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這筆錢找人給當地村民挖了一口70米深的井，建了一個1.2千瓦的充電站——差不多可以滿足每天三百部手機充電。在此之前，他們打水要去兩三公里外的鄰村，充電得去22公里開外的上級村落。這是我為這個村子作出的改變。
袁江磊在騎行途中。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文| 實習生周鑫雨新京報記者張維王雙興
大學畢業後，浙江90後青年袁江磊給自己選擇了一條“野路子”。
結束在西非國家貝寧的孔子學院兩年的支教後，2016年9月，他跨上自行車，從貝寧啟程，騎行16000公里，途經16個國家，於2017年8月回到中國。
臨行前，他的騎行計劃被媒體報道，一家公司便主動與他達成了“騎行一公里，贊助一美元”的協議。他用這筆基金為落後的村莊尼普尼修建了水井和充電站。
袁江磊把自己一路的經歷拍了下來，回國後製作成紀錄片，發到網上，被點贊、轉發。在他的鏡頭裡，琥珀色的蜥蜴在赤金色的撒哈拉穿梭；馬裡婦女包裹著五彩頭巾露出靦腆的微笑；塞內加爾卡豐廷的趕海人早上九點準時出現在海岸邊，日復一日為生計頭頂一箱箱重達四十公斤的漁獲來回奔忙……
卡豐廷的趕海人。
他將紀錄片取名為《野好》，“‘野好’，就是‘也好’。”這段旅程告訴他，“許多事情的選項是開放的。”回國後，他把騎行暫放，入職一家中非貿易公司。生活迴歸柴米油鹽。
以下內容為袁江磊的口述：
“我很享受這種接觸當地人的實在感覺”
2016年9月10日，我從西非貝寧的克努托出發了。我計劃橫跨兩大洲，騎行回國。當時隨身攜帶了七十多斤重的物資，裡面有套鍋、油爐、睡袋、帳篷、衣物、藥物、淨水器和拍攝器材等等。
啟程前，我對照著“風險指南”，花了不止一週的時間規劃路線。孔子學院的同事知道我的舉動，覺得不可思議，但還是相信我一定能平安順遂。一位中國同事給我剃了一個鋥亮的光頭，不僅是為方便，還有“從頭開始”的寓意。
一路上，我遇到了很多人，“睡過”許多村莊，在西撒哈拉吃過帝王蟹，還被許多“二八大槓”超過。我很享受這種接觸當地人的實在感覺。
從貝寧出發後的第三天，我進入了旅程中第二個國家多哥。在那兒我參觀了非洲藝術博物館，遊覽了當地的織布村，還去看了桂美瀑布，而這兩天我都住在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畫家Felix家。
之前我在貝寧的公益村市場買過至少十幅Felix的畫，說起來還真是有緣分！Felix年紀四十有幾，神態自然，腆著肚子，很有趣。他向我講述了年輕時在街頭流浪的經歷，大概因為這些經歷，他的藝術風格充滿本土味道。Felix告訴我：“袁，有的東西就不能心急，不能老是想著怎麼賺錢或者怎麼樣，這樣你做不出好東西來。”
在幾內亞騎行到天快黑，我突然看到自己前面有人騎著一個“二八大槓”，他叫阿爾法。你可以想象那種畫面，傍晚碰到一個扛著獵槍推著車的哥們，就有一種“狹路相逢”的感覺。
“哥們！你去幹嘛？”
“打獵。”
我厚著臉皮問：“我可以一起去嗎？”
阿爾法同意了，但由於他要在野外過夜，我騎著車不方便，他讓我先去他家。當晚，阿爾法的妻子把家裡唯一一張帶蚊帳的床給我了，自己和孩子打了地鋪。凌晨，我迷迷糊糊聽到阿爾法回來了——他打到了一頭小鹿，用我們家鄉話叫“麂”。我有些不屑，怎麼就打到了這麼小的一頭麂？沒想到後面還有一頭一百多公斤的野豬，阿爾法一人扛不動，我們就把它大卸八塊運回家。後來這成了宴請我的野味。
獵到“麂”的阿爾法。
臨走前，我和他約定每週通話。因為村子裡沒信號，在每週五下午四點到五點，阿爾法開車到有信號的山頭，我們在那個時候通話。但是第一個禮拜五我就忘了這回事。之後再也沒打通過。這是我旅途中的遺憾。
與這些人相遇的經歷，現在想起來總是有點心酸。但也有人給過我很純粹的感動。
