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或許是一位應該同情、可以理解、也值得稱許的導演。但就像當年筆耕上海灘的張愛玲，他也太不管不顧了，走遠了。
原文 ：《電影的“第二個世界”》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 黃紀蘇
圖片 |網絡
世界不知有多少個，但起碼有兩個。一個，無論你睜眼閉眼、橫看側看，它都是它，不會因你而改變分毫。另一個，你瞪眼時一樣眯眼時又一樣，你活膩味了它末日臨近，你想開了它也就前途無量。抗戰屬於第一個世界，而抗戰題材的文藝作品包括影視劇屬於第二個世界。第二個世界是主觀參股甚至控股客觀的世界。
我所經眼的抗戰影視作品相對於我的歲數不能算多，但也得數一陣了。就主觀入股客觀而言，我所看過的作品中，要數《色戒》最典型。2007年這部片子在大陸上映，引發了新老媒體上的激烈辯論。作為當年的辯手之一，時隔十二年“戰地”重遊，摩挲這部片子的前因後果，把玩其中大時代的變遷，未必有多少意義，也許還有點意思吧。
時間能否完成她的心願？
電影的前因是小說，而小說《色戒》的前因自然是抗戰了。如果沒有抗戰，張愛玲除了是位出色的小說家仍是位出色的小說家，但由於有了抗戰，除了出色的小說家，她還是個“大節有虧”的文人。“大節”這倆字，在“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1945年，張愛玲後脊樑所感受的道德壓力，可不是論證大不列顛起源於張家界一帶的教授所能比的。作為一個世家飄零女子，張愛玲特別渴望一份愛情；作為文壇新秀奇才，她尤其需要一個知音。這兩樣東西，她在出身草根卻知浪漫、混跡官場猶有文心的胡蘭成那兒都遇到了。張胡故事若擱在月白風清的歲月，不算佳話也算趣聞，但在彼時月黑風高的時代不能不對精英提出更高的要求。周作人若換了承平之世，何嘗不能沿著“漸近自然”的斜陽古道走到天心月圓、萬籟俱靜？只可惜多事之秋一個急轉彎，就把他甩出歷史洪流之外。文天祥在南宋的偏安歲月裡曾經“聲妓滿前”，但大廈將傾卻挺身而出，江山易手則視死如歸，化入一個共同體不朽的道義力量。
《色戒》只是個短篇小說，卻醞釀了幾年、修改了幾十年，其中文學與人生之難解，難解處之難言一望可知。本來，張愛玲要為自己在抗戰中的行為特別是與胡蘭成的關係做個交代，她完全可以對著鏡子講一段俗人失足故事，可她不滿足於客觀的“交代”，還想在道德上辯一辯，於是編了段仁人做賊的童話。但事情擺在那兒，無論怎麼編作用都不大。張愛玲雖遠走北美，但仍生活在港澳臺的漢語世界裡，面對的都是同樣的世道人心。讀她與出版人宋淇夫婦的通信，則這個世界直到七十年代末都不肯為有抗戰歷史問題的男女道德減刑。張愛玲在致宋淇的信中喟嘆：“近年來覺得monolithic nationalism鬆動了些，因為電影中竟有主角英美間諜不愛國，於是心一橫，寫了出來，結果我錯了。”（作者注：monolithic nationalism不妨譯作“通體的民族主義”；“寫出來”是指張另一部自傳體小說《小團圓》）平心說，小說《色戒》從微觀而又微妙的愛情角度解說張胡姻緣，儘管不能說都是文過飾非，胡之附日與張的依胡也不能等量齊觀。但張在國難之際只顧自己合適、在大是大非上有虧欠，卻是開脫不了的。她的作品《色戒》和《小世界》一改再改，出版一推再推確有道理：時間未必能完成她的心願。
大器晚成的“別才”
到李安拍電影，時代起了變化，但李拍攝《色戒》的動機不同於張。他曾表示：我知道讓王佳芝做的是件絕對錯誤的事情。抗戰的大是非，李安是認的。他知道這事從情理和倫理上都說不過去。但為什麼非說不可呢？
最不需要探討的原因，大概就是藝術圈解構常規、顛覆常理的流行美學了。但李安似乎還有來自他人生更深處的衝動。
李安的父親是中學校長，屬於社會中最正統保守的一群。李安從小對正路功課如語文算術不大適應，獨對錶演心有靈犀，屬於“別才”一類。對於別才，社會需要另立標準承認、另起門戶接納，但中學教育體系不提供這些。少年李安弱小的肩上承受了多少社會的重壓不難想見。他榮獲威尼斯大獎時父親已經去世，沒法撤回對兒子的失望，這在李安是一件人生恨事。李安留學美國，不進機械系不入商學院，而是學起了第一代華人平民子弟都繞著走的舞臺表演，結果畢業即失業，好多年得不到上崗機會。多虧學理工的妻子擔起家庭的生計，李安則在家燒火做飯，過起女耕男織的生活。
中美兩國的兩性文化大同小異，都是男上女下、男外女內，都看得慣小女子靠大男人肩頭噘嘴，都受不了男下屬坐女上司腿上哭鼻子。據說，李安的母親曾給兒媳下跪，說太委屈她了；而丈母孃也力勸閨女棄暗投明，“天下比他強的男人有的是嘛！”好像有一回，繫著圍裙的李安為丈母孃端上熱騰騰的飯菜，老太太卻冷嗖嗖來了一句：我說李安吶，菜燒得這麼好，我投資開個店，你來當大廚好啦。這樣的場面讓人心酸：天生敏感的藝術家潦倒異鄉，在北美的大社會和家庭小社會一沉到底，任由內心的痛苦及掙扎化為病灶。這病灶想必就像背街上的小酒館，邊緣的社會地位、顛倒的夫妻關係，可能還有一瘸一拐的浪漫衝動，像醉醺醺的酒徒，圍在昏黃的燈影下划拳罵座，為“苟富貴”的將來賭咒立誓。
若干年後，果然時來運轉，李安的導演事業真可謂“從勝利走向勝利”。一個藝術家，從靠邊站到中心，從被壓迫到翻身，他沒有理由不為這樣的人生體驗找到一種既精準又恣肆的表達。李安找到了。他對電影中的床戲非常自負，認為“那才是終極的東西”。於是，對既有社會秩序既拒又迎、始恨終愛的辯證過程，搖身化作一張沸騰搖盪、“痛並快樂著”、泯滅了彼此、混為了一談的床。這樣看，執導《色戒》的李安或許是一位應該同情、可以理解、也值得稱許的導演。但就像當年筆耕上海灘的張愛玲，他也太不管不顧了，走遠了。
呼喚健康社會的價值觀
2007年電影上映後隨即引發巨大爭議，顯然《色戒》又被觀眾的社會情緒參了股。
凡事過猶不及，一個健康社會的價值觀，不應讓群—己關係變成一頭沉，三十年沉完這頭三十年再沉那頭，任由極端公權力和極端個人主義輪流坐莊。個人權益應當捍衛，但地動山搖之際一男一女堵樓道里顛鸞倒鳳妨礙別人逃生，也要寬容麼？範跑跑把學生扔在腦後獨自狂奔，實屬常人常行無需厚責，但事後振振有詞，好像他是為貫徹天理才這麼幹的，就沒意思了。極端個人主義傷害的恰恰是眾多個體的權益：都只顧自己合適，都只計個人得失，倆人相遇比誰心眼更壞，湊夠仨人決出誰最不是東西，則社會共同體只能淪為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場。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8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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