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學軍，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博士後；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首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10期
[摘 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依據我國國情做出的科學選擇。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獨立、較完整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民生得以根本改善，我國國際地位大幅提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基本制度基礎，並提供了物質基礎、理論準備和寶貴經驗。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不能互相否定的重要論述，為客觀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提供了重要遵循。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尤其要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歷史價值和現實作用，避免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誤區。
[關鍵詞]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改革開放前後
在新中國成立70年之際，客觀回顧和科學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偉大成就和辯證關係，十分必要。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事實上，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歷史時期。我們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根本性轉折，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並提供了物質基礎、理論準備和寶貴經驗。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一股全盤否定這一歷史時期的錯誤思潮在國內外蔓延開來。這不但與歷史事實相違背，而且必然導致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割裂與對立。不忘歷史才能開闢美好未來。因而，我們必須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上，正確認識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這段時期的歷史價值和現實作用，避免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誤區。
一、選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原因
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依據我國國情做出的科學選擇。其根本目的是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中國成立初期選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既有助於破解諸多難題與挑戰，又有利於重構我國經濟政治制度和統籌安排我國中長期發展目標。當時嚴峻的國際形勢與蘇聯的援助，又使得這種選擇不但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具有緊迫性。
（一）思想理論原因
第一，馬克思主義“有計劃”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選擇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有計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將“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相較於市場調節，計劃調節具有全局性、協調性和及時性等優勢，不但能有效避免由市場盲目調節導致的嚴重經濟失衡和資源浪費，而且還可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因而，“有計劃”既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第二，“有計劃”成為二戰後世界經濟發展潮流。“有計劃”思想在蘇聯被具體化、政策化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蘇聯在不長時間內，從歐洲相對落後國家一躍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強國。與此同時，1929—1933年大危機席捲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並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發展”與“大危機”的強烈對比，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歷史進步性和優越性。因此，二戰後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學習借鑑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經驗，加強了對市場和資本的監管。世界資本主義也由此轉入管制資本主義或凱恩斯主義新階段。
第三，“有計劃”獲得黨內外廣泛認同。在1949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主義“有計劃”思想，提出“中央人民政府應爭取早日製定恢復和發展全國公私經濟各主要部門的總計劃”，“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製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等政策建議。這些提議得到了與會的各民主黨派與人民團體的廣泛擁護與支持，並最終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可見，“有計劃”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選擇乃至歷史的選擇。
（二）國情原因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面臨著鞏固政權、恢復和發展經濟等諸多難題與挑戰，更肩負對舊中國經濟政治制度加以根本性重構的歷史重任。要徹底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實現社會主義是唯一正確選擇。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選擇社會主義也就意味著選擇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毛澤東曾指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
第一，“計劃”有利於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首先，計劃有利於迅速恢復國內經濟秩序。由於連年戰亂和國民黨政府潰敗等因素，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秩序嚴重混亂。政府通過計劃手段直接管理經濟，無疑是恢復經濟秩序的最有效方式。其次，計劃有利於我國獨立自主實現工業化。工業資本積累不足是導致我國近現代工業落後的重要原因。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投資需求大、週期長、風險高。依靠市場自發力量根本無法籌足工業所需鉅額資本。即便新中國成立前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資本積累率也僅有6%，遠低於工業化所需的12% 積累率。計劃則可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效解決工業化所需鉅額資本不足的問題。最後，計劃有利於我國經濟社會按比例快速協調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對於我國這樣一個地區差異顯著、商品經濟欠發達的落後國家，制定並執行全局性中長期發展規劃，是統籌兼顧、協調發展，順利實現各項經濟發展目標的根本保障。
