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西路(Lixi Lu) 在上海市長寧區東部。東起江蘇路，西至安西路。長730米，寬4.9～7.1米，車行道寬4.9米。民國元年(1912年)後由土路拓寬，名呂西納路(Lucerne Road)，又名永樂街。民國32年以呂西納的諧音改今名。
每天都會路過那裡，但從沒有想過，這條連入口都那麼不起眼的小馬路，會有那麼多的故事，直到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圖書館查閱老房子的時候，發現一幢利西路44號的保護建築，這裡就是1889年，李鴻章為其老母所建的別墅。李鴻章的後半生，建家業於上海，至今在上海西區仍有不少李家的遺蹟，如丁香花園，利西路44號別墅、延安西路李宅、華山路枕流公寓產業、復旦中學李公祠等。
利西路上的這幢別墅，外觀看似中國傳統的2層塔形建築，據在此居住50多年的老住戶說，李鴻章老母親誠信佛教，故建成塔形，底層面積大，二層收小，底層方形平面均削去四角，成立八角形，二層重簷的八個戧角反翹，均有吻獸，二層屋頂頂尖，曾立有一隻仙鶴。
這幢2層塔式建築全系木結構，外牆採用鋼板網澆混凝土10釐米厚，面貼小河卵石，外牆牆體中空，內層牆為板條抹灰，整個外牆隔熱性能良好，使住房冬暖夏涼。這幢建築所有木料均為上乘檀木，自今一百多年，地板、門窗、樓梯主要結構和主要部件均基本完好，在木結構建築中實為難得。
原建築用地約5畝，建築面積為607平方米。建築底層，南立面為開三個圓洞的廊牆，現已被封死，圓形痕跡尚清晰可見，圓洞牆後是約3米寬的門廊，門廊系暗紅色磨石子地面，進戶大門開在東南角，由室外拾階而上，迎面是一扇雙開黑漆大門，二扇門上有一對30釐米的銅質獅子頭門扣，二個銅環穿在獅子的鼻子上，今東南側大門已被封死，現門廊也被隔成房間。
經磨石子門廊向裡即是別墅的廳堂，廳堂面積約60多平方米，堂屋地面繫條形檀木地板，局部拼成各種花紋，廳堂層高約4米左右，在廳堂迎門處原有李家老太供奉的鎦金彌勒佛坐像，約有六七十釐米大小。佛像底座下是鎦金紫檀木浮雕二十四孝圖。房屋大修拆除時還香氣四溢。
樓梯扶手下沿是連續木刻花紋，每根樓梯欄杆都串著一個18羅漢木雕像，其面相、姿態各異，都是鎦金的木雕，可見這幢建築之氣派。室內一般門窗都有木刻浮雕，主要內門還鑲嵌貝骨浮雕，東側內室門罩是一檀木鏤空掛落。堂屋頂棚為30釐米原木大料成井字構架，至今完整挺立。
這幢房子的樓梯立柱，只雕獅頭而不雕龍頭，這也是因為仕途人家，不敢冒犯皇規。李鴻章當時僅為總理大臣，雕了龍頭，或者屋面用了黃色的琉璃瓦，都會冒犯皇室，要治罪殺頭。
這座建築內部的一些裝飾，一直能夠保留到“文革”結束以後，這是很是難得的。但是，在1978年大修時，由於技術問題，屋面被改成了普通青瓦屋面，加上局部搭建和房間分隔，建築面目已非昔日。屋面戧角、樓梯欄杆、24孝鎦金浮雕、佛像等，也都在那一次大修時被毀。據這裡的老住戶說，這幢李氏住宅在20世紀40年代，還由李鴻章的孫子居住。解放前夕，李鴻章孫子移居美國，解放後此房分給居民居住，正房有六戶居民，房屋內部結構尚好。
除了李鴻章的老宅，利西路上，還有一處在上海留下大量建築作品的外國人的婚房，他就是鄔達克。只可惜，這“呂西納路17號”的花園房子，早已成了歷史。1922年，鄔達克與蘇格蘭後裔伊麗莎白·吉塞拉·梅耶結婚。與吉塞拉的家庭相比，鄔達克屬於正宗鳳凰男。1920年時，他還是來到上海的前奧匈帝國軍人，下船的時候一文不名。而吉塞拉的祖先，穿越西伯利亞來到大清，住在中國已逾三代。她的父親是德國巴斯夫公司染料在華的獨家總代理，母親來自英國貴族家庭。婚後，鄔達克在呂西納路（今利西路）17號，設計了自己的家，這是一個有著4000平方米大花園的宅子，建造經費，則是鄔達克從岳父那裡借來的。
鄔達克新婚的住宅，距離他自己設計的中西女塾不遠。而隨著一單一單建築設計案子的成功，鄔達克有了積蓄。並且，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相繼出生。鄔達克在哥倫比亞路（今番禺路）買了一塊地皮，想要建一座比呂西納路的家更大的房子。
