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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劉照普 | 江蘇報道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22期）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劉照普 攝）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40週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後，在全國範圍內引發了一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該文初稿由時任南京大學政治系教師胡福明撰寫，後經數度修改，最終以《光明日報》“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

2018年初夏，距離這篇重要文章發表40年後，《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走進了胡福明的寓所，對他進行專訪，聽他講述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前前後後。

採訪過程中，胡福明面前擺放著一篇自撰的《實事求是無禁區，解放思想無止境》講稿，書桌上擺滿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鄧小平文選》《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書籍和《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等報刊。83歲高齡的胡福明仍舊每天密切關注國家大事和時政要聞，一些重要新聞還要老伴一字一句念給他聽。

胡福明的煙癮很大，接受採訪時一支接一支地抽，如今每天還要抽兩三包香菸，他說抽菸時可以集中精力、全神貫注思考，“思考是一生最要緊的事，黨的理論工作者，時時刻刻都不能停止學習和思考，要始終保持思想的先進性和敏銳性，走在思想理論界的最前沿。”

“當時我不站出來，也會有其他人站出來”

《中國經濟週刊》：您最初寫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初心是什麼？

胡福明：時代是思想之母，這篇文章是時代的產物。當時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古老東方大國在經歷十年苦難之後該怎麼辦？

我作為一名學哲學的知識分子，南京大學政治系副主任、黨總支委員，只能拿起理論武器，1976到1977年我在南京大學學報上連續發表4篇文章，利用馬克思主義積極參加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批判“文革”的錯誤主張，推動撥亂反正。在南京大學召開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幫”大會上，我第一個發言，後來在江蘇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幫”的萬人大會上，我也是第一個發言。

張春橋有一篇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我就寫了一篇《評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發表在南京大學1976年第四期學報上，我認為張春橋的觀點是歷史唯心論，是一種上層建築決定論，是極端錯誤的，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兩個凡是”就被提出來了。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的觀點。我反覆閱讀這篇社論，感到“兩個凡是”就是這篇社論的主題 ，沒有一點撥亂反正的意思，無產階級還要繼續革命，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繼續維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所以我不認同這個觀點。

“兩個凡是”被提出來後從北京傳來一個消息，稱中宣部規定毛主席圈閱過的文章不能批判，張春橋的那篇文章是經毛主席圈閱的，因此不準批判。

我覺得荒唐而奇怪，張春橋如此荒謬的文章，只因是毛主席圈閱過就不能批判，那我們還能批判什麼？

當“兩個凡是”的口號提出後，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就寸步難行，揭批“四人幫”的熱潮也突然降溫，我認為“兩個凡是”是阻礙撥亂反正的主要障礙。“兩個凡是”不消除，撥亂反正、建設現代化是沒有希望的。當時中國處在這樣一個十字路口，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鬥爭，因此我下定決心要批判“兩個凡是”。

《中國經濟週刊》：當時衝破“兩個凡是”的政治束縛是要冒著巨大壓力和風險的，您的政治和理論勇氣從哪裡來？

胡福明：“兩個凡是”打的是什麼幌子？它打的幌子是維護毛主席，維護毛澤東思想，因此去批判“兩個凡是”有人就會給你扣帽子。所以我也很懼怕，我已經當過一次“反革命”了，那次考慮到我的家庭出身好，對我進行了平反。這次是我主動去寫文章，如果再給我扣上一頂“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那我就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也是有家庭的人。

我讀了不少古書，明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是有骨氣和擔當的，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作為南京大學的一名教師，我對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知識分子、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因此我應該有責任和擔當，挺身而出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

同樣，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我的責任就是堅持真理，我有責任為黨的事業、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為馬克思主義真理而鬥爭，這是我義不容辭的擔當。如果看不到“兩個凡是”的問題，我不去批駁可以理解，我看到了“兩個凡是”的反馬克思主義本質、對我國社會前進的阻礙而不去批判和鬥爭，我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

因此，“兩個凡是”違背歷史潮流，批判“兩個凡是”勢在必行，人民早晚要站出來說話，如果當時我不站出來，也會有其他人站出來，事實上當時中央黨校已經有同志在撰寫類似的文章了，我只是跟上了時代和國家的需要，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獲得了一個機遇，做了一件自己應該做而且也想做的事情，幸好還獲得了巨大的反響，推動了歷史進步。

