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美國文壇的常青樹菲利普·羅斯去世了，享年85歲。羅斯留下了將近三十部小說，一生獲獎無數，他幾乎拿過了美國文學界所有重要的文學獎，也是諾貝爾文學獎榜單上的常客，但是直到2012年封筆，也沒有獲得過諾獎。那一年他封筆的時候留下了這樣的話：“現在，我不想繼續寫作了。我把一生都獻給了小說，讀小說、寫小說、教小說。我已經將擁有的天賦發揮到了極致。”這是一個純粹的小說家的一生。
羅斯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自傳性，這種特性就體現在，他的小說的主人公大都是用內森·祖克曼和大衛·凱普什命名，就像這兩個名字代表了他的一個分身，或者他的第二個自我。羅斯是描寫猶太中產階級生活的天才作家，也是描寫慾望、身體和性這些私密性主題的一把好手。他有本小說叫《乳房》，小說的主人公就是教授大衛·凱普什，一位在大學教書的文學教授，因為經常陷入情慾與理智的糾纏之中，有一天發現自己變成了一百多斤的乳房。這個故事很顯然是戲仿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只不過這種戲仿恰到好處。
羅斯的小說的一大主題就是文學，他不但寫作小說，還一直在大學教授文學。他最擅長的就是從自己的生活中尋找熟悉的題材進行創作，所以他的小說中，大多數主人公都是學院的文學教授。他有本小說乾脆叫《慾望教授》，主人公同樣是大衛·凱普什，只不過是年輕時候的凱普什，小說中描寫了他前半生與自己慾望糾纏的經歷。這本小說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因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提及到，凱普什教授與他的情人克萊爾去歐洲旅行，他們去威尼斯看喬託的壁畫，去維也納參觀弗洛伊德的舊居，最後飛去了布拉格，在一位捷克教授的帶領下，去參觀卡夫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羅斯的小說具有強烈的自傳性，就是體現在這種細節的塑造上。20世紀70年代，羅斯幾乎每年春天都要去布拉格旅行，帶領他參觀布拉格的文學教授不是別人，是小說家伊凡·克里瑪。那時候的布拉格還處在冷戰氣氛之中，克里瑪喪失了教職，以可憐的養老金維持生活，他的妻子也因為政治原因丟了工作，只能在一家罐頭廠當打字員——聽起來就覺得不可思議——大多數作家都無法寫作，只能做著清潔工和擦玻璃的工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克里瑪還帶著羅斯參觀了布拉格，“他驅車帶我到街角的報攤去看作家在賣菸捲，到公共建築物那去看他們用拖把拖地，到建築工地去看他們砌磚，到城外去看市政供水系統——他們在那兒穿著工裝褲和靴子，邁著沉重的腳步走來走去，一個口袋裡裝著扳手，另一個口袋裡裝著書”。這就是羅斯筆下的布拉格。
當然，在布拉格主要還是去參觀卡夫卡。克里瑪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瘋狂的世紀》中記錄下來了這個片段，他感覺羅斯至少是帶著對卡夫卡的興趣來布拉格的。但是羅斯問了一個讓他很驚訝的問題：卡夫卡是不是性無能？當他們討論完卡夫卡的性無能問題之後，克里瑪馬上意識到：“這樣的談話對我來說有多麼不尋常：我們生活在被佔領國家，常常考慮和討論的問題，與令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同行感到興奮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
事實上也是如此，羅斯在七十年代之後，經常去布拉格旅遊，直到後來引起了捷克的秘密警察的注意，他再也拿不到旅遊的簽證。羅斯為什麼對一個東歐的小國家如此在意？卡夫卡是一個原因，更多的原因在於，文學在這樣的一個小國家不僅享有盛名，而且備受尊重。在這樣一個人口不到兩千萬的國家裡，一個作家的書可以賣到成千上萬冊。羅斯對此印象深刻，乃至於多次重複這個話題，他說，在我們生活的社會里，對一個作家來說，什麼都可以寫，寫什麼都無關緊要，然而對於那些我在布拉格遇到的作家來說，他們什麼都不能寫，但是寫出的每一句話都至關重要。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他想生活在布拉格那樣的環境中呢，當然不是，他去布拉格去尋找的正是卡夫卡式的荒誕。正如他生活在美國，而不是布拉格。在布拉格，人人都渴望自由，但是在美國，自由催生出來的並非都是嚴肅的思想，還有娛樂至死的狂歡。這大概是永恆的悖論，你渴望的永遠與你得到的不完全相符。
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個部分，羅斯對美國小說能夠產生的影響力很悲觀，他說他不相信在所處的社會中，人們會因為讀了某本小說而發生什麼顯著改變。小說的作用只是“讓讀者有些東西可以讀。最好的狀況是作家改變了讀者的閱讀方式。這對於我來說是唯一的現實的期待。同時對於我來說也足夠了。閱讀小說是一種深層的獨一無二的快樂，它是一種讓參與者全情投入的神秘的人類活動，不需要任何附加的精神或政治理由——和做愛一樣”。
這是一個作家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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