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傳統學術發展演變的重要轉折階段。在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會大變動中，佔據思想界統治地位數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學迅速走向衰頹，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以挽救社會危機為目的，以樸實考經證史為方法的實學思潮勃然興起。與此同時，文獻學研究領域也呈現出新的面貌，考證、辨偽等傳統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學者的重視，書籍的典藏、刊刻逐漸興盛起來，目錄、版本等專門的研究領域出現轉機。凡此種種，文獻學各個領域自身的發展變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際學術潮流的轉換，也奠定了清代文獻學發展鼎盛的基礎。
一、考證
考證本是中國古代學者傳統的治學方法。自從有了文字記載，有了學術活動，就有了初步的考證。孔子對《詩》、《書》、《易》、《禮》、《樂》、《春秋》六部典籍的整理，歷來被視為文獻學的開端，其中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考證工作。漢唐時期，考證方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常見於一般的文獻整理和目錄編纂，而且廣泛運用於經書訓詁和經學研究中。漢代鄭玄、馬融等古文經學家治經重視訓詁考證，受到時人和後世推崇。唐代學者承接古文經學的傳統，形成了以《五經正義》為代表的註疏之學。宋代以後，隨著儒釋道三者的合流，學者摒棄漢唐經學的傳統，另闢蹊徑，注重義理闡發，理學因之產生。延及明代，心學盛行，學人士子“束書不觀，遊談無根”，造成學術界清談空疏的風氣。在晚明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面前，這種空疏的學風不僅未能挽救危亡，反而加劇了整個社會的危機。
明清易代之後，學者痛定思痛，深刻認識到心學以及理學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對包括心學在內的整個宋明理學進行修正和批評，學術界出現了拋棄宋明理學，迴歸原始儒家經學的趨向。與此相應，漢唐經學特別是漢代古文經學重視文字、音韻、訓詁、考證的傳統治經方法，也受到學者的關注和推崇。錢謙益批評宋明理學離經講道、空言心性的弊端，主張迴歸漢唐章句之學的傳統，“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掃除章句，而胥歸之於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為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1），甚而明確提出：“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如杜預所謂原始要終。”（2）費密也十分重視漢儒的專門訓詁之學，認為“古今不同，非訓詁無以明之，訓詁明而道不墜。後世舍漢儒所傳，何能道三代風旨文辭乎？”（3）毛奇齡則針對理學的空疏學風及其穿鑿附會的弊端，提出“以經解經”的治經方法，並制定了具體的規則，諸如勿杜撰，勿武斷，勿誤作解說，勿誤章句，勿誤說人倫序，勿因經誤以誤經，勿自誤誤經，勿因人之誤以誤經，勿改經以誤經，勿誣經，勿借經，勿自造經，勿以誤解經之故而復回護以害經，勿依違附經，勿自執一理以繩經，勿說一經礙一經等（4），凡十六條，以為解經、說經者戒。而顧炎武在尖銳批評理學空疏學風的同時，不僅提出了復興經學的主張，而且還在治學方法和研究領域作了新的探索。鑑於宋明以來學風空疏，學者幾乎不通文字音韻，以致臆改經書，誤解經義的現象，顧炎武明確提出了“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亦即從考辨文字音韻入手以通經學的治學方法。他身體力行，積數十年之精力，先後五易其稿，撰成《音學五書》，或探究音學源流，或考辨經書古音，或訂正韻書訛誤。特別是其中的《古音表》，以先秦典籍為依據，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致力於古韻韻部的劃分離析，將古韻分為十部，成為清代古音學研究的第一人。為推闡通經致用的治學宗旨，顧炎武努力從事群經諸史、典制輿地，金石碑刻，乃至政事風俗、河漕兵農的研究，蒐集歸納大量例證，反覆排比鉤稽，有時甚而輔以實地考察，多方比勘驗證，力求融會貫通，真實可靠。這些成果，集中體現在他的學術代表作《日知錄》一書中。該書“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所論皆“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2］，成為後世學者一致推崇的經典之作。可以說，以顧炎武為代表的一批清初學者對經學的迴歸，對考證方法的提倡，為一代學術特別是文獻學的發展，開啟了先路。
