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倡議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生物科技引領未來社會發展的前景。在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相對衰落的情況下，美國力促軍事生物科技的大發展已成必然。正如美國高端智庫報告強調，“政府應該密切關注（合成生物學）這個高速發展的領域，就像在冷戰時期對化學和物理學的密切關注一樣”。
在“二戰”期間，美國組織開展了國家級大科學工程“曼哈頓工程”，一舉奠定在諸多新興科技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軍事強國地位。2019年7月，美國生物防禦與國家安全領域的知名智庫“兩黨生物防禦委員會”，向政府和業界公開提出“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倡議，其後續影響正持續發酵。在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安全格局深刻變化的時代，作為極有衝擊力的戰略符號，“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的相關動向值得密切關注。
“兩黨生物防禦委員會”直接前身是2014年成立的藍帶生物防禦研究小組，由前高級政府官員和學術專家組成。其宗旨是“提供對美國生物防禦工作狀況的全面評估，並提出促進變革的建議”，其代表性成果包括2015年發佈的引起廣泛關注的《國家生物防禦藍圖》，其中許多建議已經融入2018年9月美國官方發佈的《國家生物防禦戰略》。就專業領域的思想引領力、與國會與政府高層的互動深度而言，該智庫在美國戰略界首屈一指。
“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倡議指出，“二戰”期間，在軍事部門和聯邦機構、學術界、工業界、政府承包商以及國家實驗室共同努力下，美國實施的“曼哈頓工程”領導研發生產世界上第一枚核武器，為盟國建立了壓倒性軍事優勢。當前，類似的挑戰是生物戰、生物恐怖和傳染病大流行等生物威脅，而美國處於“絕對不利的地位”。為徹底消除這種威脅，美國亟須實施一項國家級尖端生物防禦研發項目——“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倡議呼籲健康、科技、外交、國防和安全、情報等多個部門的合作以及工業、學術界的利益相關者的協同。
倡議呼應並集成美國國防戰略智庫的系列思想。美國戰略安全界一直在呼籲推動從國家戰略高度發展尖端生物技術。從2002年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發佈《探索生物技術：國防部的機遇》，2014年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生物技術辦公室正式成立並宣稱“生物科技作為一項核心學科，代表了國防科技的未來”，到國防科技決策核心智囊之一“賈森小組”（JASON）連續發佈、引起國防和國家安全界轟動的《基因編輯研究》（2016）、《基因驅動研究》（2017），再到2018年的國會生物防禦核心組成立、國防部委託的項目報告《合成生物學時代的生物防禦》發佈，2019年國防部科學委員會生物學工作組提交“有望在2040年前實現突破的生物新技術”內部諮詢報告，諸多關聯事件揭示出美國軍事部門在“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倡議中的影響。
美國防部正將生物技術現代化作為國防部研發計劃優先事項之一，加快制定國防生物技術發展十年路線圖，升級現有技術體系，滿足軍隊新型備戰需求。DARPA作為美軍軍事科技創新的旗艦部門，瞄準未來戰爭、作戰手段和作戰樣式，打造生物化作戰力量。繼2011年提出“從宏觀生物生態系統到微觀量子的各個維度全面提升國防防禦能力”的思想後，DARPA於2018年提出將生物科技全面轉換為戰場感知、後勤保障、信息通訊、指揮控制領域影響軍事能力的源泉，打造“生物+”的戰略思想。美空軍、陸軍、海軍等軍種研發部門，正積極從戰役、戰術和戰略角度認識生物科技在軍事鬥爭中的全新應用，打造“改變遊戲規則、創造遊戲規則”的戰略利器。因“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這一軍民融合倡議內容與《國防戰略》理念相一致，有充分理由審視美國軍事部門在塑造、推動倡議中的獨特地位與作用。
自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政府宣佈放棄“進攻性生物武器”項目以來，直至進入21世紀小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美國曆任政府基本維持戰略性防禦姿態，有意模糊《國際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允許開展的防禦性生物研究與嚴格禁止的進攻性生物研究的界限，其軍事生物科技研發均以打造防禦能力為掩護。美軍宣稱，“國防部沒有一個進攻性的化學與生物武器計劃，但有一個化學與生物防禦計劃”。但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宮以來，美國戰略界對未來生物科技應用於軍事鬥爭的戰略意圖開始精細調整，發展進攻性軍事生物科技能力主張有所加強。
“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倡議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隱喻了生物科技引領未來社會發展的前景。在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相對衰落的情況下，美國力促軍事生物科技的大發展已成必然。正如美國高端智庫報告強調，“政府應該密切關注（合成生物學）這個高速發展的領域，就像在冷戰時期對化學和物理學的密切關注一樣”。在新時代，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是新軍事革命發展的重要技術變量，核武器、AI智能武器和生物威脅等或將可能並列成為國家戰略威懾工具，成為美國繼續維持其霸權的戰略載體。鑑於軍事部門發展生物科技已經形成較廣泛共識，美國軍事生物科技的大發展已經勢所必然，這將加速新一輪生物科技變革和軍事變革的到來。
“生物防禦曼哈頓工程”倡議本身的走向充滿變數，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值得深思。在國際和國內政治經濟安全格局深刻變化、尖端科技的兩用性日益凸顯和科學家倫理責任意識強化的時代，大型科技計劃實施的時代背景和前提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家內部很難就超級軍事科技發展計劃達成戰略共識。然而，美國是一個學習型、研究型國家，美軍也是一支學習型、研究型軍隊，美國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關注實際的研究型政治家，如果低估美國政治外交軍事的應變能力和敏銳思維，不主動加強對未來生物科技與軍事戰爭問題的研究與籌劃，我們就可能會出現嚴重的預判失誤。
（作者：王小理，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來源：《光明日報》2020年2月23日）
閱讀更多 思想火炬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