第二，“計劃”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平穩過渡。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我國主要矛盾業已轉化為“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要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社會主義革命是必然選擇。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並不具備立刻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充要條件，需要一個過渡時期。在過渡時期，國家通過計劃，幫助民族工商業解決資金、原材料、市場等難題，並逐步將民族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體系，從而為後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計劃”有利於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群眾生活艱苦。房屋、道路、橋樑、堤壩等生產生活設施損毀嚴重，人民群眾抵禦各種自然災害的能力低下。數以百萬計退伍軍人需要安置，數以千萬計困難群眾亟待政府救助。在各種物資極度匱乏情況下，人民政府直接掌握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並通過計劃手段向困難群眾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無疑是解決人民群眾困難最有效的方式。計劃分配基本生活資料，能確保每位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權，有利於維護社會公平與穩定。
（三）國際環境原因
第一，新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面臨嚴重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美蘇為代表的東西兩大陣營迅速轉入冷戰狀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採取敵視態度，妄圖通過外交、經濟等手段扼殺新生的紅色政權。在政治上，拒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地位，繼續支持退守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在經濟上，對新中國實施貿易禁運、拒絕開展正常國際貿易。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美國牽頭組建的巴黎統籌委員會（以下簡稱“巴統”），斷絕了我國從西方獲得戰略物資和高科技的可能；在軍事上，不斷從朝鮮半島、臺灣等多個方向對新中國進行軍事威脅。1951年，美日在中國代表不在場的情況下，簽訂了所謂《舊金山協約》，妄言“臺灣地位未定”。
第二，蘇聯經濟技術援助與計劃經濟建議。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相關規定，蘇聯自1953年起開始對我國提供經濟技術援助。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是我國近現代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外技術資本引進項目，對於全面提升我國現代工業科技水平具有非常重要意義。在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同時，蘇聯也向我國提出了建立國營企業和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建議。對於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新中國，“以蘇為師”在當時無疑是最優選擇。因而，中國共產黨對於蘇聯的建議高度重視，並原則性表示接受。
第三，計劃經濟時期提前到來。面對西方敵對勢力的咄咄緊逼與蘇聯熱情友好的援助，中國共產黨為保障國家安全和早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勢必於1953年提前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對於為什麼要提前開展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在親自修訂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一文中給出了答案：“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能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我國獨立自主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唯一可行選擇。1953年“一五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全面開啟。
改革開放以來，有人依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偉大成功，就想當然地認為“計劃經濟搞錯了”，“市場經濟搞晚了”。這樣的觀點完全脫離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情。眾所周知，國民黨政府推行封建性買辦性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成功，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爆發的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的危害尚未根除，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優勢明顯超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和西方封鎖遏制背景下，我國並不具備建立對西方開放的市場經濟基本條件。
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取得的重大歷史成就
雖然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相對貧窮和落後，但計劃經濟並非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而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在短短二十幾年裡，我國不但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保證了大多數人民群眾吃穿基本需要，併成為在國際社會中少數擁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一個昔日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的，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談到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10年（即1956年至1966年）時也寫道：“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鄧小平指出，前30年在新中國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此期間，“我們儘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所以，“這三十年是值得我們回顧的，值得我們總結的”。也有不少海外學者對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給予了高度評價。
（一）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
第一，國民經濟全面快速發展。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國民經濟總體保持了較快發展速度。1952—1978年，我國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分別從1015億、810億和589億，增加到6846億、5634億和3010億，實現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6%、7.7%和6.4%。這一發展速度不但遠高於同期世界平均發展水平，也高於同期主要發達國家平均發展水平。需要指出的是，計劃經濟年代採取的工農業總產值統計方法與今天廣泛使用的GDP指數存在較大差異。在GDP指數中佔有較大比重的第三產業，在工農業總產值指數中有較大比例未被計入。大量的農田水利建設等勞動也僅少部分納入工農業總產值統計。因此，當時實際GDP要高於目前我們通過工農業總產值推算得到的統計數字。
第二，建立了獨立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我國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迅速建立起汽車、拖拉機、重型機械、航空航天、半導體、核工業等產業部門，以及一批重要的交通樞紐和礦山、電力等基礎設施。至此，我國擁有了世界上除西方發達國家外唯一的較完整工業體系，實現了工業發展的歷史性飛躍。在實現工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我國還對原工業產業的空間佈局進行了大規模調整。工業產業空間佈局調整，特別是“三線建設”，使得大量現代工業企業落戶內陸省份。這改變了以往我國工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少數大城市的局面，促進了東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第三，農業生產顯著提高。在農業方面，黨和政府通過發揮農村人民公社等集體組織優勢，突破了以往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的侷限，逐步解決了種子、水利、化肥農藥、技術、農機等一系列長期制約我國農業發展的關鍵問題。從1949年到1978年，人均糧食、棉花、油料、豬牛羊肉分別從418斤增加到637斤、1.64斤增加到4.53斤、9.47斤增加到10.91斤、11.9斤增加到17.9斤。從1949年到1974年，我國人口增加了60%，糧食產量增產1.4倍，棉花增產4.7倍。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近8億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基本需要。
