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北宋时著名的杨家将系列故事，围绕杨业父子、佘太君婆媳、穆桂英夫妻三大组合，以"血战金沙滩"、"十二寡妇征西"、"穆桂英挂帅"等主要情节，塑造了中国北方农牧混合地带人群忠勇节义的英雄形象，成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三大家将小说之一，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相比呼家将、薛家将这两部家将小说，杨家将故事获得更多拥趸的原因，或许在于其中的女性主义成分。虽然小说中的佘太君和穆桂英故事出现较晚，却比杨氏父子演绎出更多版本。正是这种与千篇一律的男性叙事截然相反的女性征战主题，为杨家将系列故事打上了独特的文化烙印。
这样能征惯战的女将形象并非凭空臆造，小说中杨氏、佘太君、穆桂英活动和征战的陕北及晋北地区，的确生活着与他们从姓氏到事迹都颇为相似的人群。前人指出，穆桂英的姓氏源自生活在庆阳盆地环州的党项慕容家族，佘太君则源自活动于陕西北部府州的党项折氏家族。而女性参与征战的习俗，恰好就是党项群体的传统之一。
穆桂英挂帅剧照
一、探索人物的历史原型
今人对杨家将原型——麟州杨业家族——是否为党项之裔，尚存争议。但佘太君原型——乐安郡君折氏——的丈夫，丰州刺史王承美确为党项诸族之一。而且，从唐中后期至两宋间生活于麟州、府州、丰州周边，诸多为宋朝保塞戍边的群体皆为党项后裔，这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早期数立边功的环州党项慕容家族倒向西夏一边，可活动于府州的折氏家族，颇当得起杨家将中满门忠烈的形象。府州折氏自唐代中期以后，经五代至北宋一直生活于陕北、晋北相交之地，屡受册封。折氏历北宋一代，多次击败契丹辽国的攻击，在西夏立国扩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附宋，屡败西夏，时人有"折家兵"之赞——而他们与西夏的核心群体都源自党项。府州折氏夹在辽国与西夏之间，历数百年而不衰（最后没于金国），固然离不开北宋年年以岁赐的方式购买和平，但也少不了折氏自身北抵西抗，男兵、女兵都曾浴血。
佘太君剧照
诚然，从史实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杨家曾与折（佘）家联姻，杨家也没有一位上得了战场、出得了厅堂的媳妇。但这并不令我们失望，因为杨家将系列故事，确实浓缩了这些两宋之际生活于山、陕北部高原党项诸族的事迹。留给我们无限畅想的是，他们与建立西夏王朝的李继迁、李元昊家族有着共同的渊源，又是怎样的互动过程使他们选择加入了不同的文化阵营，并深深融合了这种文化？
二、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麟州、府州和丰州组成的"河外三州"，并不是杨家将的故乡。在1038年元昊称帝西夏之前，这些地区和当地人群对于北宋王朝的意义尚不明显。不过，在北宋渐渐失去渭河谷地以北广大地区后，杨家将的地位开始节节攀升（该地还肩负着北宋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的生产，使其在与辽国的军事对峙中尚不至落于下风）。要解开这一群体在短短数百年之间经历的文化变迁历程，少不了要将杨家将和元昊们还原到更大的时空进程当中。
穆桂英剧照
党项在隋代（581—619）尚在川北、甘南之交岷山以北活动，唐朝封其首领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随着吐蕃强盛，党项受到威胁，"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和宁夏南部一带），置静边等州以处之"。依据我们之前的"通道"观点来看，沿着吐蕃从南方而来的方向延伸，注定了党项群体继续向北、向东移动的趋势，当党项沿着六盘山向北移动时，就进入距离唐朝核心区不远的陇东盆地。
党项族形象
随着吐蕃在唐中期进一步东进陇右与唐朝接壤，党项最终迁居到"地理漏斗"北面的毛乌素沙地。在这里，他们将原本适应河谷林地的"牦牛、羊、猪"畜牧组合，调整为"马、羊和牛"这一更适应荒漠草原的类型。这一转变，在改变党项经济方式的同时，也对其社会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三、吐蕃推动党项东迁