陪護妻子住院時寫好文章提綱

《中國經濟週刊》：這篇文章的具體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胡福明：1977年7月初，南京那年的夏天悶熱難耐，我的妻子因為良性腫瘤住進了當時的工人醫院，也就是現在的江蘇省人民醫院，需要做手術，白天由女兒和兒子輪流陪護，晚上我去陪護，當時一個病房裡住了四五名女病人，我不能進房間陪護，也不像現在這樣可以請護工，有問題只能找護士幫助解決。我就守候在醫院的走廊裡，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等分批帶到醫院，藉著樓道的燈光，趴在凳子上不停地翻查，把關於真理標準的語錄都標出來，一下子查出40多條相關的偉人語錄，然後就蹲在凳子上構思文章提綱，當時將標題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文章分為三大部分。到下半夜我就把兩三張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會兒，醒了再看、再寫、再改，一個星期後，我的妻子出院了，文章提綱也寫好了。

妻子出院後南京大學也放暑假了，這是“文革”後的第一個假期，我一邊陪妻子，一邊寫作，當時沒有電腦，寫文章也不太方便，一直寫到8月中旬，到8月底我的初稿就寫好了，但不知道寄給誰。這時我想起了王強華，他是《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

1977年春天，南京理論工作者在當時的江蘇省委黨校召開理論座談會，我在這個會上作了唯生產力論的發言。休息時，王強華告訴我，于光遠（著名經濟學家）跟你的看法是相同的。他向我約稿，但是沒有出題目，因此我寫完文章後就想到了王強華，把文章寄給了他。

《中國經濟週刊》：通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以發現批判的矛頭對準林彪的“天才論”“句句是真理”等，通篇不見“兩個凡是”，原因是什麼？這篇文章的寫作構思有何講究？

胡福明：“兩個凡是”是兩報一刊社論提出的，批判以後哪家報刊會發表？怎麼辦？我就想到一個辦法，找個替代的批判對象，這個“替身”就是林彪的“天才論”“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我用林彪“天才論”和“句句是真理”來影射“兩個凡是”，批判它的唯心主義和個人崇拜，批判它的荒謬和迷信。

馬克思主義原理很多，用哪一個觀點批判“兩個凡是”是個問題。我在閱讀《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時，突然找到寫作的突破口，即批判唯心主義先驗論就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實踐論。我認為“兩個凡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毛主席的理論、思想、政策、觀點是不是正確，也必須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但“兩個凡是”的邏輯是什麼？它是如何驗證和舉例的？我認為它的邏輯是這樣的：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所講的話句句是真理，不需要經過社會實踐檢驗，毛主席永遠不會犯錯誤，因此要永遠地執行和維護。因此“兩個凡是”等同於林彪鼓吹的“天才論”“句句是真理”等錯誤論斷，其本質就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中國經濟週刊》：您一直強調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您為什麼這麼說？

胡福明：1977年9月初，要開學時我把文章寄給《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過了4個多月，直到1978年1月中旬，王強華寄來一份《光明日報》大樣，也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清樣，並附帶一封信，稱這篇文章你要說什麼我們很清楚，文章也肯定要用，但要做點修改，不要使人產生馬列主義過時的感覺。我仔細推敲後覺得不存在過時這個問題，做了一點補充後寄了回去。當時都是通過郵局郵寄，沒有電腦也沒有傳真，這樣經過了大概五六個來回。

一直到1978年4月下旬，我去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召開的全國哲學討論會，到北京的當天晚上，王強華就把我接到光明日報社，當天參加會議的除了王強華，還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中央黨校教授孫長江，每人手裡都有一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楊西光說：“這篇文章本來要在《光明日報》4月2日哲學版刊出，我看後感覺這篇文章很重要，在哲學版發表太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作為重要文章推出，但是要修改，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要討論這篇文章如何修改，請大家提意見。”

大家紛紛提意見，馬沛文同志當時提出，可以公開點名批判“兩個凡是”。我聽後說，恐怕現在不合適。楊西光提了幾點意見，主要是文章要講究戰鬥性，要更尖銳，同時還要穩妥，不要給人家抓住“小辮子”，讓我回去繼續修改。

於是我在哲學討論會期間，白天參加討論，晚上修改文章，第二天一早《光明日報》的工作人員開車把我修改後的文章拿到報社去，晚上再把重新排版的清樣送過來，這樣來來回回又修改了四五次。楊西光、馬培文、王強華等人花了很大功夫，中央黨校孫長江、吳江等人也花了很大力氣，所以說這篇文章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與我同來北京開會住在一起的是華南師範學院的黎克明教授，他提醒我說，“老胡啊，你已經卷進中央高層政治鬥爭裡面了，風險很大啊。”我說我心裡有數，你是支持我的觀點的，我坐牢你要送飯。他說那當然，你坐牢我肯定會送飯。後來他在廣東省的一個座談會上還講了這件事，並出了一份簡報。