第四，國防高科技領域取得標誌性成果。新中國成立之初，正值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拉開序幕。為緊跟世界科技發展潮流、應對新技術革命挑戰，我國制定了《1956年—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對科技領域進行全面系統規劃。完成之後，我國又制定了第二個科技發展長遠規劃，即《1963—1972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科學規劃順利實施使得我國突破了一批關鍵技術，在“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青蒿素等方面取得了世界級科技成果。這些高科技成果的取得縮小了我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極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
（二）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第一，確立了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召開，通過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1954年《憲法》）規定我國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憲法》的頒佈，標誌著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確保了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併為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提供了組織和制度保障。
第二，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21日，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相關議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組織機構和組織形式等做出制度性安排。1954年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又進一步完善了人民政協的性質、組織、原則等問題。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確立。《共同綱領》同時還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在總結前期經驗基礎上，1952年頒佈的《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實施做出進一步規劃。此後，1954年《憲法》又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民族代表、經濟和文化發展建設等方面做出相應安排。1954年《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了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曆史上不平等的民族關係，保障了各少數民族的民族權利，維護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統一和共同發展。
第三，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1954年《憲法》規定：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並要求要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起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我國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標誌著我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主體地位確立。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在城市主要以“工資制”和在農村主要以“工分制”為代表的按勞分配製度也逐步建立起來。至此，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完成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剝削制度的歷史重任。
（三）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
第一，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文化建設，並將文化建設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文化首先需要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明確提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次大會通過的1954年《憲法》，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面對黨內外錯綜複雜的思想文化現狀，毛澤東進一步提出：“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佔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斷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和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廣泛開展對舊思想的批判和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工作。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中的唯一指導地位由此確立。
第二，產生了大批優秀文化成果。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領域堅持“雙百”方針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向，開創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新局面、新高潮。思想文化領域工作者自覺走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道路，不斷深入生活、深入實際，創作出大批反映人民群眾現實生活、謳歌黨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優秀文藝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有小說《紅巖》、話劇《龍鬚溝》、電影《創業》、大型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等。這些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統一的優秀文藝作品，贏得了億萬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標誌著我國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取得了豐碩成果。
第三，重塑了人民群眾精神面貌。計劃經濟年代物質生活相對匱乏，但精神生活可謂激情燃燒。中國人民不僅在政治、經濟上站起來了，更是在精神上站起來了。社會主義文化廣泛傳播不但豐富了人民群眾文化生活，而且極大提高了人民群眾思想道德覺悟，重塑了一代人的精神風貌。人民群眾在創造物質財富同時，也創造著新的精神財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鐵人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大寨精神”等相繼產生，成為那一時期的精神標識。人民群眾精神面貌的徹底改變，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動力。
（四）社會民生得到根本改善
