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酒店隔離的病人想進方艙，因為這裡起碼有藥吃，有醫生看，懸起的心有著落。一旦進了方艙，目標轉向，變成“出去”，心又高懸，痊癒者期盼出院，重症者亟待轉院。假如沒有方艙，他們就無處可去。

記者 | 駁靜（發自武漢）

進入方艙

武漢客廳顧名思義，它是武漢這座城市為自己建造的大客廳，曾舉辦大型博覽會、大型嘉年華、大型藝術展。2月7日由“廳”變“方艙醫院”，開艙收治新冠肺炎病人。它由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挑頭，該院副院長章軍建總體負責。章院長同意我們進入武漢客廳方艙，前提是自備防護用品。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副院長章軍建教授，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院長。（黃宇 攝）

出發前，我在包裡裝上收藏好幾天的3M防護服，具體型號未知；護目鏡，但是過大，上次戴它，只覺得兩側漏風，但也比沒有好；醫用N95標準口罩，來武漢十天，第一次捨得拿出來用；醫用手套，戴上去很舒服，與手指嚴絲合縫，像第二層皮膚，而不是那種吃小龍蝦的手套。我把這些裝備都掏出來，忐忑堆到“前臺”桌上。幾位護士湊過來一看，“防護服不行，達不到標準”，“口罩什麼時候開始戴的”，“今天新戴的也不行，帶子太鬆”。不到半分鐘，我收藏的家底被悉數否決。

“前臺”準確地講是個登記處，警察、保安、技術人員等，進入方艙前，得在此處登記姓名電話與時間，體溫現場測量，一併記錄在案，由一位資深護士把握。2月13日這個下午，輪班護士是新疆醫療隊成員。登記處設於一間大帳篷內，帳篷搭在武漢客廳C廳正門口，穿戴防護服也在此間，兩側各是男女更衣室，同樣由帳篷搭成。視野放寬，武漢客廳方艙整個指揮部都在這片空地上，大門口有警察執守，指揮部帳篷呈灰黃色，醫護人員帳篷為白色，幾輛“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字樣、上海牌照的救援卡車一字排開。

章院長雖然強調“自帶防護”，護士自然不會放任我們使用那些不合規的防護用品。要消耗一套緊缺用品，我心中更是不安。洗手，穿隔離衣，戴一層手術手套，手套拽到隔離衣袖口。接著是口罩，“貼緊”，護士走到我身後，“你這頭髮，沒見過這麼亂的，重新紮”，已經開始幫我梳頭。手輕柔地從頭上抹過，扎出一個頭皮發緊的馬尾，又盤成發揪。這才重新戴上口罩，抽緊口罩帶子。

2 月13 日入艙前，醫護人員穿戴防護服，這互相關照“戰衣”的一幕其實很美。（黃宇 攝）

然後是第一層帽子，要求不露出一絲頭髮。光是處理頭髮，就花去足足五分鐘，鬢角，腦後，髮絲亂飛，令人惱怒。

穿防護服得十分小心，因為它挺脆弱，蹬得太用力會扯破，拉鍊拉到頭，前襟能遮住整個下巴，與口罩下緣交疊。防護服的帽子覆蓋額頭，此時再戴護目鏡，上扣住帽子，下壓住口罩，整張臉就此被全部覆蓋。第二層手套戴上、捆緊防護服袖口，再穿鞋套，層層疊疊，幾乎大功告成。護士說，出艙時脫防護服更危險，當萬分小心。

她又扯了幾片膠帶，在我臉上填空，縫隙全都粘上後，將我推入另一個世界，“好了，去吧”，護士拍拍我。我朝前邁步，想回個頭，沒回成，因為全身僵硬，回頭費勁。穿過三個空間，打開三道門，進入方艙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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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霜

2月13日和2月14日，我進入方艙兩次。我訪談的患者中，數胡曉霜血壓最高，嗓門最大，眼睛最利索。護士在我防護服上寫了名字，又寫“記者”，除此之外，與醫護沒有區別，其他人有問我如何用藥的，她第一個看到“記者”二字。她喊住我，說她有好幾天沒聯繫上她老公了，“跟你們記者傾訴一下”。