《中國經濟週刊》：文章的初稿標題中沒有“唯一”，後來是如何加上的？署名為何用“本報特約評論員”？

胡福明：我在北京參加哲學討論會結束後，楊西光把我接到《光明日報》招待所，他當時也剛剛調到光明日報社，也住在這個招待所，因此我與他就文章討論溝通就更方便了。

楊西光兩次來到我的房間看我，他全力支持這篇文章的修改，跟我有過兩次談話。第一次談話時他說，他原來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文革”時期被打倒，“文革”結束後被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胡耀邦同志找他談話，欲調他到《光明日報》當總編輯，他說胡耀邦交給他一項政治任務，就是改變光明日報社的政治面貌，要將“兩個凡是”轉到撥亂反正，他指著文章清樣說怎麼改變啊，就從發表這篇文章開始，推動撥亂反正。我受到很大啟發。

第二次談話是1978年5月1日前兩三天，他來看我時說，我跟你商量個事情，文章修改到現在，署名還是胡福明，但發表時不想以你的名義發表，想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你看行不行？楊西光當即表示要聘請我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

我立刻表態說當然同意，我是學新聞出身的，胡福明只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南大教師，當時沒有什麼影響力，但如果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讀者肯定要猜測：“這個人是什麼大人物？”影響和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我說只要文章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我贊成這種形式。

楊西光還向我透露，這篇文章最後要請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志幫助修改，要請胡耀邦同志最後審定發表，先在《理論動態》發表，這是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內部辦的一個刊物，逢五逢十出版，只要這個刊物刊發了這篇文章，《光明日報》次日就見報，《光明日報》發表文章當天晚上，新華社向全國發通稿，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這時我才意識到，這已經不是簡單發表一篇文章的問題了，《光明日報》之所以要在最後將文章送到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修改，並由當時的中央黨校副校長鬍耀邦同志拍板，自有其特定的考慮。我當時想，寫文章時只是個人考慮，文章發表時已是一個強大的組織行為，要向“兩個凡是”發動總攻了。

最後這篇文章由胡耀邦同志審定，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發；5月11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發。

在《光明日報》發表時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唯一”兩個字是從毛主席文章中分析出來的。毛主席說，只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那麼這個“只有”“才是”就說明真理標準只有一個。但到底是誰把它加到題目上的，我並不知道。

“文章發表後給我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

《中國經濟週刊》：文章發表後是如何引發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對您個人有何影響？

胡福明：1978年5月11日，文章在《光明日報》發表後，新華社當天向全國發了通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第二天也轉載了，許多省級報紙也進行了轉載。

巨大的反響和來自最高層的指責幾乎同時產生，參與的人都承受著巨大壓力。1978年5月12日晚，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打電話給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很壞很壞，理論上是荒謬的、錯誤的，政治上的問題很大，它是“砍旗的”，砍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是“丟刀子的”，反對毛主席的。

黨中央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副主席汪東興大發雷霆，批評胡耀邦、楊西光和《光明日報》，說他們犯了嚴重錯誤，違背紀律。就這樣，剛剛開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下子又被壓下去了。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出來講話了，他說本來沒有注意到這篇文章，文章發表後引起紛紛議論，他拿來看了看，說這篇文章講得很好嘛，沒有錯誤觀點嘛。

羅瑞卿邀請他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講話，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表態，因為羅瑞卿同志是堅決支持這篇文章的。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內容是態度鮮明地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嚴厲批評了照抄照傳上級指示、文件的“本本主義”，批判了唯書唯上的態度。

從此，真理標準大討論又重新起來了。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陳雲同志也堅決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規模是全國性的，各省份的主要領導，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中央各部門的領導等幾乎都發言了，全國廣大幹部、知識分子，特別是媒體積極投身於真理標準大討論，報道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消息，連工人農民都參加了。所以說，這一次大概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的思想解放運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給我的生活帶來巨大變化。1980年春天，南大黨委副書記告訴我，胡耀邦同志要我到中宣部工作，組織部調令都下了，可我始終想待在校園。後來江蘇省委調我到宣傳部工作，我寫了封意願書，提了6條理由，表示願意留在南京大學。1982年11月我還是被調到江蘇省委宣傳部任副部長。其實從內心來說，我是一直希望待在大學校園做學問，做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這篇文章，我可能會成為南大的一位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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