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記載最早的古代疫情發生在周朝，魯莊公二十年的時候齊國有一次大災，《公羊傳》解釋為大疫。此後疫情的記載便時有發生，根據《中國救荒史》的大致統計為“周朝1次，秦漢時期約13次，魏晉及隋唐時期各17次，而兩宋之間增加到了32 次，元朝約20次，到了明清時期更是多達64次及74次，而疫情最大的一次則發生在公元1232年金朝的汴京，《金史》載五十日內“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由此可見古代沒有科技相助的環境下，疫情猶如洪水猛獸一般勢不可擋。
疫情巨大的危害是歷代統治者心頭揮之不去的大山，為了有效地避免與防控，古人對疫情的研究更是從未停止。但歷史侷限無法逾越，在先秦時代人們普遍將其視為瘟神作祟或者陰陽失調所致。直到宋朝病氣說的提出，人們對疫情開始有了質的飛躍。
電影《大明劫》中吳又可的原型便是病氣說的提出者吳有性，他總結疫情傳播的途徑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間的膜原之處。而在當時有限的條件下，這樣的認識在無疑是推陳出新的一大步。
除此之外，與日俱增的流動人口也是疫情的誘因之一，《宋史》記載公元前1164年的南宋“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谷，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隨後便是疫情驚人的擴散“是歲，浙之饑民疫死者尤眾。”面對疫情的巨大危害，數千年間人們的防治措施也在不斷更替，大致有以下六種措施：
一、順時守節
古人最初認為疫情的產生是由於“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只有順應節氣的規律作息才能避免。而與此相關的記載共有兩處，除了《禮記》中記載“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之外，漢末曹植更是將建安二十二年病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慘狀寫入了其《說疫氣》之中。
二、封建巫術驅疫
我們都知道先秦古人尚巫，他們認為疫情的產生是額項死去的三個兒子中其中的一個化成瘟鬼，所以我們時常在書中看到古人請巫驅邪的荒誕情形。尤其是後世人盡皆知的灘戲便是此種荒誕行徑的演化，《周禮》中有“方相氏四狂夫身披熊皮，頭帶面具，執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的記載，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跳大神了。不僅如此，民間還有諸多送瘟的習俗，在那個條件極端落後災疫橫行的時代，人們從未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這是值得慶幸的。但事實證明疫情面前，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他們的努力換來的只有消逝，兩兩相較悲從中來。
三、公共防治
這個略顯現代的詞彙在古代卻格格不入，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更替人們才逐漸意識到疫情與公共衛生之間的緊密聯繫，雖然依舊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卻開啟了先河。南宋名臣真德秀就曾因為當時泉州的臭水溝而發文《開溝告諸廟祝文》稱“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燕為病疫”隨後便組織清理。
四、朝廷無償巡診
即便是諸多的影視劇中也很少見到所謂的無償巡診，其實在先秦時期的《周禮》中就有一個專門的官職來做此事，“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可見當時君主對百姓疾苦並非視若罔聞。此後歷朝歷代每逢疫情發生都會有類似的派遣，除此之外還會協同民間藥局攜手共濟。
五、掩埋屍體
作為病毒細菌寄生的主要載體，屍體的處理往往時關係疾疫流行的重中之重。而早在先秦時期便有掩埋疫者無主屍身的做法，後世朝代爭相效仿。《南史》記載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給死者賜棺器盛瞼，以防傳染。宋朝更是以度碟獎勵來招募僧人專門負責掩埋屍體，後續更是設立漏澤園制度。
六、隔離病患
關於隔離的最早記載是《漢書》中“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足見漢朝已經開始重視疫情的傳染問題。直到晉朝六疾館的出現，開啟了朝廷成立專門養病館的先河，往後歷代效仿並加以擴展，著名詞人蘇軾也曾在杭州親自營建“安樂坊”以專門隔離病患並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不過到了元明清時期，除了藥局得以保留外朝廷再無其他機構可言，雖然民間慈善開始興起但對於生存環境惡劣的古代仍然顯得杯水車薪。從古代記載的疫情傷亡來看，幾乎每次疫情都會奪去數以萬計的無辜生命。在科學沒有產生且人治氾濫的古代，這六個辦法仍舊難以阻擋疫情的肆虐，念及於此總讓人難掩悲傷。但值得高興的是無論是人禍還是天災，傳承千年的炎黃子孫總能眾志成城化險為夷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創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蹟，而這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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