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战乱纷争中，春秋战国的华夏体系呈现的是一种积聚性渐强且日益走向统一化的体系模式，而古希腊的城邦体系则至始至终都是一种较为松散且逐渐走向分化的体系模式。多重矛盾与力量的推动下，华夏体系最终统一于王政国家，并向外扩展形成了辐射整个东亚的封贡体系。而古希腊由于缺乏具有整合力的因子，终在外敌进犯下走向分解，而其强大的文化基因却也实现了希腊文明的延续不衰。

今日我们便从从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出发，比较“华夏体系”与“城邦体系”，以期让大家从宏观的角度，去认识真正的历史，能够更加全面的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诸侯国与城邦

作为彼时东西方主体文明的载体，诸侯国与城邦是春秋战国华夏体系与古希腊体系的基本行为体，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独特的地理经济环境、社会组织形态及历史文化传统往往孕育出风格迥异的政治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差异。

1.国家形态：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

诸侯国与城邦是春秋战国华夏体系和古希腊城邦体系的主要行为体。两者之间的差异则主要体现为它们是陆地与海洋两种不同文明形态孕育下的产物。

依托土地发展起来的农耕经济奠定了早期华夏文明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华夏文明就是依托于土地而发展起来的文明，而农耕经济就构成了它的内核。在生产关系上，华夏地区的社会主要是围绕着家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尤为注重伦理道德的约束力。

华夏文明就是依托于土地而发展起来的文明

如，孔子就是把“家”作为其理想大同社会的内源性动力，并以家为核心建构起一套“宗法、封建、等级三位一体的社会政治模式”所以这种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培育出了华夏文明以农为本、稳定内敛、知孝达礼、多元一体等特质。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岛、山地为主要地貌，有着较为发达的航海交通和商业贸易，是依托于海洋发展起来的文明。

古希腊是依托海洋发展起来的农民

古希腊的海上经济贸易极其发达，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人口的流动性较大。由于商人在经商中经常是先要与账目上抽象的数字打交道，然后再与具体事物打交道，所以希腊人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

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常常以假设作为思维的出发点，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基于人性假设而设计出来一种理想城邦模型。古希腊人信奉个人主义，崇尚个人力量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作用。在城邦制度及政体选择上，即使再小的城邦也坚持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原则，并相应发展了一套与民主政治匹配的相对完善的民主机构与制度。

海洋文明孕育下，古希腊人往往具有开放、理性、平等、民主、崇尚人自身力量等特性。

正如孔子所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历史传统的土壤中，对外界展现出迥异的特性和发展倾向。

春秋战国，作为华夏区域体系中基本的政治行为体——诸侯国，在王室日益衰微的趋势下，逐步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姿态活跃于华夏舞台之上。诸侯国最初建立的缘由即为拱卫周王室的需要，仿效先古，各诸侯国内部形成一套相对稳固的，等级有序的宗法体制，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君主政体。

宗法制

在日益摆脱周王室的束缚下，他们开始各专礼乐征伐，然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凌驾他们之上始终都存在着一个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仍然存在着名义上 “天子”的权威。

由此可见，日渐独立的诸侯国既为当时春秋战国华夏地区无政府状态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构成了华夏体系演变即最终走向统一的基本行为体。

作为希腊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从迈锡尼文明到古希腊的古典时代再到马其顿帝国建立之间，城邦一直作为希腊人社会生活的传统延续着，也是古希腊地区体系中最活跃的类国家行为体。不同于同时期东方的各诸侯国，这些城邦除了疆域狭小，相互间还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

希腊人很看重这种独立带来的共同生活并顽强地坚持着它们各自的独立。虽然那些握有霸权的“大国“，企图控制它们，往往确实也控制了它们，然而很少有吞并掉它们的。即使后来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古希腊世界分裂的两大联盟中，联盟内这些城邦也从不愿真正放弃他们的独立。在希腊历史和希腊文明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或甚至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即使是雅典和斯巴达。

