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
我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在北大荒劳动生活的12年，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然而，在黑龙江垦区至今仍流传着她的许多故事。
初到密山
1958年6月29日凌晨4点，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丁玲，走出密山火车站，来到了这个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陌生小城。因为丁玲到得太早，密山铁道兵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她便和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她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
8点钟左右，丁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领到楼上的局长办公室。中央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伏在一张大地图上，看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对丁玲说：“陈明（丁玲的丈夫）在八五三农场，他那个地方是新建点，条件苦一点，你就不要到那里去了，给你们俩换个地方，到汤原农场吧。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丁玲仍然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王震又说：“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到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写作的素材也多得很哪！”临走的时候，丁玲紧紧握着王震的手，在心里默默地说：“感谢你的好心，王震将军！”
7月1日，吃过中饭，陈明从八五三农场赶来了，两人热烈拥抱。丁玲又高兴又心痛，分手才3个多月啊，老陈怎么变得又黑又瘦？她简直都快认不出来了。
第二天，丁玲和陈明带着王震的信，坐上火车。到了佳木斯，他们找到了临街的一家旅店住下后，美美地吃了一顿西餐。次日，雇了一架马车，来到了合江农垦局政治部。第一个见到的是局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自我介绍说：“长征时我是徐（特立）老的卫生员，我在延安就知道你，知道你是个作家。”他打开了丁玲的介绍信后，顿了一顿说：“为什么不给工资，那你们吃什么呢？”
丁玲惶惑地、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有关系，我还有一点存款，我还有公债券……”李主任用不解的眼光看着丁玲：“不能这么办，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问问。”李主任接着说：“你们先歇歇，我去找张林池书记。”
张林池当时是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兼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坐镇佳木斯，指挥农垦大军向北部荒原进军。张林池看了王震部长亲笔信后，犹豫片刻，说：“王震同志的信上说，到汤原农场去。汤原现在还很落后，生产不太景气。”他征求丁玲的意见：“星火集体农庄是个先进农场，条件好一些，可以安心创作。”
丁玲十分激动地回答说：“我来到这地方，就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如果找个安适的地方，关起门来写作，人民怎么了解我呢？汤原现在落后，落后总是要转变为先进的。我这次下来，就是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愿意到汤原农场去。”
汤原安家
7月初，正是北大荒很热的季节。丁玲夫妇到了汤原农场，立时成了全场的特大新闻。每天都有一批好奇的人们守在畜牧队的大门外等着看她，有的还从离生产队二三十里地的地方赶来“看”她。
陈明被分配到场部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丁玲分到一分场畜牧队养鸡。养鸡队的党支部书记姓姜，是1948年参加革命的，出身好，在连队当兵，后随部队集体转业了。姜支书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丁玲，便先把养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她介绍。姜支书说：“鸡场的大院里还有几间空房，你们就住那里吧，上班也方便，不要多走路。”说完，他又叫了两个人，扛起行李包，领着丁玲、陈明去看他们的新“家”。