二、辨偽
辨偽與考證密不可分，在中國歷史上，對文獻真偽的考辨，也是隨著文字記載的產生而出現的。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辨偽在明末清初呈現出一派興盛的局面。在專書辨偽方面，《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大學》、《中庸》以及《石經大學》等經書，都是學者重點考辨的典籍。而在群書辨偽方面，包括經部、史部和子部在內的眾多典籍，也都納入了學者考辨的範圍。先後參與辨偽的學者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張履祥、毛奇齡、費密、萬斯大、萬斯同、陸隴其、胡渭、顏元、李塨、閻若璩、姚際恆等人。而有關辨偽的各種著述也蔚為大觀，諸如關於《周易》及其所附《圖》、《書》的考辨，有黃宗羲的《易學象數論》，黃宗炎的《圖學辨惑》，毛奇齡的《太極圖說遺議》、《河圖洛書原舛編》，胡渭的《易圖明辨》等。關於《尚書》的考辨，有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姚際恆的《尚書通論》，錢煌的《壁書辨偽》等。關於《詩經》的考辨，有毛奇齡的《詩傳詩說駁議》，姚際恆的《詩經通論》等。關於《周禮》的考辨，有毛奇齡的《周禮問》，萬斯大的《周官辨非》，姚際恆的《周禮通論》等。通考群書的有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等。而姚際恆的《九經通論》、萬斯同的《群書疑辨》，朱彝尊的《經義考》等，也都不乏考辨偽書的內容。至於有關辨偽的單篇文字，更難以計數。可以說，明清之際，無論是參與辨偽的學者，還是辨偽的專門論著，均遠超前代，達到了發展的高峰。
在明末清初文獻辨偽的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閻若璩對《古文尚書》、胡渭對《周易》所附《圖》《書》的考辨。
閻若璩繼承明末清初學者反理學的思想傾向，批評宋學空疏虛妄，而推崇漢代經師馬融、鄭玄。治學崇尚考據，強調精審博證，注重求真求是，凡著一書、立一說、論一事，必定有根有據，做到“旁參互證，多所貫通”［3］。他在前人懷疑考辨《古文尚書》之偽的基礎上，進一步穿穴經史，廣蒐證據，著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從淵源、傳授、篇數、篇名、史實、文體、典制、地理、曆法，乃至音韻、訓詁等方面，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考證出《古文尚書》非孔壁之書，孔安國《傳》非孔安國撰，均是後世的偽作。以篇數為例，史載《古文尚書》均為十六篇，而東晉梅賾所上並流傳後世的文本則為二十五篇，顯然不相符合。閻若璩說：孔壁所出《古文尚書》，西漢、東漢學者所言、史書記載均為十六篇；“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5）諸如此類，閻若璩以確鑿的證據，精審的考證，使一樁千年疑案最終得以定論。也正因為如此，閻若璩的考證成果，受到了清代學術界的普遍重視和肯定。後世學者稱讚他“反覆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3］ 。
胡渭是與閻若璩同時而又齊名的學者。他博學多識，擅長考據，尤精於經學與歷史地理學。其《易圖明辨》一書，是有關《易經》所附圖、書辨偽的集大成之作。本來，《河圖》、《洛書》等圖、書，最早出自五代宋初華山道士陳摶，經理學家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人輾轉傳授增益，又附會出《先天圖》、《後天圖》、《太極圖》等，共計九圖。朱熹進而採用這些說法，將九圖置於其著作《易本義》及《易學啟蒙》的卷首。自此而後，這些圖、書便附《易經》驥尾，得以流傳開來，以圖說《易》，據圖解《易》，成為宋代以來《易》學的主流，《易經》的研究也因此而日益流於神秘玄虛。元明時期，曾有學者對這些圖、書的來歷以及圖、書本身的真偽提出懷疑。