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始終沒能破7，而這次“保7”好像也沒有太費氣力，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利率也沒有出現過大幅度的波動。這說明，中國央行管理人民幣匯率的純熟程度大大提高，尤其是“逆週期調節因子”的再次使用大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穩定在6.8附近。
什麼是“逆週期調節因子”？概括而言，短期抑制人民幣匯率過大幅度地“單向波動”，中長期抑制市場“羊群效應”的一種方法，對匯率定價中加入的一種“反向因子”機制，大致是“參考一籃子”和“參考收盤價”的雙原則之外，再加入一個報價銀行主動權比較大的“主觀調節因素”。不會聽暈吧？那我就簡單說，“逆週期調節因子”的作用就是“阻止匯率短時間過大幅度地單向升值或貶值”，但具體是什麼？如何計算？不知道，央行沒公佈。
我們需要注意到，匯率屬於相對價格，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僅取決於人民幣政策，同樣還取決於美元政策。比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上週五發表講話稱，他預計利率將緩慢而穩定地繼續上升，但央行希望在促進增長和控制過度行為之間找到正確的方法，同時沒有跡象表明通脹將加速升至2%上方。正是這樣一句話，美元指數下跌約30點並逼近95關口，非美貨幣普遍上揚，而人民幣出現短時快速升值與此事也密不可分。
7保住了，沒費多大周折，也未付多大代價，這當然是好事，但我們依然認為，中國不能把7變成牢不可破的“硬支撐點”。因為，市場越是相信7為牢不可破的“硬支撐點”，7的風險就越大，而一旦破7所帶來的心理衝擊越大，對經濟的破壞程度越大。當然，如果遇到市場攻擊性貶值，央行有必要設置狙擊點，目的是恢復市場信心；如果不是攻擊性貶值，而是在有序可控之下的市場自然貶值，那我們就該讓市場在匯率定價上發揮更大作用。
從歷史出發我們會發現，國際投機資本衝擊一國匯率絕非一蹴而就，而是很有耐心地一次一次地慢慢來，過程中需要逐步消耗防守國的彈藥（比如外匯儲備），並以輿論強化防守國匯率的某一“硬支撐點”，宣傳這個“硬支撐點”不能破，破了經濟、市場就如何如何崩潰，然後就會一次、兩次、三次地狙擊這個點，而迫使防守國一次、兩次、三次地拋售外匯儲備，直至外匯儲備額度接近或低於防守國外債數額；然後就是加大攻擊力度，那是什麼“國家破產”、或者出現某家企業因本幣貶值而還不起外債，或者企業向銀行換匯緊張等一系列輿論，引導市場預期，讓防守國國民加入換匯潮，讓政府外匯儲備首尾難顧。之後就是這樣國家外債危機，就是一系列優質資產被外國人收購，或者說是防守失敗國家、企業變賣資產還債。
真會有人試圖狙擊人民幣嗎？其實，2015年他們已經小試牛刀，而前一段人民幣兌美元的市場變化是不是弱一級的再次攻擊？當然很難找到直接證據，但我們不能不防。我們都知道，當下世界風雲莫測，變幻無常，經濟連接的緊密性，會使中國莫名其妙地受到影響，近而導致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尤其在中美經貿關係比較緊張的時期，這樣影響會顯得更加頻繁，更加突出。我們堅信，每一箇中國人都不願看到這樣的不確定因素，但這恰恰是國際金融投機巨頭最喜歡過程，世界越亂，它們的機會越多，中美之間麻煩事越多，它們狙擊人民幣的藉口和理由越容易忽悠市場。所以，中國必須防微杜漸。
今天早上看到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先生的一篇文章，這是他給自己的博士生張明即將出版的一本新書所作之序，文中，餘永定遺憾地指出：“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或加速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可兌換的主張在20102年一度成為中國經濟決策層和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想。壓倒性的觀點是中國正處於戰略機遇期，中國必須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不僅如此，中國還應有具體的時間表：在2015年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基本可兌換，在2020年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不知何故，我們的決策者和經濟學家對實行起來容易的多、危險性小的多，同時也是世界經濟學界公認的應該先於資本項目自由化實行的匯率浮動卻有一種無名的恐懼。在匯率和其他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加速推進資本項目自由化後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就不必贅述了”。
我非常支持餘先生始終堅持的主張：人民幣必須首先自由浮動，然後才能考慮資本可自由兌換應當如何安排，這是經濟、金融規律，不可違背。實際上，世界經濟的發展經驗充分證明，放棄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管制後果十分嚴重。餘永定介紹說：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一直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竟然也滿腔義憤地說道：“我們無需那些炒家來操控我們的貨幣，加深我們的痛楚，他們的目的只是要從沽空期指中獲利。…無論人們怎樣指責印尼那種裙帶關係式的資本主義、用人唯親、貪汙腐敗、種族主義、宏觀經濟管理不善、忽視金融發展等，但即使這一切指控都成立，也不致令他們的貨幣和金融制度崩潰至此，國家陷入這樣悲慘的困境。然而，殘酷的現實是，他們正身處這樣的困境……如果我們不謹慎應付，我們的處境也很可能會一樣。罪魁禍首是那少數的對沖基金，它們毫不關心香港，更遑論港人的福祉。它們對香港的興趣只在於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可以任由它們操控，就如其他人所說，好像提款機一樣，隨時可以提款。
事實上，泰國、香港、韓國、馬來西亞等東亞地區和國家在東亞危機期間都成了國際投機者的提款機。不僅如此，成熟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日本也一度成為國際投機者的提款機。相反，儘管國內經濟處於不景氣狀態、銀行不良債權高不下、資本市場發展落後，當時的中國卻因為有資本管制的保護，順利抗禦了亞洲金融危機，並使經濟在2001年後維持了10餘年的高速增長。
所以，我們不能以“改革需要倒逼”為名去輕易地違背經濟規律。國內一些學者經常提出“開放資本項目可以倒逼國內經濟改革”。餘永定先生很不客氣反問：中國在加入WTO時做出的主要承諾包括降低關稅、減少出口補貼和國內生產補貼、接受歧視性的保障措施和反傾銷標準、引入外國直接投資時不得有強制性國產化要求、用匯限制和出口要求、開放服務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些措施到底“倒逼”了國內的什麼改革？到底通過什麼途徑倒逼了國內改革？似乎沒有人給予認真論述。即便我們承認，加入WTO倒逼了國內改革，但這也很難證明中國一旦開放資本的跨境自由流動就能“倒逼”中國內改革。唯一明顯的“倒逼”機制恐怕就是“用腳投票”。“你不改革我就走！”這種“倒逼”機制存在於拉丁美洲國家、存在於俄羅斯，但我們並不清楚這種“倒逼”最終成就了這些國家的什麼改革。
餘永定先生振聾發聵的言論，其實無非是提醒尊重常識、尊重規律。他認為，當下的中國應當“在有效管理資本跨境流動的前提下，更加寬容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太好了，這恰恰是我們之所以希望央行不要把人民幣是否破7當成外匯管理目標的關鍵所在，這本來就不該成為目標。而外匯管理的核心不在於“價格管理”，而更在於資本跨境流動的管理。當然，這並不排斥特殊情況下直接干預價格的特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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