这一北方草原新来的放牧者，很快被"国马尽没"的唐朝注意到。由于吐蕃东进，唐朝在河西走廊的传统马匹产区陷落，而在南方新设的马场又因为海拔、温度等环境问题效果不佳，使唐朝陷入坐骑匮乏的困境。虽然，远在漠北的回纥在代宗朝（762—779年）曾一度"岁送马十万匹"，导致"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但由于产地远离市场，最终无以为继。而党项则因为占据了距离唐代核心区域最近的牧区，具有临近消费市场的优势，便成为唐朝固定的马匹供应者。
吐蕃族形象
"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是中唐诗人元稹对唐朝与党项、吐蕃关系的浪漫描述。马匹贸易给党项带来"部落繁富，时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的盛况。借助党项的马匹，唐朝成功阻止了吐蕃东进的威胁。党项马这项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由于边将大肆索贿，党项"怨苦既多，叛亡遂起"。元稹本人也曾提到，官员巧取豪夺，导致困而无依的党项牧民"起为盗贼"。
四、贸易的来往对文化融入的影响
公元818年，夏州节度使田缙掠夺党项畜牧产品，导致党项逃亡，并引吐蕃报复。此次事件蔓延十年，才因部落的降附、安置，告一段落。到了大和年间（827—835），活动在沙地南缘的宥州党项逐渐强盛，并以羊、马换取唐朝的铠甲弓矢。尽管边镇官员上表要求禁止商人向党项出售兵甲，但无法阻止兵械的流出。在贸易增长—外力褫夺—武力抗争的螺旋进程中，随着文化互动频度的增长，党项的社会变迁过程染上了军事化色彩。
吐蕃疆域
马匹贸易给党项社会带来了财富，促进了部落的繁荣，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危机和社会转型的契机。唐朝对马匹的需求，在回纥汗国最终分裂、"回纥马"这一重要来源消失后，全部投诸党项的牧群。党项社会借此壮大，并在外力作用下，加速了他们"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的动态趋势。
五、平夏南山云有异，源流风俗本不殊
在党项的叛乱和降附之间，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冲突规模、程度的攀升，党项群体内部也在发生微妙但足以捕捉到的文化变迁。9世纪中期，党项部落在过去数十年的屡次叛附之后，分化出了农业文化视角下所谓"生、熟"之别。在击破回鹘牙帐的战役中，党项拓跋部就和沙陀李国昌部、铁勒契苾部一道响应征发。这是唐朝首次招募党项参与对外作战，拓跋向为党项大族，而沙陀与契苾都长期追随唐朝的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党项已经从最初为唐朝政府提供人力、物力，进一步转为出动武装人员，呈现出由"生"向"熟"的变迁。
回鹘可汗形象图
因此，当党项是后再次有变时，唐朝也针对这一生、熟之别，采取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对策。公元851年，唐宣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党项问题。由宰相白敏中向党项主要聚居的两个地区出兵，分别是：靖边县沙漠草原游牧的平夏党项，横山县河谷农牧兼营的南山党项。
战事在三个月内结束，唐军取得胜利，党项俯首。事后颁布的《洗雪南山平夏德音》诏书中，唐朝特别对两部作了区分："平夏、南山，虽云有异，源流风俗，本实不殊"。两部历来都有外出剽劫的行径，然而在此次平叛中，平夏部表现良好，"发使抚安，尤见忠顺，一如指挥，便不猖狂"。相比之下，南山部却"为恶多年，化谕不悛，颇为边患"，在此次平叛中因顽抗而诛擒不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复对更难约束的南山党项加以警告：如果"再犯疆界，却入山林，或不从指挥，即召募平夏党项精锐者讨逐，议不容舍"。
在这里，唐朝选择了率先输诚，并表现突出的平夏党项——这些群体早先很可能因为更依赖交换经济，而与农业社会保持更密切的交往。同时，由唐军将领指挥归顺的平夏党项，以此有生力量，弥补唐朝久陷藩镇之乱造成的兵员下降。至此，
"源流风俗，本实不殊"的平夏和南山部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由于唐军日后常以"平夏党项精锐者讨逐"为恶不悛的南山部落，在两者之间造成了深深的鸿沟。