我騎行到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脈時，晚上在盤山公路旁的一棵大樹底下露營。我躺在帳篷裡，我的小油爐在外面煮著茶。這時我聽到一群小孩子的聲音，就拉開了帳篷和他們說:“哎！來嘗一下我的茶吧！”喝完茶後，我進了帳篷。沒過一兩分鐘他們來敲我的帳篷。原來他們採了一束野花給我！
途中遇到的非洲婦女。
“非洲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我去發掘”
對騎行的迷戀是從大學就開始的。大二那年，我騎了兩趟中途，一次從黔東南的凱里到桂林陽朔，另一次去了途經南川、武隆、涪陵的重慶小環線。大三暑假，我和一個老鄉騎行了川藏北線。這是我大學期間騎行去過最遠的地方。那時我從沒想過，有一天我會踏著踏板從非洲回來。
我一直想出去看看。大四那年，母校重慶交通大學對口援建的西非貝寧孔子學院志願者項目開始報名。因為這個契機，畢業後，我踏上了非洲的土地，開始為期兩年的任教生活。
沒去非洲之前，我總覺得這是一個治安比較差、疾病氾濫的地方。但理性告訴我，這只是其中一部分，非洲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我去發掘。
做老師的兩年乏善可陳。和很多同事一樣，我每天重複著“a”、“o”、“e”、“i”、“u”、“ü”，還有“老師您好！”“你好嗎？”“我很好。”任教前我們參加了法語培訓，結果到了孔子學院，除了“Bonjour”（法語，意為“你好”），其他幾句都沒怎麼用上。我通過自己的表情加上肢體語言，就能把簡單的情景對話搞定，孩子們也都聽得懂。
任教期間，我對一個女孩印象很深。她對漢語很感興趣，常來問問題，也多次邀請我去他們家做客。我特地去了一趟當地的中國超市，買齊了牛肉、竹筍、蝦，當然還有火鍋料。我當時就想，不如為他們做一餐火鍋吧。
任教結束時，這位女學生來送我。她把手裡攥著的一個柱形雕塑塞給我，我一看，是一隻髒兮兮的老鷹，但我很開心。
騎行回國的想法早就有，任教第二年確定要做這件事。《野好》系列也不是心血來潮，我一直有拍片子的念頭。這和我的專業有關，新聞廣播電視學讓我有了用鏡頭說話的習慣；當然，我也想通過相機將一些鮮活、真實，而又平凡的故事記錄下來，和大家分享。不拍片子我可能就不會騎行——它是我長途騎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騎行第一天，一個叫Kamal的貝寧朋友幫我拍攝。他三十歲左右，是當地的一個小導演。Kamal通過朋友找到我說要友情價幫我拍攝。當地的市場價一天是五萬西非法郎，摺合人民幣500多塊，他友情價只要200多塊錢。我想了一下，算了，交個朋友吧。
和他分別時，應他要求，我把多餘的一套航拍器和相機都轉讓給他。到現在Kamal還欠我錢，但他一直在還。我知道非洲人欠你一萬塊錢，他說“我明天還你”、“我一個月之後還你”，他肯定是按時還不了的，但他最後一定會還清。
離開貝寧後，我幾乎一個人完成了所有拍攝。說起來很好笑，為了拍一個騎行的鏡頭，我會把相機架在某個路口，騎行而過，然後再倒回來取走。
我帶了一個充電寶和一塊太陽能充電板，保證了手機的供電，但航拍器充電就沒那麼簡單。在格魯尼亞，我看到一片修道院，背景是雪山，很唯美。但我的航拍器沒電了，只能錯過這樣的拍攝機會。
“我住的是‘億星級’的酒店”
有人問我：“一個人騎行在路上有感受過孤獨嗎？”
我可以堅決地告訴他：“沒有！”
在毛里塔尼亞，我“扒”了世界上最長的火車。像我這樣的免費搭車叫“扒車”。我坐在像極了敞開口的方形盒子的露天火車裡，從毛里塔尼亞的中部城市祖埃拉特往第二大城市努瓦迪布進發。放眼望去，周圍是望不到邊的土黃色戈壁，車皮裡的乘客除了我和牧民，還有鐵礦石，以及一群往外探頭的羊。
袁江磊搭乘的露天火車。車皮裡有一群往外探頭的羊。
那晚，我躺在礦石上，聽著羊叫聲入眠。你可以想象，我的身下是礦石，眼前是滿天繁星。那一刻，世界彷彿只有天、地、火車和我，特別特別美好。那一刻我好像擁有了一切。我住的是“億星級”的酒店。這樣的機會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