他们的新“家”是间20多平方米的新粉刷的空屋子，只有两张木板床，地上到处落满了灰尘和鸡粪，弥漫着一种刺鼻的霉味。姜支书他们放下行李就走了。丁玲跟陈明又是扫又是擦，忙活了半天，总算安顿下来了。这一夜，丁玲没有睡好，她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鸡都叫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红日东升，朝霞满天，住在隔壁屋子里的几个养鸡姑娘趴在门口告诉他们：食堂开早饭了！丁玲微笑着冲她们点点头，算是感谢她们的提醒。陈明洗好了脸，说：“走吧，我们也吃饭去！”
丁玲疲惫地坐在床上说：“不是还有点饼干吗？对付点算了，我不大想吃东西。”她为了避开农场人们对他们的“参观”，连去食堂打饭都打怵。报到的第一天，他们只马马虎虎打了一点开水，就着几片饼干，对付过去了。一顿两顿还可以，但总不能老是这样对付呀。第二天中午，丁玲硬着头皮，跟陈明一同去吃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一进食堂，正在吃饭的人都端着饭碗，忽地拥过来，有的人还喊着：“来了来了，他们来了！”丁玲的心猛地一沉，什么也不敢看。陈明倒很坦然，他买好了饭菜，两个人端着，选了墙角落一张没有人的桌子。丁玲埋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扒饭吃。她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吃完，好躲回宿舍去！陈明倒若无其事，跟她讲着上午的见闻，可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过了一会儿，丁玲觉得耳边嗡嗡议论声音渐渐小了，没有了，大着胆子，把头抬起来望了望。她的目光，正好遇上邻桌几位转业军人的目光。他们的目光都很和善，很友好，有的目光里带着几分好奇，有的带着几分怜悯，丝毫找不出鄙夷、敌对、仇视的影子。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丁玲悄悄嘘了一口气，心情稍微平静了些。她觉得食堂的菜做得很好吃。
快吃完饭的时候，有几个年轻的姑娘推推搡搡地走到他们的饭桌旁边，很有兴致地看着他们。陈明跟她们开起玩笑来：“看什么，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饭吧？你们这里的饭做得好吃，我们又是大肚皮，哪像你们，麻雀啄食似的，吃上一点点就饱了？”她们听了，一下子都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丁玲看着她们那样单纯、开心的神态，脸上不禁露出了笑意。吃完了饭出来，几个姑娘跟着他们一直走到养鸡场才各自回到宿舍。
回到家里，丁玲对陈明说：“这里的人看来还都善良、淳朴。”
陈明说：“我在信上就跟你讲了嘛，北大荒人都是以诚相待，你真心实意待他们，他们就会真心实意地待你。”
丁玲来到养鸡队，开始安排她在孵化室拣鸡蛋。丁玲到一间堆满鸡蛋的屋子里，从一箱一箱的鸡蛋里，一个个拿出来分别挑选，把好的、合格的、能够孵化的留在一边。那个同她一道拣蛋的姑娘，一手能拿四个鸡蛋，丁玲只能一个一个地拿，最多能拿两个，而且动作很慢。她怎么也赶不上人家，心里很慌。原以为这是轻劳动，但半个钟头下来，她的腰疼了，手指也发僵，开始坐不住了。丁玲原来就患脊椎骨质增生，常常腰疼，可刚坐下来选种蛋才半个钟头，怎好就不坚持。又过一阵，她眼花，头晕，就要倒下去了。幸好，这时走来了一个人，叫张振辉，他是到孵化室来看热闹，看“大右派”的。他走进门，一眼就看出丁玲不行了，忙说：“我说丁玲是啥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婆。呵！看，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快歇息一会吧。不要以为拣蛋不费力，从没有干过嘛。”他走过来拉住丁玲的手，丁玲就势扶着他才勉强站了起来，连腿也是硬的。张振辉把丁玲扶到院子里，一阵风悠然吹过，丁玲心里有点迷迷糊糊，觉得不该走，却很自然地慢慢走回家去了，顾不上同他们告别。
渐渐地丁玲适应了这一工作，后来，一天只干两个小时的活，就可以轻松地完成任务。冬天，丁玲主动替一个孕妇剁鸡菜，连冻带累，两只手肿起来了，像两个红萝卜。
1959年秋、冬的雨雪特别多，田间、路上，到处是泥水、冰雪。新来养鸡队的山东姑娘王俊芬，穿的布鞋常常是水淋淋的，脚冻得又红又肿，疼得直哭。丁玲想给她买双水鞋，但跑了几次均因无货未能买下。她便将自己穿的那双水鞋脱下，硬给王俊芬穿上，自己却穿解放鞋。