此外，城邦制度构成了希腊政治思想不可违背的潮流，希腊人以这种围绕着城市建立起来的政治单位为荣。环海地貌，也使得独立自主的城邦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发展出不同规范化的政治体制。无论是柏拉图勾画的《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皆是以古希腊的城邦为蓝本而设计出来的，是不折不扣的城邦政治学。离开了城邦制度，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就无从谈起。

柏拉图：离开了城邦制度，古希腊的政治哲学就无从谈起。

2.政治体制：宗法礼治与民主

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上，华夏地区中的诸侯国明显是政家合一的君主专制，而古希腊城邦虽是多种政体并存，但更多地偏重于法律之治的民主制。

华夏地区，君主政体的产生是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对三代政治传统的因袭。自夏禹传位于启，世袭宗亲就开始作为华夏地区政权合法性的根基代代相传。华夏地区历来重视家庭，“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关系，却也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

先秦礼治即是一种把用于家庭管理的方式方法推而广之的制度形式，孔子礼治的理想亦是以家庭关系作为出发点的。家庭和睦直接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石。他认为唯有在家庭关系中才可实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国家才会达到“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君仁臣忠”的有序状态，进而才会实现“天下平”的境界。

孔子礼治的理想亦是以家庭关系作为出发点的

在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下的君主制，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在一国内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其权威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政体同时也表现在各诸侯国内部，各国诸侯掌握其国内一切的物质、军事、外交等权力，可直接对外发动战争和订立和约。诸侯国的兴衰成败，能否在纵横捭阖的形势下取得优势地位，可以说全寄予诸侯一人，这也是一种实质上的君主制。

在华夏文明的政治土壤中，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完善、强化，足见其强盛的生命力。

而民主法治的传统，常作为古希腊文明的标识而广为后世称颂，其更是潜在地影响着后来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西方民主制的发源地，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是古希腊文明流传于世政治遗产的典范，尤其对直接继承了其文明的西方更是影响深远。

由于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而独立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其先天性狭小的领土疆域及公民间社团型的共同生活为直接民主制的建立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故民主制在古希腊城邦体系中尤为盛行，尤以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最为典型。

古希腊民主制在伯里克利时代最为典型

在彼时众多的古代文明中，公民、公民权、公民大会等及其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古希腊所特有的现象，它们并不见于古代中国、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地区。作为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直接民主是古希腊人城邦政治生活的主题，而法律则是这种民主集体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与此同时，古希腊也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公民大会、议事机构、陪审法庭等公民参政议事的机构。虽然法律本身反映了城邦统治阶级的意志，城邦内部也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这些阶级斗争一般都会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唯有当阶级对抗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时，才会演变为政变或革命，如雅典、斯巴达等城邦的奴隶暴动。

此外，古希腊还存在着其他多种政体——贵族制、寡头制、僭主制、混合制等，然除了民主制，其他政体常被认为是对人民主权的僭夺。在希腊人的思想中，良好的政体是城邦走向强大的重要因素，他们倾向于认为民主政体是最优良的，并希望将其推及至其他城邦。

从某种方面，柏拉图可以说是希腊城邦政体的代言人。他亲历了雅典的战败和希腊的没落，作为一名雅典人，希望重新看到雅典、乃至希腊的辉煌和强盛。如何有效地实现城邦治理，如何结束希腊城邦间的纷争，如何使城邦强大起来，也常常是古希腊哲学家思考的主要问题。

体系比较

二、体系的结构特征：“中心”与“多中心”的无政府状态

虽然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彼时皆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但两者在权力、制度、文化三个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倾向，具体可概论为“中心”与“多中心”的差异。在同一历史断面，春秋战国的华夏体系是一种内在联系较为紧密、凝聚力较强的且逐渐走向一统化的体系模式，而“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古希腊的城邦体系呈现的则是一种较为松散、凝聚力较弱的且以“联盟”为主要形态的体系模式。

