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的時候，有一部電影很火，叫《妖貓傳》，這部電影雖然講的是鬼怪故事，但是它整體的故事框架卻離不開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這就是唐朝中期的一次驚天鉅變，而在這場鉅變中玉殞香消的，就是《妖貓傳》中賺足了觀眾眼淚的楊玉環。
唐朝天寶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12月，節度使安祿山親自蒞臨軍營，檢閱了集結在范陽城南的軍隊，然後宣佈，出兵清君側，誅殺把持朝政的奸相楊國忠。
同時他把留守范陽的任務交給了自己的手下史思明。一切安排妥當之後，大軍即刻開拔，一場改變了李唐王朝歷史進程的大叛亂拉開了帷幕。
這場歷時八年的叛亂被稱為“安史之亂”，當時烽火席捲了大唐王朝的北方大地，整個華北大地從高度繁華盛世一下子跌入“井邑榛棘”、“千里蕭條”的慘境，唐朝政治經濟遭到空前的大破壞，從此由盛轉衰。
講到這裡我們就不禁好奇了，怎麼一個如日中天的李唐王朝連這麼一場起源於地方的叛亂都難以抵抗？這其中帝國最高權力的代表唐玄宗李隆基又有著怎樣的戰略失誤？
安史之亂有著怎樣的歷史影響？
我認為此刻的李唐王朝的中央政府至少出現了三個方面的失誤。
唐玄宗誤判形勢，錯失良機，讓叛軍取得了寶貴的突襲時間，竟然可以長驅直入。
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唐玄宗過度自信，以及權臣們的相互鉗制，但同時這又為唐後期開放氣度的萎縮與朋黨紛爭埋下了伏筆。
安祿山的叛軍十天之內，就打到了現在的河北，然後從河北一路向南，12 月初一路推進，迅速渡過黃河，直逼洛陽。
其實，在安祿山舉旗南下、偷襲太原等地的時候，就有奏報安祿山反叛的情報送至朝廷，但玄宗無動於衷，認為這是官員之間相互攻訐，是安祿山的對立面製造的“假新聞”，然後唐玄宗他老人家自動開啟了刪帖屏蔽404。
直到安祿山起兵的第七天，告急文書猶如漫天飛雪般紛至沓來，唐玄宗李隆基才反映過來：我靠，這小子還真造反了！這才開始商討對策。
這一週的時間，儘管情報有些混亂，不能完全確認叛亂真偽，但更為重要的是玄宗對安祿山的信任，認為他不可能反叛，權臣們則認為是他們之間的相互較量。
對玄宗來說，安祿山是忠臣、賢才、信兒，不可能“叛亂”。權臣們對安祿山先是嘲諷不肖，後是籠絡重用，目的是掌控利用。
對此，裝憨賣傻的安祿山心知肚明，他乘勢而上，藉機而行，巧妙地周旋於唐玄宗與楊貴妃、李林甫與楊國忠之間，利用君臣之間、權臣之間的利害矛盾，將自己做大做強。
玄宗提拔重用安祿山，除了看上他的“忠誠”，還用來制衡其他權臣。
所以從玄宗到權臣，都把安祿山作為一顆政治博弈的棋子，用以抵制另外對立的一方。這種結黨營私、黨同伐異式的政治制衡，就為唐後期朋黨相爭撕開了一個口子。
唐玄宗錯用將帥，決策無略，使平叛的程序混亂、時間冗長，而且還助長了地方將帥的實力和風揚跋扈得作風，這就給唐後期藩鎮林立、長期割據埋下了禍根。
在確認安祿山反叛後，大唐中央可以說是既漫不經心又盲目自信，只是做了一些簡單的應急準備，派遣一般將領到洛陽等地招募新兵予以抵抗，甚至超級自信地認為“計日”便可“取逆胡之首”，平定反叛。
實際情況是等到了判卷攻佔洛陽、兵逼潼關的時候，唐玄宗一下懵逼了，立馬就開始方寸大亂，而且聽信讒言，殺了封常清、高仙芝兩員名將。
潼關一失守，他老人家急忙逃離長安。就在逃離的半路上發生了馬嵬坡兵變，一代美女楊貴妃消香玉隕，但因為她的痴情與政治的殘酷形成了過於鮮明的戲劇衝突。千百年來，不斷有後人能可相信她未曾死去，我想這也是中國人情感善良而美好的一種體現。
但是這場兵變之後，唐玄宗可是毫髮未損，不過他仍舊沒能採取積極抵抗，而是繼續消極逃避，向蜀中進發。唐廷對平叛的舉棋不定與失策無略，不僅讓叛軍贏得了發展時機，而且使唐軍喪失了信心鬥志。
在唐廷統一指揮失靈的情形下，地方將帥則憑藉對唐廷的效忠與實力，各自為政，頑強地抵抗著叛軍，讓唐朝這面“旗幟”暫時屹立不倒。
八年之後，安史之亂終結，但是我們分析這場叛亂之所以會失敗，除了叛亂者集團內部的“異化”倒戈，還有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得力於地方將帥們的堅守與抵抗。
因此，安史之亂結束後，一方面是一些叛亂者搖身一變，成為唐朝的封疆大吏，割據一方；另一方面是一些平叛有功的將帥鎮守地方，“擁兵自重”。