胡曉霜今年63歲，這是她在方艙的第5天。艙裡組織“八段錦”，好多婦女跟著跳，她沒參加過，因為血壓高，這些運動呼哧帶喘，她一概避免。

方艙組織輕症患者跳“八段錦”。其實對全副武裝的護士來說，運動是件艱難的事。（黃宇 攝）

胡曉霜家在湖南新晃，1月21日凌晨2點多，她和丈夫二人上了K1804號列車，長沙站，火車凌晨2點43分駛出，早上8點半到了終點站武昌。兩個妹妹已經在車站等候，四人坐了兩站公交車，到了父親家。

出發前，親友都勸胡曉霜，這種時候“沒得往武漢跑了”。女兒也勸，“那個病很嚴重，不是你們想象中這麼簡單”。胡曉霜不聽，她有堅持的理由。今年她老父親92歲，膝下一兒三女，胡曉霜是老大，弟弟一家本來就在武漢，兩個妹妹與妹夫，分別從上海和河南，抵漢已有時日。一家已經聚齊七口，就等著胡曉霜兩口子。

胡曉霜給她父親打電話，聽到老爺子精神硬朗，言語中對團圓透著期待。上一回全家人聚在一起，還是八年前，那一年過完年沒多久，老母親就去世了，一家人辦完喪事才各自散去。胡曉霜心裡盤算，無論怎麼樣，這趟一定要去。此時電視新聞已將新冠肺炎“人傳人”的消息盡力傳播，

胡曉霜給我看除夕夜一家人拍的全家福，在客廳，老爺子居中，看上去起碼比較實際年輕十歲，臉色紅潤，笑意盈盈。吃過年夜飯，正看“春晚”，胡曉霜感到“全身骨頭痛”，找出“白加黑”吃，早早睡下。第二天開始發燒，之後她爸爸也開始出現不適，不肯吃飯，情勢急轉直下，“後來尿也尿到褲子裡”。全家人開始忙著照顧老父親，胡曉霜的病暫且擱在一邊。

2月2日晚上9點20，妹妹胡曉於到父親房中查看，發現老人已氣息冰涼。這時距離老人不舒服僅僅一週之內，他迅速感染，迅速逝去。沒去過醫院，沒來得及做檢查，沒在新冠肺炎的死亡數字之列，殯儀館的車將人接走當天，也沒有人對家中做消毒處理。顧不上傷心，全家福上的其餘八人全部去醫院做檢查，只有弟妹一人倖免。

2月初改建的武漢體育館方艙醫院（遠征 攝）

“2月9日下午4點，我老公被送去天佑醫院，我就再也沒有他消息”。時間、地點，胡曉霜記得一清二楚。進方艙允許自帶行李，使用手機、電腦，也有無線網絡，艙盡頭還有圖書角。這些設施於胡曉霜無益，她在方艙無事可幹，不看書，不刷手機，不跳舞，但精神頭足，就在心裡反覆回憶那些細節。

當晚7點，胡曉霜與二妹胡曉月一起，從七天假日酒店獲准轉移。共十幾號人，上了一輛公交車，胡曉月的丈夫卻未能一起，原因是他兩次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陰性，無法入住方艙，直到2月14日，仍在隔離酒店。公交車上，胡曉霜默默祈禱，方艙既然叫醫院，總歸比隔離酒店好，隔離酒店“有時給量體溫，有時又不量了，很隨便”。她又給丈夫陸久春撥去一個電話，醫生接的，醫生說，“情況不是很好，上呼吸機了，不能說話”。胡曉霜心裡難過，但沒有掉眼淚。

胡曉霜和胡曉月二人的床位挨著，我跟護士借了一條凳子，坐在兩張床中間。進艙前護士叮囑，即便全副武裝，也儘量保持一米距離，我現在這個方位，與病毒呈掎角之勢。

我口罩應該沒有戴到最理想，被護目鏡壓住，嘴唇被口罩壓住，一說話，聲音大半都被口罩擋了回來，我自己聽來“轟隆隆”響，外面只有嗡嗡聲

陸久春

胡曉霜姐妹二人，床挨著床，多少年沒有這樣朝夕相處，有漫漫長日供她們敘話。胡曉月問姐姐，記不記得有一年，她們的媽媽去長沙“比武”，比珠算和點鈔，得了全省第一，報紙上就寫“雞窩裡飛出了金鳳凰”。胡曉霜當然記得，那個時候她還沒結婚。