1.权力结构：积聚与分散

几乎在同一时空维度，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在各自权力的积聚与分散中分别造就了无政府状态，然而权力不同的特性又决定了这种无政府状态必然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就历史传统而言，华夏地区至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凌驾诸侯国之上的最高政治权威，其权力的特性是积聚的；而古希腊从未曾有过这种凌驾各城邦之上的最高政治权力，其权力的发展呈现出多维的倾向性，故古希腊的权力特性是分散的。

就政权合法性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在历史大变革中逐渐由原来非独立的从属合法性转变成为相对独立性较高的合法行为体，而独立自主的城邦历来就是以高度自治的姿态作为完全合法的行为体活跃于古希腊体系之中，它们的合法性皆来源于历史，并推进着历史朝着其传统的合法化方向发展。

春秋之前，夏、商、周三代可以称得上是华夏地区完整意义上的具有中央绝对政治权威的王朝国家，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及社会的变革，到春秋末年最后的王朝政权——周已面临其权力与疆域的分崩离析，华夏地区开始呈现出某种类无政府状态，但是在这种无序状态下依然潜藏某种聚合的因子。因而，华夏地区在经历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权力拉锯战后依然朝着一体化、统一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高积聚化是内在动因。

春秋五霸

在古希腊，即使是被希腊人所称的“雅典帝国”、“斯巴达帝国”，它们也只不过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盟主的联盟，盟主国并没有周“天王”那样神授的最高王权，也无法实现权力的绝对聚拢，再说即使盟主国有这个意向和行动也会遭至其他盟邦的极力抵制。

“希波战争以后，亚历山大征服以前，一百四五十年间希腊的‘帝国亦即‘霸业’，变动实在频繁。‘霸权’从雅典手里转移到斯巴达手里，又从斯巴达手里转到提佛手里等等”，然而这些霸业对其他城邦的弱控制性并未有把整个希腊世界连为一体的趋向，故权力的弱积聚化，分散化是古希腊城邦体系长期无政府状态的内发性根因。

彼时，正值华夏地区最高权威分裂瓦解为若干大的权力中心，此后华夏体系主要就是围绕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纵横捭阖的演变而发展，具体表现为“多极并存”的体系格局。古希腊在希波战争后也日益分裂为以两大强大国家——雅典与斯巴达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古典时代的希腊正是主要围绕着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而展开的，表现为“两极”争霸的体系结构。

假想的古代斯巴达

2.文化结构：“天下观”与“人神观”两种体系观

长期以来，两个地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信仰、观念及其习俗，早已潜移默化地内化到春秋战国与古希腊体系中，并深刻地体现到两地先哲们各自有关国家间秩序的思想之中。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各自地区信念的不同，集中于“天下观”与“人神观”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在精神文化上，春秋战国华夏地区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思想格局，即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互补共存，最终归于天下一体。华夏地区自古信奉“天”，敬畏上天的力量，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主义。“天人合一”首先表现在天下观念上，也就是现代话语中的世界观，对整个世界的宏观认识，而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中亦不约而同都有一种“天下”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天下”是一种带有强烈宗法色彩且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治伦理概念，它远凌驾于各诸侯国之上，天下中各国的强盛并非最终目的，“天下太平”才是整个世界的最终依归。

而“家”又构成了华夏人“天下观”的内核，中国传统社会即是一个以家庭、家族、宗族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此外，华夏地区的天下体系更为推崇道德政治或王道政治，崇尚道德和道义感召力，轻视武力、利益，“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尤为注重大国的道德示范作用，国家间喻于义而轻于利，自然会减少战争冲突的发生，有利于和谐，为王道逻辑。

总之，“天下观”即代表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是家国观念的一种顺势延伸，顺民心、得民意、选贤任能皆为其实践力的外化表现。