不料工程還未結束，他就意外接到了購買請求。買家是一位重要的、無法拒絕的中國客人，他就是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孫中山的兒子孫科，而這棟建築就是番禺路、延安西路口上的“神秘別墅”——我們曾有一篇《番禺路上的神秘別墅》，專門介紹這處建築的曲折歷史。
於是，鄔達克只能另尋地皮重建新家，他找到的地點也在哥倫比亞路附近，就是現在番禺路129號，鄔達克紀念館的房子——這座類似於英國都鐸時期的“黑白”建築，成了鄔達克一家在上海的生活之所。
短短一條利西路，不僅有名人之所，官宦之家，還有民族企業家曾經十分精緻的舊宅，這就是現在位於利西路24弄5號的“戴宅”。
這個“戴”字是誰？戴耕莘，當年上海灘著名的華成菸草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和老上海說華成菸草未必都知道，但是，要說“美麗牌”香菸，那一定是人人皆知，不僅知道，而且曾經還有不少老上海曾經追捧過。
戴耕莘，又名芳達，原籍寧波鎮海城西虹橋村中戴家（又名洪橋戴家），1895年生。父親戴運來，系著名旅滬商人。戴耕莘十六歲輟學就商，進英商怡大洋行作練習生。三年後離開怡大，進利昌鐵行，跟著父親學經商。1919年，其父病故，他繼承父業出任利昌鐵行總經理，那一年，戴耕莘才25歲，不僅如此，他30歲時便被推為上海總商會會董——就在這一年，戴耕莘和他的同學摯友陳楚湘抱著實業救國的思想，盤下了華成菸廠。
20世紀初，自英、美商人聯合在上海設立“英美菸草公司”之後，外國公司製造的香菸，就源源不斷地向中國各地傾銷，中國的錢財自然也隨之滾滾流入外商之手。許多中國商人為了振興民族工業，打破外商菸草壟斷的形勢，設法開設菸廠，卻因資本、戰亂等原因而失敗。
老華成菸廠原先生產的只有10支裝“三棋牌”香菸，質量根本無法與英美菸草公司產品匹敵。戴耕莘、陳楚湘接手華成後，發憤圖強，先是創出了“金鼠牌”香菸，不僅質量上乘，而且包裝精美，售價又低於當時暢銷的“紅錫包”香菸，很快受到大眾歡迎，從而打開了銷路，時有廣告語“金鼠牌香菸，煙味好，價鈿巧！”
隨後，華成菸草公司還一度打破了英美菸草公司對北美菸葉的壟斷，低價購入大量優質原料，著手推出新的品牌。特邀請滬上著名畫家謝之光先生設計包裝。據說，受託當晚，謝之光隨手翻開一份畫報，便以上面的一幀名伶肖像為模特，將她畫在了煙標圖案正中，並落墨取名為，“美麗”牌香菸。
據傳，所畫的人物正是當紅名伶呂美玉（我們在介紹高郵路的文章裡，講述過呂美玉的故事），但這張肖像並不是她的素身照片，而是她主演時裝戲 《失足恨》中的一張戲裝像。1925年3月， “美麗” 牌香菸隆重登場，因菸絲純淨，煙味醇和，加上商標精緻華美，一炮走紅。
不久，已為闊太太的呂美玉，引發了一場 “肖像使用權” 的侵權案。最終，華成菸草公司與呂美玉達成協議： 除重金賠償之外， 每生產一箱 “美麗”牌香菸， 便支付肖像使用費大洋五角——“美麗”牌香菸在1926、27、28年間的銷售量， 分別為3258箱、 14621箱、22744箱，僅這三年，呂美玉獲得的肖像使用費，就高達兩萬多大洋。
“五卅慘案”後，全國掀起了“抵禦洋貨，提倡國貨”的呼聲，“金鼠” 、“美麗”為中國菸草工業的發展爭得了市場，公司也因此大為盈利——股票原來100元票面只值30元，後來漲到了2000元，還沒有人肯脫手。
就在這時，戴耕莘決定為自己建一棟花園別墅，設計師是公立營業公司的顧道生工程師，位置就在呂西納路和憶定盤路的轉角處，法式風格，假三層磚木結構。一層南面中部外凸，頂部形成了一個陽臺，其東側有一處較大的室外平臺。中部的陽臺門是圓券形的，共有三扇。屋頂呈荷蘭式風格，挑簷處往外微翹，極為別緻。老虎窗的比例比一般的大些，原有的內部裝修現在保存得比較好，尚有牆面壁畫留存。整體看上去具有強烈的藝術氣息。
這幢住宅後來由戴耕莘的兒子、華成菸草公司股東戴倫庠繼承。1950年，戴倫庠將它以人民幣十四億元，出賣給解放日報社作職工住宅，自己搬到了五原路。
