就是如此。
演讲中，伍廷芳又说，基督教义与儒家学说有共通性，实践的途径也有一致性。好的基督徒是好人，好的儒士也是好人。伍廷芳还就儒学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并指出，儒学是一种和平的宗教，“这种学说的传播不是武力征服或侵略宣传的结果，它从不靠刀剑，也不靠教徒去争取信徒……儒学祈助于人类的同情心、共同利益、崇高抱负。它的威望的建立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人们心悦诚服地皈依”。言外之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为它有一种和平的宗教。这对当时西方某些媒体抵毁中国人民的报道，无疑是最有力的驳斥。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伍廷芳的演讲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多正义的美国民众纷纷给伍廷芳写信表示赞同。《孔子的学说》演讲后的一个月内，伍廷芳就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数百封赞扬信。但同时伍廷芳的演讲也引起一些传教士的不满。
1901年1月27日在费城伦理学会上，伍廷芳再次作了名为《孔子与孟子》的演讲，详细地介绍了孔子、孟子的生平与学说，还对美国一些人的指责予以了答复，伍廷芳慷慨陈词：“对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令人崇敬的基督教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批评，更没有必要害怕友好的比较。孔子的学说是宽恕。在它的发展史上，没有那一个异教徒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过，也没有发生过以它的名义发动的圣战。……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善良的东西，也有许多善良的宗教。……我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教人为善。如果每个人都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所信仰的宗教的教义行事，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犯罪将会很少发生，战争将会更少更少，和平将会更为持久”。 这样，孔子和基督教所推崇的“爱人”就可以实现了。
看来，不是东方战倒西方，也不是西方文明打败东方文明的问题，孔孟学说与西方基督师共融的，应齐头并进，相互尊重。李书纬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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