胡曉霜能清楚記得有天晚上，領導讓她晚飯後去一趟家裡，她有預感，是去跟人見面。先前領導給她透露，要給她介紹對象。陸久春農村來的，這方面比胡曉霜差一點，比她大十幾歲，又差一點，單位待遇沒她好，這又差了一點，加起來差胡曉霜一大截。這親相下來，女方心裡第一感覺是“沒願意，看不上”。那時候談戀愛，要組織批准，要辦手續，她聽說她們單位有一個人談對象，女朋友弟弟小偷小摸，領導沒同意，那個人後來一輩子沒結婚，給耽誤了。領導說對胡曉霜和陸久春二人可以“手續全免”，陸久春曾服役6年，政治過硬，那個年代又不講錢，東說西說，胡曉霜逐漸同意。

結婚後，陸久春顯露出他的好。老婆生下的是個女孩，農村裡面可能有點嫌棄，陸久春於是逢人說，他喜歡女孩。女兒上學都是他送，穿衣服梳辮子，到外面吃早飯，他跟胡曉霜講，“你多睡一會兒，哪怕多睡10分鐘也好的”，又說，“每天多睡十幾分鍾，一星期就多睡一個小時”。後來胡曉霜工作有起色，經常出差，更是全面地當起甩手掌櫃，家裡的事陸久春都沒要她操心。這次到武漢過年，陸久春自己七十多歲，仍是不放心胡曉霜單獨坐火車。去年3月份，他剛動過肺部手術，還在ICU住了一個多星期。胡曉霜心疼丈夫，曾跟他提議要獨自前往，讓他留守長沙，跟女兒一家過年。陸久春不依，二人結婚四十年，沒有分開過過一次春節。

胡曉霜在單人床上坐起，右手邊是她柔聲細語的妹妹，左手邊是弟弟曉軍專門買給他姐夫的製氧機。胡曉霜沒捨得扔掉，給帶到方艙了。一提起沒有音訊的丈夫，就變得激動，“他講，我血壓不好，大家一起互相好照顧”。

胡曉霜在方艙醫院學會了打字。這話年輕人聽來還覺得不可置信，胡曉霜這些年使微信，都是發語音，有的字一下子想不起來，心裡發毛，一起急，血壓上來了，腦子就發暈。陸久春就替她做決定，不打字了，就打電話，發語音。胡曉霜沒有丈夫音訊，就想給他留言。她花半個小時，發出一條文字，她寫道：“陸久春你好嗎，你一定要堅強，我等你回家。”2月14日，情人節早上，胡曉霜發出第2條微信，比第一條長了一倍。她寫道：“陸久春，你今天怎麼樣。我和曉於、曉月，我們三姐妹在一起，在方艙醫院，我們都平安。小妹夫還在賓館隔離，曉軍在協和醫院治療，已經有好轉。一切請放心。”

兩條留言語氣平淡，胡曉霜複述它們時淚眼婆娑。消息發出去如石沉大海。

最近這半個月的事情一樁接一樁，把胡曉霜前面六十多年經歷的風浪都比下去了。高中畢業下鄉，胡曉霜只待了幾個月就回城了，不像大妹胡曉於，下鄉整整5年，喝過牛腳印踩出窟窿裡的雨水，在陡峭的山上挖過土。這些苦，胡曉霜都沒吃上。她有時會看看方艙裡住著的其他人，心裡覺得自己應該比病友們要幸福一點，她這輩子，錢沒叫她發過愁，陸久春沒叫她發過愁，女兒的婚事沒叫她發過愁，仔細想來，一直算是無憂無慮。