現在的戴宅，已看不出菸草大王住過的痕跡。住戶們晾曬的衣服、放置的生活用具、外面隨意搭建的遮陽棚使其看上去顯得有點頹敗。唯有房前的樹木、 花草還顯出勃勃的生機，在陽光的照耀下，暗示著它曾經的美麗。
說過了利西路的晚清重臣、民族企業家、最後要來說說，這條小馬路曾經住過的一位名媛，永安公司郭老闆的四小姐，郭婉瑩(Daisy Kwok)。利西路上的“郭宅”在路的南邊，從江蘇路的路口轉進利西路，不遠就能看到一幢北歐風格的建築，這就是上海永安紡織、百貨集團公司的創始人，郭家兄弟早期在上海的花園住宅。1909年，郭婉瑩出生在澳大利亞的悉尼。她的英文名字叫，“Daisy”。在六歲那年，她隨著她的家族，飄洋過海的來到了中國。1917年，郭標應孫中山的邀請，和兄弟郭傑一起，開辦了上海當時最新潮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而郭婉瑩媽媽的家，正是開辦先施百貨公司的富商“馬氏家族”。永安公司蒸蒸日上，家裡也搬到了一棟帶花園的大房子裡，這是從一個瑞典人手裡買來的，一棟很美的西式大房子，更美的大花園——這就是現在利西路“郭宅”的前生。（後來，房管部門在花園裡建造了二幢六層住宅，使花園成為小小的庭院，至今仍居住著許多戶居民。）
郭婉瑩一直是父親郭標最心愛的孩子。因為怕綁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機會公開社交，他們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那個時候，宋子文天天在利西路上的郭家吃飯，在宋家管賬的宋美齡，和在郭家管賬的二姐姐波麗好成一團，常常互相交流，怎麼從家裡的流水賬里扣出錢來，結夥去看新出的美國電影。
郭婉瑩中學讀的是當時的貴族學校，“中西女塾”，大學是在燕京大學讀的心理學，25歲畢業後，嫁給了吳毓驤，他是福州林則徐家的後代，他出生時，他家已經姓了吳，也算是清寒的書香門第了。然而，吳毓驤玩性很重，又是急想著如何一夜致富的人，即便是郭婉瑩難產在家休養期間，他還是去俱樂部玩牌到深夜回家。
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吳毓驤抓住了一次快速發財的機會，家中的條件日益得到改善。1951-54年，他們家又經歷了上海民營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直到“公私合營”開始，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波折，開始輪番打擊這個家庭。（如果您對郭婉瑩的故事感興趣，可以翻閱陳丹燕為她寫的《上海的金枝玉葉》一書，篇幅原因，我們不再贅述。）
但是，在這煉獄般的生活壓力下，郭婉瑩並沒有像當年很多“資產階級反動派”那樣選擇自殺，或許，在這個天生驕傲的女子看來，沒有什麼可以打垮自己。改革開放後，頂了多年右派帽子的郭婉瑩，被人們恭恭敬敬地請回了課堂，在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為所裡的專業人員上英文課。
在此之前，郭婉瑩又和大學時期的同事，英國牛津畢業生汪孟立結婚。他們是多年的老朋友，汪孟立常常幫助處在困境中的郭。婚後，兩人常常一起去旅行。四年以後，發現汪先生患了癌症，郭婉瑩開始奔波於醫院，直到兩年以後，汪先生去世。
八十年代初，BBC電視小組、美國CBS著名的六十分鐘節目，都曾到上海採訪郭婉瑩，尤其是六十分鐘節目著名的主持人華萊士，在採訪完鄧小平後，他來到上海，希望從郭婉瑩口中說出那個苦難、遭迫害的年代——但是，郭婉瑩拒絕回答任何那個苦難年代的任何問題，最後，兩人不歡而散——或者，在我們看來一段傳奇的故事，對“戴西小姐”而言，這只是一段人生。
1998年9月24日黃昏，是她辭世的時刻。她到底沒有說出對自己一生的怨言，躺到自己的小床上去，只是輕聲說了一句：“我怎麼這麼累啊”——也許，這就是她想要保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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