第一，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建立。為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我國首次建起涵蓋就業、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等多領域的現代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在城市，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成為職工社會保障主要供給者。沒有單位的城市居民，則由民政部門負責相關社會福利和保障。在農村，農民社會保障主要依託農村集體，集中體現為“五保戶”制度。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當時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較低，但對於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抵抗自然災害等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人民健康水平和文化素質顯著提高。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醫療衛生條件改善，我國人民身體素質極大提高。自20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村三級醫療衛生機構。以往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鼠疫、傷寒、梅毒等流行病基本消滅。全國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6.3‰。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到1980年的68歲（在總人口猛增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33歲，名列全球首位）。在身體健康素質普遍提高的同時，人民文化教育素質也得到大幅提升。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文盲、半文盲率高達80%以上。兒童入學率20%，高校學生15.5萬，1979年全國高等學校、中等學校和小學在校生已達20794萬人，比解放初增長7.7倍，其中中等學校增長46.5倍，小學增長5倍。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極大提高了人民群眾文化教育素質。
第三，社會治安根本好轉。在舊中國，搶劫、盜竊、買賣人口、黃賭毒等社會醜惡現象是長期危害社會和人民生活的毒瘤。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對於各種社會醜惡現象採取高壓態勢，依靠人民群眾打掉了一大批長期欺壓人民群眾的黑惡勢力。同時，隨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各種醜惡現象的經濟社會基礎被剷除。至此，以往歷代都無法解決的各種醜惡問題得到徹底清除。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得到根本扭轉，給人民群眾帶來空前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五）國際地位大幅提升
第一，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得到堅決維護。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國政府立即宣佈廢除以往舊中國與列強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對於侵犯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為，我國均給予了強有力回擊。我國先後取得抗美援朝、中印和中蘇自衛反擊戰勝利，贏得了西藏與新疆等地區平叛與反分裂鬥爭勝利。這維護了國家安全和邊疆穩定，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贏得了穩定的周邊環境。
第二，贏得第三世界國家廣泛讚譽和支持。新中國積極支持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亞非拉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在1955年印尼萬隆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日後國際社會處理國與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卓越表現，贏得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廣泛讚譽，被公認為第三世界的領袖。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下，1971年我國以壓倒性優勢恢復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第三，打破西方遏制策略，開創外交新局面。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上升，西方不得不改變以往孤立、遏制策略。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關係。此前，法國、日本等西方國家也相繼與我國建立起外交關係。我國充分利用與西方國家關係趨於緩和這一有利時機，迅速實施“四三方案”，先後從西方發達國家引進總額達到51億美元的先進技術和成套設備，極大提高了我國工業技術裝備水平。我國外交領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但打破了西方對我國的遏制策略，而且為我國後繼改革開放和祖國完全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外交基礎。
第四，計劃經濟時期苦短利長。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較大成就，但人民生活普遍相對困難，溫飽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這也成為計劃經濟時期被汙名化的一個重要理由。對此，周恩來早在195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曾明確指出：“重工業需要的資金比較多，建設時間比較長，贏利比較慢，產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給人民的消費，因此在國家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的期間，雖然輕工業和農業也將有相應的發展，人民還是不能不暫時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難和不便。但是我們究竟是忍受某些暫時的困難和不便，換取長遠的繁榮幸福好呢，還是因為貪圖眼前的小利，結果永遠不能擺脫貧困和落後好呢？我們相信，大家一定會認為第一個主意好，第二個主意不好。”事實表明，正是人民群眾暫時的犧牲與付出，使我國徹底擺脫了“落後捱打”“貧困陷阱”，實現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轉折。
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的重大歷史意義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有其優勢，但亦有其失誤和不足。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不斷推進，計劃經濟體制的官僚主義和日益僵化等問題日漸顯現。1978年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的到來。此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已“功成身退”，但計劃經濟時期取得的成就，依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揮著重要影響。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因而，那種將“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一）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理論準備
第一，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偉大命題。針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出現的新問題，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他說：“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毛澤東不但提出建設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目標，更指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即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有機結合，以《論十大關係》等為代表，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繼承了毛澤東“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
第二，提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直接來源。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時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經驗與教訓，形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毛澤東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寶貴精神財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產生提供了直接理論來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基礎上進一步豐富、發展、完善起來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結合”與“第二次飛躍”提供了理論準備。