她愛唱歌，報了聲樂班，在家裡邊做飯邊唱，陸久春會說，“唱得不錯，但有個字沒唱準”。胡曉霜喜歡鋼琴，一聽《黃河大合唱》就很來勁。年輕時沒機會學，退休後在老年大學報了免費興趣班。陸久春非常支持，因為高血壓，胡曉霜跳不了廣場舞，一轉圈就頭暈，他鼓勵女兒給她媽媽買了四萬塊的鋼琴。擺在長沙家裡，擱了兩年，胡曉霜有時翻起琴蓋“叮叮咚咚”彈幾下，等待正式上課那一天。前頭因為生病錯過興趣班，本來2020年過完年，興趣班又要開張。胡曉霜坐在方艙的小床上想，不知何時能出去，不知何時能回家，鋼琴課夢想這次怕是又要破滅。

胡曉月找到姐姐談起鋼琴課的輕鬆時機，勸慰她姐姐“要做最壞的打算”。胡曉月自己的女兒在上海工作，本來也打算到武漢跟外公一起過年。她買了1月23日的票，武漢在這天凌晨宣佈封城。胡曉霜說，幸虧沒來。她們姐弟四人，關係一直很好，不像有些人口眾多的家庭，為爭點遺產鬧破臉。胡曉霜講她家裡很和睦，很少爭吵，沒想到退了休，卻在爸爸的家鄉武漢，遭遇一場災難。

胡曉霜時刻想念陸久春，“本來一家人高高興興過個年，轉眼間變成在生死線上掙扎”，後來又說，“是我害了他”，後來又改口，“他還活著”。

世間事，不能假設。胡曉霜說她也不後悔回武漢，如果只能遠遠看著家人掙扎，還不如現在這樣“生死在一起”。胡曉於當時住在另一家隔離酒店，同一晚獲准轉院，難得姐妹三人，住進同一家方艙。現在她們期盼出艙，胡曉月說她第一件事是要去給重症的弟弟捐血清，胡曉霜出院想做的第一件事我沒有問，也不敢問。

羅笙

胡曉霜有高血壓，護士每天都會過來給她測血壓。病人進得方艙，護士安排好床位，分發物資後，醫生會過來問診。基礎疾病此時問明白，大部分病人都會隨身帶有做過的CT影像，核酸檢測的結果通常沒有書面資料，胡曉霜姐妹在隔離酒店咽拭子取樣後，核酸檢測結果都是電話告知的，這部分資料，掌握在上層手裡，他們由此決定何時將誰送入方艙。

兩位護士過來量血壓時，我騰出地方，走開了。謹遵護士叮囑，邁步時抬著腳，避免將腳底塑料袋磨破。醫護4班倒，一班6個小時，有的護士需要在整個艙裡走動，一位護士告訴我說，一班下來她要走一萬八千步。我打算繞艙走一圈。

新冠肺炎患者當中有大量上年紀的人，他們通常患有高血壓等基礎性疾病。（黃宇 攝）

整個C艙分為AB兩個病區，分別住男女患者，兩邊人數大致相當，中間劈出十來米寬的空道，醫生、護士值班室、藥房等都安在此處，打水、借書、向醫生諮詢事項，男女患者就在這裡相遇。廳中沒有上下水，四百多號人上廁所、洗漱和洗澡，都安排在艙外空地，區政府拉來移動廁所，又搭出洗漱間，再往遠處，幾層明黃色塑料隔離帶，將人群隔離在此間。

我2月13日第一次入艙時是下午兩點多鐘，當時艙內空地正跳“八段錦”，比廣場舞平緩，比太極活潑，不過仍是女性居多。我走得極慢，一圈走完大概花去七八分鐘。相比而言，男病區的確要安靜一些，我在這裡遇到電氣工程專業大二學生羅笙和他父親。