党项族形象图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政府为嗣后出降的南山部落划定了居住区域，"乃自南山并河按屯保，回绕千里"。这条狭长的定居地带恰从南山（今陕西横山县）起至黄河；更重要的是，这条与陕北长城正好吻合的土堡防线，不但覆盖了无定河/洛河进入渭河谷地的通道，而且与麟州、府州、丰州治所一脉相连。这与府州折氏家族
"自唐末世有麟、府之地"的自述，恰好相印证。公元851年之后，党项的大规模活动确实平息，无论是选充精锐的平夏部，还是安置定居的南山部，都不再见诸史载。我们也无从知悉他们的冲突和部族分化。但公元873年时，平夏部的大首领拓跋思恭已在政治上崛起。他在黄巢起义中参与靖难，平乱后封爵赐姓。他的后代们经历了五代和北宋初期，坚持守在陕北高原的土地，最终放弃了唐、宋两朝的赐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而与此相对的，则是"河外三州"的折、杨、王家等"土豪"，他们在北宋时选择了自己的政治归属和族群认同——北拒契丹、西抗夏，始终站在宋朝一边戍守边疆，留下忠勇节义的传说。这同源异流的原因，或许应该追溯到百年之前，平夏和南山的分裂，以及围绕"党项马"展开的社会变迁。
党项族人形象
六、物质生产与文化变迁
为了给下面正文部分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对象，需要从平夏部、南山部到元昊、"杨家将"的变迁中，概括出一个具有解释性的模型。本文开始涉入的人群之间的互动方式，不如地理构造"通道"那么一望可见。党项人群在8世纪中期分别经过了几个阶段的迁移过程。他们从甘青川交界处移动到阴山以南的黄河"几"字形转弯，定居在毛乌素沙地边缘。在迁移的过程中，党项群体经历了几种不同的环境——从高原河谷到沙地草原。他们逐渐放弃了原先建立在"牦牛、羊、猪"畜牧组合基础上的生计方式，调整为"马、羊和牛（以及骆驼）"这一更适应荒漠草原的畜牧类型。
吐蕃族进贡图
马、牛、羊等畜牧产品是党项游牧生活的物质基础，但在农业人群眼中，或许只是会移动的财富。生产专门化（以放弃农业生产为代价，大量蓄养马匹、牛羊来交换粮食），既是党项交换经济勃兴的原因，也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变迁之源。交换经济的确使得党项"种落愈繁"，但也导致唐朝边境官员强买强卖。早期的索取或许不会对游牧群体的生产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无节制的掠夺（"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不但破坏了游牧者生活的物质基础，也造就了紧张的族群关系。建立在畜牧产品—农产品基础上的交换机制，最终将农业帝国边缘的游牧群体卷入了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机制。
社会生产遭受破坏的党项群体选择暴力方式加以回应，并逐次增强，而农业帝国报以剿、抚并行。生活方式、活动区域有所差异的党项群体基于不同的立场，选择不同的策略，总有一些群体比其他那些群体更早"归义"。率先效诚者收获的报酬和付出的代价同样重大，他们能分享帝国的军事技术、以军功进入升迁通道，同时在文化上接受农业社会的诸多文化特征。不过，他们可能不得不和其他党项群体走上对立的阵线。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眼前的平夏部和南山部。
回鹘女子形象图
结语
影响文化变迁的关键契机，在与农业社会的文化互动中到来。当农业帝国随着自身经济收入、支出失衡，最终走向破产时，原先束缚农牧过渡地带"混合文化"的压力就此消失。无论是拓跋思恭的后裔，还是府州折氏，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通道"。很难说谁的选择更成功，毕竟，平夏部的后裔建立了西夏帝国，南山部后裔的"河外三州"除了进贡"善马"之外，还贡献了北宋诸多名将，以及杨家将的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相似的机制始终影响着"通道"入口的人们，让他们因时因地，选择了不同的文化策略，而且后有来者，前有古人。
古代各族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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