有一次，上罢夜课，王俊芬坐着没走，像有什么心事。丁玲就和她谈心。小王脸上泛起了两朵红晕，窃窃地低声说：“丁大妈，您看看，叫我怎么办？”说着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丁玲看了，不觉喜上心头。原来是一位畜牧技术员张福太向她求爱了。丁玲说：“技术员人品好，看你爱不爱他了。”王俊芬为难地说：“这事本来要听妈妈的，可是妈妈离得太远了，丁大妈，您就当成我的亲人，为我做主吧！”丁玲呵呵地笑了，当天晚上就帮助王俊芬写好给妈妈的信。结果，这对年轻人经过一个时期的了解、相爱，终于结合了。小家庭非常幸福。后来，即使在最险恶的日子里，这小俩口也大胆地照顾丁玲，不怕担风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丁玲平反了，回到北京，名显身荣，也从不忘记小张夫妇，常常通信。后来，听说丁玲病危，俩口子心急如焚，张福太带了些土特产，迅速赶到北京探望。丁玲病逝后，张福太夫妇悲痛欲绝，到北京参加吊唁。
扫盲教员
1959年的一天，吃过晚饭，有些疲惫的丁玲斜倚在床上，在桌上微弱的油灯下翻看这几天的报纸。
“老丁在家吗？”门外传来问话声。
丁玲听出来了，是队长的声音。她赶快起身，刚想迎出去，队长和支书已经先后进了屋。陈明搬过两张板凳让坐，丁玲从暖水瓶里倒了两杯水端过来，笑着问道：“你们从来都是无事不登门的，一定又有什么事情吧？” 支书慢悠悠的说：“我们想请你给队里当个扫盲教员，老丁呀，你可能从报纸上也看到了，今明两年全国要掀起一个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前几天场长从佳木斯开会回来，农垦局也布置了扫盲任务。咱们养鸡队家属多、文盲多，不少人连名字都不会写，是扫盲的重点。”队长接着说：“昨天晚上我们开了个会，就是商量这件事。几个人一合计，都说让你当文化教员合适，再配上两个小学教师，你们三人一块干，行不？”
丁玲痛痛快快地答应说：“参加党的时候我不是讲过，我不满足做一个作家，而愿意做一个共产党员，做一颗螺丝钉，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去吗？如今需要我扫盲，我自然就去扫盲。我想我是个老作家，又是个老党员，如果扫盲工作不如别人那是不行的，我全力以赴。”
畜牧队的文化学习分扫盲班和初中班，扫盲班全是大字不识的女职工和家属，总共有三十几个人，任务最重，丁玲自告奋勇教这个班，她根据家属妇女都是成年人的特点自己编写教材。“小黑猪，是个宝，猪鬃猪毛价值高，猪肉肥美喷喷香，猪多、肥多、多打粮。”这是她写过的《小黑猪》课文中的一段。
第二天吃过晚饭，丁玲那个扫盲班在小学校里正式开学了。因为听说要讲故事，一些孩子也跟着妈妈跑来了，教室里坐得满满的。站在讲台上，丁玲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便像唠家常似的讲起了雷锋的童年。故事讲得很精彩，学生们没听够，要求接着讲。丁玲说：“每天只讲一段，愿意听明天再来，下面开始学认字。”丁玲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母鸡”两个字，教完“母鸡”，又教“生蛋”。最后，她拿出两张白纸，上面分别用毛笔写着“母鸡”和“生蛋”几个字。
“以后咱们学完的字，就写下来贴到鸡舍里，天天抬头看得见。这样就学得快、记得牢了。”下课前，丁玲一再叮嘱大家。经过丁玲的热心辅导，一个冬天下来，丁玲这个班的学生，有一半都摘了文盲的帽子，有十来个原来目不识丁的家属妇女能读书看报了。
转宝泉岭
1964年12月5日，丁玲和陈明来到宝泉岭农场安家落户。陈明在农场工会帮助工作。农场安排他们住在招待所的底楼最后一间的套房里。冬天北方天气寒冷，农场场长高大钧特意嘱咐招待所主任，每天连带帮丁玲烧火墙。
王震部长对丁玲一直很关心，每次到佳木斯，总要打电话给丁玲，约她去聊聊，了解她的生活情况。有一次，王震听到农场有人反映丁玲的右手肿了，忙问是怎么一回事。当他得知是每天剁鸡饲料造成的，立即打电话给高大钧，要他立即到佳木斯。
高大钧风风火火地赶到佳木斯，一进门，王震就说：“我叫你来，是要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光荣的任务！”高大钧半开玩笑地说：“首长指示，坚决照办！”说完还立个正，行了个军礼。王震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坐下谈，丁玲同志下来锻炼、改造，不要在肉体上进行惩罚。你看，手都肿了，这样不好，人家有错误，要慢慢帮助。将来这些同志还可以为党工作。她是作家，你知道不知道？”高大钧点了点头。王震又继续说：“把丁玲调到你那儿去，不要参加劳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丁玲是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要让人家抬不起头来，在思想上多帮助她。”高大钧边听边点头，最后对王震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她！”