羅笙父親一直高燒不退，企望早日轉院；羅笙說他自己則毫無症狀，每日也會在艙內徒步，通常是吃完早餐、洗漱完畢後。

截至2 月17 日，羅笙做了一次核酸檢測，結果未知，他在等待下一次。（黃宇 攝）

武漢客廳眼下投入作方艙的有A、B、C三個廳，聽說A艙和B艙，都比C艙來得大，按編號推斷應當不假。這裡是1034至1461，算下來是428張床位，那麼A艙和B艙，平均得超過500人。從患者通道邁步而出，往右是洗漱間和澡堂，往左是移動廁所，如果從武漢客廳正大門時來，C艙最遠，在最右側，但患者通道在艙的另一面，因此他得往左走。走上幾十米，定能到B艙。不過羅笙只在腦中演算，他沒有出離開過C艙的行動範圍，他覺得現在還沒這個必要。

2月15日早上，羅笙走完一圈，頭腦裡冒出一百個念頭，回到床位，萬念歸一：爸爸要轉走了。護士剛才來通知，可以轉院，爸爸期盼已久，三兩下就把東西收拾妥當。羅笙與爸爸2月9號晚上9點多到武漢客廳，與胡曉霜姐妹是前後腳。只不過他爸爸進方艙前就高燒，之後一直不退，有重症之嫌，幾次申請轉院，終於得償所願。

他們家最早是奶奶出現症狀，那還是1月23日，一拍CT就不太妙，“雙肺已經爛掉”，羅笙跟奶奶沒有直接打過電話，一切都是從爸爸耳中聽來，他揣測“爛掉”的意思就是肺部“白化”極重。他長這麼大，沒見爸爸現在這樣，一提起奶奶雙眼自動泛起淚光。他聽爸爸在隔壁床同記者談，“最危急的時候，我非常絕望，跪在地上求醫生救我媽”，爸爸這幾天經常流露出來的焦灼不安讓他剮蹭到一些悲傷，從前覺得爸爸無所不能，現在迫不得已，要做這樣的事。

一直到2月3日晚上，社區才把奶奶送到一家民營醫院，此時症狀更重了，當晚就發生休克，醫生說他們醫院治療條件有限，最好是轉院，只是仍苦於沒有病床。又過了4天，終於在天佑醫院找到一張床。奶奶撿回一條命，爸爸同他住進方艙，家裡還有爺爺和叔叔，都是感染者，住在不同的醫院裡。一家人在同一座城市裡天各一方。

比起生死，羅笙自己焦灼的問題在方艙裡顯得微不足道——感染後，他發現自己失去了嗅覺，不知是肺炎病毒所致，還是藥的副作用，總之嗅覺整個完蛋了。不像普通感冒，鼻腔堵塞，空氣擋在門外，他能暢快自由地呼吸，只是香與臭不再有分別。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羅笙還在家裡，他洗澡愛用六神清涼沐浴露，發現失去嗅覺後，連皮膚傳導的清涼感受都大打折扣。肺部CT片影像顯示正常，不發燒，也沒有四肢無力，除了失去嗅覺，唯一證明他感染的是核酸檢測結果，兩次都是陽性。

嗅覺失敏唯一的好處可能是，在方艙這個四百多號病人共用的移動廁所裡，他也聞不到臭味了。早上7點半放飯，8點左右，洗漱間迎來高峰，十幾個洗臉池全滿，不過稍微站一下，就能輪上。旁邊男女澡堂各一，基本空空蕩蕩，天氣太冷，沒人敢洗澡，羅笙住進方艙一個禮拜，去過幾次，不知誰在裡面放了張桌子，洗頭正合適，他也聽爸爸的話，從不洗澡。

艙內有這樣的單人床，也有高低床（黃宇 攝）

轉院當天下午，羅笙跟爸爸通了電話，三人一間，也打上吊針了，聽他自己說“覺得有希望”，狀態與在方艙時大為不同。羅笙不知道的是，就在得到轉院通知之前，他爸爸仍在不停想辦法，甚至還給我發過一條求助信息。病人進了方艙，出路有兩條，一條是好轉出院，一條是病重轉去定點醫院，也就是許多病人企盼的醫院床位。方艙醫院收治輕症患者，新冠肺炎是呼吸道傳染病，一旦病重，呼吸機至關重要，方艙只備有氧氣瓶，病人一旦危重，方艙沒有應對設備。隔離酒店的醫療措施則更差，正如胡曉霜所說，“有時給量體溫，有時又不量了，很隨便”。