不過，一個人的旅程並非都像這樣美好。一路上有幾次感到身體乏力，我都會吃隨身攜帶的青蒿素和六神丸，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瘧疾。事實證明，這幾次都不是，真正遇上瘧疾是我在布基納法索那一次。
那天午飯後，我開始了旅程。騎著騎著感覺不太對，沒過一分鐘就把午飯都吐了出來。我想到下一個大點的鎮子治病，但沒什麼力氣。想起我手機裡有當天中途休息那戶人家的電話。掛了電話不久，他們騎摩托車來接我。
到了鎮上，剛好中午，醫生正在休息。等到三點半，他們終於上班了。在醫院，闡述病情又費了老大一番勁。醫生說的是法語，我法語詞彙量不到三百個，時態、陰陽性之類到現在都分不清。詞彙量不夠只能表情來湊，我連帶手勢一通比劃。醫生很快搞清了狀況，一化驗，是瘧疾。我就放心了。說起來也好笑，我倒不擔心瘧疾，比較擔心霍亂。因為霍亂和瘧疾的症狀比較像。要是得的不是瘧疾，我就完蛋了。
我的腿上至今還留著兩個疤。那是行至布基納法索東部，被幾隻不知名的小蟲咬的。一開始沒怎麼在意，沒過幾天，被咬的部位開始化膿，面積竟然有一個硬幣那麼大。我趕緊去當地醫院，塗上紅藥水，敷上藥草。
騎行本身其實很苦的，但我一直是享受的狀態。困難我都忘了，記住的都是美好。
袁江磊（右一）與Felix（左一）以及他的大兒子（左二）。
“柴米油鹽還得過”
2017年8月14日，我回到了中國邊境。而後，我的贊助公司也將16000美元的騎行基金按照我的意願撥給了貝寧一個叫做尼普尼的村子。
我用這筆錢找人給當地村民挖了一口70米深的井，建了一個1.2千瓦的充電站——差不多可以滿足每天三百部手機充電。在此之前，他們打水要去兩三公里外的鄰村，充電得去22公里開外的上級村落。這是我為這個村子作出的改變。
今年3月，水井和充電站建成。我重新回到貝寧。當地村民牽著一頭羊要送給我，我不要，他們直接把它烤了送了過來。
水井建成後的慶祝儀式。
我給Felix打了個電話。
“Felix先生你還認識我嗎？一年半以前有一箇中國騎行者路過。”
他聽出了我的聲音：“你是袁嗎？”
Felix告訴了我一個特別不幸的消息——他的一條腿因為糖尿病截肢了。你根本無法想象非洲醫療條件落後到得了糖尿病都會截肢。我想去多哥看他，但因為簽證問題沒有成行。後來朋友給我發了一張Felix的照片。照片上他十六七歲的大兒子趴在地上畫畫，而Felix躺在病床上，也還在畫畫。
我還記得第一次看到那個孩子，他很水靈，看起來就很聰明。那時候他跟著爸爸學畫畫。他還有個弟弟，只有七八歲。現在老爸截肢了，家裡的重擔就全落在了他身上。
Kamal靠著我當時轉讓給他的那些機器，拍攝一些MV，在當地有了不錯的收入。他發我微信吹牛說：“袁，我在貝寧航拍技術第一！”我說：“你得了吧，你拍得這麼渣！”最近，他和我聊起他想來中國，做些小生意。我說：“你來廣州，我陪你逛。”
旅程結束後，大家都在變，我的生活也是。我對待生活更加坦蕩了，我知道很多事情的選項都很開放。很多東西通過努力是可以改變的，很多東西通過努力也改變不了。我們能做的就是改變可以改變的。
如今，我暫時回到了原本的生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再次出發。至少現在不打算繼續騎行了，我要掙錢娶媳婦，而且現在很多事情拋不掉，柴米油鹽還得過。
有人問我：“假如生活安定了，你會繼續騎嗎？”可能遇到某個契機，我還會出去。我很感謝26歲的自己，那一年多的旅程讓我多了一種體驗，多了一個看世界的角度，也多了一些內心的平靜。
再過幾個月，我要被公司派往幾內亞開發市場。
我會把路上拍的照片做成明信片，把“打獵”這一集紀錄片剪得很精彩。然後，抽空去找阿爾法，把這些禮物送給他，給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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