他們“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專橫跋扈，“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甚則起而弱王室”，成為唐後期社會政治中一個難以根治的毒瘤。
如果說這顆毒瘤是從唐玄宗設立節度使時就有了病灶，那麼“安史之亂”中對將帥的“倚輕倚重”則加劇了病情的迅速擴散，以至發展到後期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三，叛亂當中皇權依信宦官，縱容宦官攬權，結果不僅加劇了權臣與宦官的矛盾，內耗了平亂的精力，而且加速了皇權旁落、主僕錯位，為唐後期宦官專權打開了洞門。
安史之亂時期，唐代宦官完成了由“家奴”到“主人”的身份轉換，從“參決朝政”到“干預朝政”的轉折。
宦官之患愈演愈烈
唐代宦官權力之大、禍害之甚，可以說超過東漢與明朝，宦官發展到了什麼份兒上呢？
“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關鍵就是在於他們掌握了兵權，而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正是唐玄宗和唐肅宗。
開元盛世後期，玄宗過著“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的荒淫生活，“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以高力士為代表的宦官勢力開始登上政治舞臺。
“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大為震驚，也很受刺激，對權臣、邊將失去了信任，認為只有身邊的宦官最可信。
於是就在安史之亂爆發之時的幾個關鍵節點，無論是逃離長安、馬嵬坡處決楊貴妃，還是繼續選擇向蜀地西逃，唐玄宗都聽從高力士的主意。
老子唐玄宗如此，到了兒子唐肅宗也是對朝中大官不相信。他在靈武即位後，在集權的同時，就把朝廷大事託付給“擁立”有功的宦官李輔國。文武大事都由宦官定奪。
而且還派遣宦官監軍督戰，致使將帥無用武之地，戰鬥往往以失敗而告終。
可以說經過了高力士、李輔國的經營，宦官這夥皇帝的家奴逐步從皇帝手中獲得了政權、軍權，這可就是直接控制了唐王朝的中樞。
這些宦官到了唐後期手握王命，口銜天憲，血濺宮廷，導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弒君、廢君、立君的歷史大劇。主僕關係開始顛倒，皇帝已成為宦官控制下的“囚徒”。
唐後期，雖然皇帝聯合朝官展開了反對宦官的鬥爭，但宦官擁有兵權，致使皇帝、朝官以失敗而告終。因此我們看到安史之亂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也是很深遠的。
不僅對唐朝而且對唐以後的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觀念方面，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眾多的後遺症。
這場叛亂極大地挑戰了唐朝的恢宏氣度與開明開放，降低了臣民們對外族的信任與熱情，從此由氣度恢宏轉向心胸狹隘。如果僅從唐後期檢視，最明顯的後遺症便是經濟殘破、政局動盪。
也造成了唐朝後期政局異常不穩，內部紛爭不斷的情況。“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的藩鎮節帥，“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併”，可以說達到了一種與唐中央分庭抗禮的局面，而居於宮廷內的宦官則“立君弒君廢君，有同兒戲”。
此外，南北衙間的紛爭，朋黨的角逐，也十分頻繁激烈。這些後遺症儘管在唐初就有了“基因”，但安史之亂無疑是一劑強烈的催化劑，使得李唐王朝這副軀體“症狀”併發，“後遺”持續。
楊貴妃其實代表了李唐王朝的巔峰時期，隨著楊貴妃的香消玉殞，李唐王朝也節節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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