都在等，隔離酒店的等著進方艙，進了方艙，又等著“出去”。

掛了電話，爸爸床位就來了新人，羅笙聽他跟問診醫生對話，來人35歲，病症不重。兩天後，羅笙告訴我，護士帶他去做了核酸檢測，第二天再做第二次。如果兩次都呈陰性，羅笙就可以出院了。

晚上10點鐘，艙里人聲逐漸平息，背景音樂變成主旋律，幾臺排風扇存在感驟然變強，呼呼大作，彷彿空調排風口長在頭頂。方艙夜裡不熄燈，這裡沒有時鐘，時間的概念被排擠到艙外。羅笙躺在床上，聽著排風扇輾轉難眠，他想到出院，既喜且憂，喜的是可以回家痛痛快快地洗澡，可以在電腦上上網課，又隱隱擔憂，倘若離開方艙，嗅覺仍然不肯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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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方艙

2月14日傍晚，我跟胡曉霜聊完天，打算在艙內走最後一遍。在艙裡時間一長，護目鏡會起霧。從我逐漸模糊的唯一“窗口”望出去，視野只有正前方兩個方格。從一頭走向另一頭，床上的人，姿態各異，側臥的，仰臥的，半坐著看書的，正附身翻箱子的，正仰頭吞藥的，還有看我走過視線追隨我一陣的——目光追隨我的，可能就是有話想說的。

這一趟走下來，被這樣的目光攔下三次。梳著辮子的婆婆攔住我，是為了告訴我，有天晚上她出去上廁所，看到外面坐著幾個醫生，他們舉著CT片，在那裡討論。她說她當時就感動，想哭。三位大嬸攔住我，是為了告訴我，從隔離酒店算起，她們已經十來天沒發燒了，她們想出去，也好把床位騰出來給有需要的人。最後，一位穿著花襖的小個子婆婆攔住我，是為了跟我藉手機，她進艙兩天，手機壞了，想跟家人報平安。

截至2 月13 日，武漢客廳方艙共有1223 名工作人員，包括醫生197 人，護士839 人。其中省外馳援人員1114 人。（黃宇 攝）

武漢客廳床位排布還算人性，每兩排床設立隔板，有了隔板，人心能落下來。8點左右，我打算離開方艙，但比起頭一天的頭暈眼花大腦缺氧，果然已經適應很多。趕上交接班，七八名護士等著門口，她們經常一等就是一個小時，

排在我後面的護士問我：“你每天都來嗎？”

我說：“今天第二天。”

她問：“感覺怎麼樣？”

我答：“沒有昨天難過。昨天護目鏡磕在腦門，越來越疼，口罩帶子勒著耳朵，也越來越疼。今天變成腰吃勁。”

她說：“護目鏡今天不疼說明勒得不緊。我下午的時候就因為護目鏡，差點暈過去。”

我問：“後來緩過來了？”

她說：“沒有，緩不過來的。我扶著椅子彎下腰，多喘兩口氣，發現還是不成。就讓同事把護目鏡的帶子鬆開一些。你不要模仿，這是冒風險的操作。”

出口處溫度較低，護目鏡上的霧氣逐漸散去，我看到護士衣服上寫著“中南醫院”。我跟她搭伴進入汙染區。跟入口處一樣，為傳染病設計的“三區”，都由集裝箱改造，縫隙處全都用玻璃膠堵死。

高星 攝

她問：“你來兩天有啥感觸？”
我答：“感觸就是，好想大口呼吸，好想擁抱你們。疫情結束後，你想做什麼？”
她答：“想去武大看櫻花啊。希望疫情能在櫻花季之前結束，我想，遊客總不敢再來武漢了吧，武大校園就不會有那麼多人吧。我想好好看看櫻花。”

脫防護服最後一道程序是摘掉N95口罩，換上普通外科口罩。這個瞬間臉上一輕，身上的重壓才終於卸掉。走出門去，我手下意識地去確認口罩的位置，它太輕了，彷彿不存在。

（除章軍建外，文中採訪對象均為化名）

作者檔案

駁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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