丁玲刚来这个农场参观时，场长特意介绍了标兵邓婉荣同志。
有一天，忽然从楼下广场传来了两个女人吵架的声音。丁玲趴窗户往下一看，只见一群看热闹的正拥着两个女人，朝场部这边走来。
“又是六委那两个家属！”工会干事邓婉荣着急地说了一句，就跑下楼劝架去了。
丁玲来到宝泉岭不到一年，但也早就听说，场部家属宿舍划分成八个居民委员会，家属大约有二三百名。工会女工部管不到家属。平时她们干完家务，就东家走西家串，唠家常传闲话。六委主任小张，是个老实巴交、不爱说话的山东小媳妇，急得常常掉眼泪。
一会儿，邓婉荣脸上冒着汗，眉头紧锁着走回来，轻轻叹了口气：“这些个家属，可怎么管管好呀？”丁玲说：“人家都说这些家属是闲人生事，我看这话有道理。要是有人把她们组织起来，学习、劳动，她们有正经事情干了，眼睛就不会总盯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这样也能给场里解决一些劳动力。”邓婉荣的眉头也舒展开了：“大娘，我也正寻思咱们女工部也得管管这些家属的事。你帮帮我，咱们一起搞，就从六委开头吧。 ”
午后的阳光照在六委张主任家的小院里，暖洋洋的。四十几位家属挤坐在屋里屋外的小板凳上，听邓婉荣讲话，她们都很佩服邓婉荣，因为她不摆架子，说话办事都爽快。丁玲乐呵呵地和家属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说：“我来六委帮助你们学习，从今后，我就是你们六委的人了。”
个子不高大眼睛的小胡，手里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说：“学习、劳动我们都高兴，可家里的孩子谁给看？”许多人也随声附和着：“是呀，我们孩子小，还没上学呢。”坐在邓婉荣身边的丁玲说：“咱们办个托儿所，不好吗？
“办托儿所？说说倒容易，我们也早就想办，可房子上哪儿找呀？”
在当时那个时候，谁敢说能找到房子呢？会就这么没有结果地散了。回家的路上，丁玲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她顾不上回家，扭身朝场部大楼走去，找高大钧求援去。见到丁玲来，高大钧忙热情让座：“你来半年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唠唠，可总没有时间，一年365天，就是没个闲时候！”他一边说着，一边给丁玲沏茶。
丁玲非常了解高大钧这个人，他直来直去，快人快语，也喜欢别人讲话不拐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说：“我遇到困难了，想请求你的支援。”“啊？是生活上的？还是工作上的？”高大钧很认真地问。丁玲把组织家属学习的想法和办托儿所没有房子的困难，都跟高大钧说了。老场长听完非常高兴地说：“应该支持，这是为农场办好事嘛！至于空房子，眼下的确不好找，不过我马上就让房产科想办法，明天就给你回音。”
第二天，房产科的同志告诉丁玲：“好房子实在找不出，破草房倒是有一间闲着，要是合适，场里可以找人帮助修修。”
这间草房子就在六委这排草房的尽头，原先是养牛的，闲了几年没用，房顶漏风，墙壁坍塌，虽是初夏五月了，屋角还有尺把厚的积雪。丁玲跟着邓婉荣，带着十几名家属，到十几里外的草甸上去打草，苫好房顶，又和泥脱坯，补好了墙壁，屋里新抹的墙，刷上了雪白的石灰。丁玲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彩纸、气球和小玩具，挂在棚顶，这么一打扮，引得孩子们都往这里跑。
孩子们入了托儿所，六委的33名家属们组成了家属队，全都参加了麦收劳动。丁玲又和邓婉荣说：“咱们得趁热打铁，趁着这股热乎劲，把学习也搞起来。”
“行！你文化水平高，比我强，该怎么学，就由你领头吧。”邓婉荣说。
在汤原农场畜牧队就有了扫盲经验的丁玲，又从书店买回了《雷锋的故事》，一有空就给大家讲一段。不久，六委就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家属们争着做好事，街道变得干干净净，公厕也经常有人打扫。场部里的人都瞪着眼睛说：“这帮老娘们儿，咋变得这么能干？”麦收时节，场部周围的几个生产队，都抢着邀六委的家属队去帮助麦收。六委的家属队，远近闻名了。这年冬天，宝泉岭农场第六居民委员会被省妇联评为黑龙江省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其事迹上了报纸。1966年上半年，丁玲在和邓婉荣相处两年多之后，以这位女标兵为原型，写了篇散文《杜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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