天下大同是“华夏体系”中的最终目的

在思想文化上，古希腊世界则呈现出多元分散性，尽管也存在着趋向团结的精神因子，但本质是“人神观”下多元且分散开来的思想格局。

古希腊世界里，各自为政相互间独立的城邦同样在某种性质上存在着团结，宗教、语言、制度、风尚、观念等精神文化的元素会使希腊世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如他们在共同抵抗波斯进犯之中表现得那样。

早在公元前八世纪以前，在爱琴海地区生活的早期希腊人，已经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希腊语，崇拜着一些同样的神，并且为了取悦众神，举行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和典礼，而这些是他们生活的核心。每个城邦都有守护他们的男神或女神们，例如雅典娜就是雅典的守护女神，相应还建有神庙，定期贡献牺牲，他们的很多节日也都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发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为了取悦奥林匹亚山上的主神——宙斯而兴起的。

不同于华夏地区高高在上的“天”，古希腊的“神”往往具有人性化的特点，他们性格迥异、各具异能、各司其职，居于奥林匹亚山上，在云间观察着希腊人的生活。当城邦间要发动战争时，国王会事先去神庙倾听神的启示。“神”在希腊社会处于很神圣的地位，在面对外来侵略者时使整个希腊团结起来，希波战争时，“希腊城邦在以自己的完胜终结了一场共同的危机之后，被一种强烈的友爱精神联系在了一起。

外部压力构筑了希腊各城邦的凝聚力，却无法消除他们的隔阂

外部压力看来构筑起了它们之间的内部凝聚力，外族统治的威胁也强化了它们的集体安全意识。但在外患结束后，神却无力消除希腊的内患。这种人性化的“神”更多地是服务于城邦利益的，城邦的统治者正如他们所信仰的神那样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神性也一直伴随着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之中。柏拉图认为“

他还把城邦中的利益分为人的利益和神的利益，其中“前者取决于后者，如果一个城市取得了一类利益，那它也取得了另一类利益，因为神的利益包含着人的利益；如果不是，那么两类利益都没有。”

显然，在此神的利益是最为重要的。由此可见，“神”或曰“人神观”基本上属于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其国家间秩序思想亦是在这个框架下描绘出来的。 概言之，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分属于两种内源性不同的主体文明，两类文明的内发机制不同，故区域体系中的游戏规则和结构特征也呈现着迥异的表征。

多元一体，使得中华文明在“和而不同”框架内海纳百川，延绵不绝；古希腊思想文化根源在于多维的倾向性，不具备包容性，呈现出多元分散化特征，最终以人性化神作为标榜的古希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

三、体系的发展趋向：“大一统”与“帝国”

1.內围：“大一统”与“帝国”

在历史力量的牵引下，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国际体系最终分别终结于秦朝的大一统和马其顿帝国，虽然它们漫长的无政府状态得以结束，但其精神文明之火却也在其后新的历史纪元中得以延续不熄。

华夏地区的“大一统”最终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完成，之后这种大一统也一直作为华夏地区的传统延续下来。其实，在春秋战国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下，一直隐藏着某种稳定的因素，其潜在地推动着华夏体系的一体化、统一化。

秦朝大一统局面的实现，表面上是秦国商鞅变法这一法家治国方略的胜利，而深层次上主要是华夏区域环境下权力积聚、宗法集权、天下观念三力整合推进的必然结果。

秦朝大一统是权力积聚、宗法集权、天下观念三力整合推进的必然结果

春秋末年，夏、商、西周时代奠定的统一格局遭到破坏，但“大一统”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春秋战国的争霸兼并战争中，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兼并弱国，逐渐使地区权力集中到大的诸侯国，这些为秦国后来的统一作了前期准备。在奴隶经济向封建经济过渡的社会大变革中，各诸侯国内部的士大夫阶层也在土地整合过程中逐渐发展为较大的宗族，大宗族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宗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而宗法主义中忠孝文化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也使得社会根基日益稳固。