第三，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矛盾，而且正是這種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1956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進行著的。……否則，社會的發展就將停止下來，社會就不可能再前進了。”毛澤東又將社會主義矛盾進一步劃分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並指出正確處理矛盾是社會主義政治生活的主體。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了馬克思主義學理支撐。
（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物質基礎
第一，奠定現代工業基礎。計劃經濟時期的工業建設具有很強的基礎性和公益性。獨立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極大提高了我國生產力水平。縱橫交錯的鐵路、公路、港口、碼頭、能源、資源基地等基礎設施，為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紮實的物質保障。對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當時建設的部分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後來的改組改制中，通過承包、租賃、拍賣、股份改造等途徑，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主體，併為非公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關鍵性和決定性的大量支持。大批國有大中型企業轉型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主導力量。
第二，奠定現代農業的基礎。農業合作化改造使得農村土地由私人所有轉變為集體所有，奠定了我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基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改革開放後實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奠定了制度保障。計劃經濟時期在農業、農村基本建設的投入，為我國改革開放後農業連續獲得穩產、高產打下良好基礎，確保了我國農業安全、糧食安全和經濟穩定。特別是當時修建的八萬座左右的水庫，直至今天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有力支持了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當時建立起來的農機站、植保站等服務體系，為改革開放後農民科學種田提供了有效技術支持。農村義務教育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型農民，為全面振興農業、農村提供了人才保障。
第三，奠定現代科學技術產業基礎。計劃經濟時期培育和發展起來的現代科技產業和科研隊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技創新和發展奠定了牢固基礎和人才保證。在此基礎上，我國於1986年3月推出了首個高科技發展規劃《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即“863”計劃。在“863計劃”等高科技政策引領下，我國陸續取得了超級計算機、北斗、天宮一號、新型核反應堆等高科技成就。這離不開計劃經濟時期奠定的科技基礎、產業基礎和科研隊伍。我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不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強大動力，而且為國家經濟、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提供了技術保障。
（三）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製度基礎
第一，奠定根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和發展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支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不斷完善。”正是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發展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保了人民當家作主，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國在民族復興道路上才得以不斷取得偉大成就。
第二，奠定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共產黨視協商民主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黨中央先後出臺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等重要指導性文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特別是充分發揮協商民主的優勢、進一步鞏固愛國統一戰線，提供了有力政治保障。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方面，我國於1984年5月頒佈了《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國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對民族區域自治作了全面、具體的制度性規範。2001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民族區域自治法》序言中民族區域自治“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的表述，修改為“是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與此同時，國務院及其職能部門先後制定了30多件與《民族區域自治法》相配套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各民族共同發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第三，奠定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繼承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佔主體和按勞分配原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原則。雖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我國不再實行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仍應占據主體地位，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產權和分配製度，既適應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又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全面發展。
綜上所述，雖然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也曾有過曲折、甚至是嚴重挫折，但不能因此就將這一時期貶得一無是處。對計劃經濟時期的全盤否定，無異於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全盤否定，必然導致嚴重的經濟政治後果。“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前後兩個時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是極其客觀的，也是一種認識上的撥亂反正。因為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指導下，我國取得了改革前後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個重大成就’‘兩個經濟奇蹟’。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是‘持續走向繁榮富強’！”其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從根本上對“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關係作了總體評價，他指出：“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自己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今天，我們需要在新的歷史高度，牢記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相互關係的重要論述，從而把兩個時期的優勢和長處結合起來，消除其失誤和弊端，取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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