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分析，我们应当坚持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双重视角解读。从理论逻辑的视角，我们要阐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特别是其理论逻辑同马克思思想传统的内在关系。进而从现实逻辑的视角掲示他们的这些理论观点同特定时代的人类实践的逻辑关系。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机械固守，也不是某一领域的工具性理论，而是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与命运的反思性理论。其理论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解读马克思的语境之中，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的每一次重新对话之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在更多的维度上切中和穿透当今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成为其理论的主色调。
人的本质理论的逻辑演绎
之所以把几十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来加以研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理论家在学科背景、研究主题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也无法掩盖他们共同的理论追求和价值定位。具体来看，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双重惨烈而卓绝的战斗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但随着东欧各国斯大林化进程的加剧，斯大林主义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给东欧的思想创新和社会发展均带来了极大的束缚。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应当是这个样子，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不但偏离了欧洲的文化传统，而且也背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和对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回到马克思”和“复兴马克思”就成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同的理论旨归。所谓的“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践哲学等理论所阐发的关于人的理解；“复兴马克思”就是要复兴马克思思想中关于人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恢复被苏联教科书体系所遮蔽的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本质。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推出了一批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力作。例如，彼得洛维奇对于“回到马克思”和“复兴马克思”做了十分清晰的阐释，他指出，这是一条从漫画向原型回归的道路。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从本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理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只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马克思”，而“回到马克思”并不是一种对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式的解读，而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沙夫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被遗忘了，因此在他看来，今天是一个需要重新发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斯托扬诺维奇同样表达了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恢复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仍然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是它能够与当代人的诉求和渴望产生共鸣。可以说，其理论逻辑一直贯穿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终，虽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兴趣点不同，但其深层次的理论逻辑并没有变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人类处境，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始终都是如何消除和扬弃各种压迫人、统治人的物化、异化现象，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不但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也是他们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多维度的现实批判逻辑
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首先展开为对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关切。可以说，所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从不同的维度关注了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实践维度。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这一主题的理论观照都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反思，而他们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新社会的范型，也仅仅是限于未来社会某一阶段的理论构想。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大多是反斯大林化历程的亲历者和社会主义自治实践的直接参与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设计者。弗兰尼茨基从一般到个别深刻地批判了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异化问题，并指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型民主的发展和加深。斯托扬诺维奇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动词来释读，他是在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社会主义的内涵进行了重构，这样社会主义的能指与所指就可以在实践活动中实现统一。在他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指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当下运动性的存在，而“人”则是这一进程中的主体，只有通过推动人的自由和发展，才能建立以生产者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沙夫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做了大胆的预测，在反思波兰革命的异化后，提出了以分权、自治、民主为核心的新社会主义模式。此外，像费赫尔、斯维塔克、马尔库什等多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另一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展开为对现代性危机的现实关切。现代性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焦点话题，在梳理20世纪对于现代性理论反思的谱系时，来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可以说，东欧各国既是西方理性文明的传承者也是牺牲者，这种特殊的历史体验使东欧各国的理论家具备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像科西克、科拉科夫斯基、赫勒、费赫尔、鲍曼等理论家对于现代性危机的现实体验都更为丰富，他们对物化和技术理性对现代人的全面操控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科西克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伪具体的世界，伪具体性是现代性危机的全部体现。他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现代性危机的主要特征，以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对伪具体的实质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总体的经济结构，他反对一切外在力量对主体的强制。科拉科夫斯基把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希望寄托于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兴上，制定了以复兴传统信仰为核心的现代性脱困方案。赫勒建构了自己的现代性理论，她的理论具有比较浓厚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既包含对各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反思维度，也包含她个人对于现代性的独特体验，其理论的深刻性不是所有理论家都能达到。
以上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分析，虽然不能涵盖其理论观点的全部丰富内涵，但是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坚持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同东欧文化、历史体验以及20世纪理性文明的危机和人类社会的困境结合起来加以多维度的把握。只有在此研究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彰显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之中所包含的对于诊治欧洲文明、丰富人类文化精神有积极意义的精神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时代舆论非理性表达的引导机制创新研究”（16CKS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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