“天下观”下各诸侯国君主都有一颗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情怀，平定天下，实现大一统被视为万世千秋之丰功伟绩，故这种“天下”的情怀也成为推进“大一统”的潜在因素。

而古希腊城邦的陨落及后来在其文明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等皆是由于古希腊权力、制度、文化固有的传统因素造就的，概言之即古希腊文明传统中缺乏整合力的因素。长期以来，希腊城邦间的独立自主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形成的也是一种松散的体系。希波战争中，外部压力看来构筑起了它们之间的内部凝聚力，外族统治的威胁也强化了它们的集体安全意识。

然后，虽然这种同盟或联盟形式推进了希腊世界内部政治上的集团化，但是对于希腊本土诸城邦，它们无法放弃其政治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使城邦内公民的共同生活被干扰或打乱。

即使在战争中，大国占领了小国，依据希腊传统，后来若有机会应是要召集流亡在外的公民重建被吞并的城邦。因而，相对来说，古希腊在领土、权力积聚上的传统是微弱的，独立自主是希腊人首先考虑的因素。个人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的根深蒂固，加之希腊人对任何形式专制主义的低容忍度，置于其上的民主法制是使希腊社会趋向于分散而非聚合的。因而，古希腊城邦体系的解体内源于体系中缺乏具有整合力的因子。

总之，权力特性及历史文化的传统和基因决定了春秋战国华夏地区是会在“求同存异”的框架下，以宗法主义整合各类资源而走向统一；而古希腊的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则更突出“求异”，在保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以法律规约或“同盟”形式而走向类邦联制式的政治集团化，正如现今欧盟正在做的。

古希腊及其绵延下个人自由主义根深蒂固

2.外延：“封贡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封贡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是分别植根于东西方文明发展而来的国际体系类型，虽然封贡体系已经覆亡，但其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封贡体系”，就是“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天下体系通过文化发展程度的高低建立起一种中国和周边世界的格局”，这种体系结构在中国明朝明成祖时期达至最盛，后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下走向解体。封贡体系是在中华文明辐射圈内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区域体系，它是华夏地区政治权威、宗法秩序、天下观念在东亚地区的扩展，并依靠来自中华王朝强大的政治感召力和辐射力而存在。晚清时期，西方以其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的衰落直接导致“封贡体系”遗落于历史的角落里。

以 1648 年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为标识，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氏族、部落、城邦、王朝、帝国等政治形态逐渐淡出，而具有主权特性的民族国家开始大行其道，取而代之，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大部分人民效忠的基本政治单位，自此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体系开始成为国际体系的主流形态。

探本溯源，现今民族国家体系的雏形即是古希腊的城邦体系。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殖民扩张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这些西方观念，最早都可溯源至古希腊，这体现了古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内在的传承性。

作为延续千年而没有断层的文明国家，今天的中国很好地把自身古老的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融会贯通在一起，推陈出新发展已经成为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文明型国家”。

四、总结

同位于人类文明之河的源头，彼时相当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体系的童年，“凡事开头最重要”。“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造成什么型式，就能塑造成什么型式。”

植根于中西方独特的物质文化土壤，比较分析中，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国际体系已较为清晰地显现出中西文化基因上的差异。彼时，精神文化的大发展直接为后来中西方文明的分野奠定了精神基础，也为人类政治思维提供了历久弥新的精神资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追根溯源，通过比较分析春秋战国与古希腊国际体系，可以充分显示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东西方国际体系实践及思想发展的脉络，寻求两类不同文明的内源性差异。究其因，一言以蔽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们在性情方面是相近的，但由于历史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后天很可能朝着迥异的方向发展。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在国际体系的构建上，可谓各领风骚，风格迥异，而这其中潜藏着先天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合法性。实然，只要是适合人类自身发展，能够促进人类进步的方式和理念，都应该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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