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等學者繼有論辨。胡渭在此基礎上，深入加以考辨，指出《周易》古經以及《注》、《疏》，從未有過圖、書；有關《易》學的書籍，宋以前也從未出現過圖、書。雖然古代曾有“河圖”、“洛書”的記載，也有“河出圖，洛出書”的說法，但並沒有確切地說明是什麼東西，更重要的是，都沒有提到有圖。可是，這些圖卻忽然出於五代宋初的道士陳摶，顯然是造偽之作。胡渭還進一步追本探源，一一考證出陳摶造偽的出處和依據，從而證明了宋代以來圖、書之說的虛妄。後世學者推崇《易圖明辨》一書，“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託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煉、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視所作《禹貢錐指》，尤為有功於經學矣”［3］。 明末清初興起的辨偽之風，以閻若璩、胡渭為代表的諸多學者在經書乃至群書辨偽方面取得的傑出成就，不僅對清代文獻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推動宋明理學向清代漢學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藏書
明清易代之際的社會動盪和長期戰亂，使典籍文獻遭到極大的破壞，特別是號稱人文淵藪的江南地區慘遭屠戮，許多珍貴的古書幾乎蕩然無存。錢謙益對當時圖書典籍遭到的厄運曾有極其沉痛的記載，“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梯幾之橫陳，乙夜之進御者，用以汗牛馬、制駱駝、蹈泥沙、籍糞土，求其化為飛塵、蕩為烈焰而不可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6）。也正因為如此，清代初年的眾多學者，特別是江浙地區的學人士子，往往傾其全部學識精力及其財力，孜孜不倦地求書、鈔書、藏書，湧現出不少著名的藏書大家。如江蘇常熟的錢謙益絳雲樓、錢曾述古堂、毛扆汲古閣，崑山的徐乾學傳是樓、徐元文含經堂、徐秉義培林堂，江寧（今南京）的黃虞稷千頃齋、丁雄飛心太平庵，浙江餘姚的黃宗羲續鈔堂，嘉興的朱彝尊曝書亭，杭州趙昱、趙信兄弟的小山堂、吳焯瓶花齋，寧波範懋柱的天一閣、鄭性二老閣，等等。許多藏書家同時又是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求書、藏書，而且讀書、著書，在經學、史學、目錄、版本等各個領域都有不同的建樹，成為當時學術界轉移風氣的代表人物。
以著名思想家、學者黃宗羲為例。他博通經史，酷嗜文獻，講求經世致用，“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裡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遊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7）。時值明清易代，江南地區戰亂頻仍，動盪不安，黃宗羲毅然投筆從戎，先後經歷“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其間“陵谷崎嶇”，顛沛流離，艱難困苦，難以盡述。但即便如此，他仍將“身心性命一託於殘編斷簡之中，故顛發種種，寒以當裘，飢以當食，忘憂而忘寐者，惟賴是書耳”（8）。同時，黃宗羲藏書留意明代文獻，尤為注重蒐集民間野史遺集。其子黃百家有言：“餘家所得野史遺集、絕學奇經，殆不勝紀。道雖窮矣，書不可謂不富。而家大人方將旁搜遍採，不盡得不止。則是目所未見、世所絕傳之書，數百年來沉沒於故家大族而將絕者，於今悉得集於續鈔，使之復得見於世。”（9）黃宗羲晚年致力於讀書講學、研究著述，先後撰著《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未成）等書，又編纂《明史案》、《明文案》、《明文海》等大型文獻資料彙編，不僅總結前代學術，而且引領當代學風，受到當時和後世學者的一致推崇。
其他如錢謙益、錢曾、徐乾學、黃虞稷、朱彝尊等人，也無不在搜書、藏書的同時，致力於讀書、著書。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列朝詩集小傳》、《絳雲樓書目》，錢曾的《述古堂書目》、《也是園書目》、《讀書敏求記》，徐乾學主持編纂的《讀禮通考》、《大清一統志》、《傳是樓宋元版書目》，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考》等著述，均得益於自家藏書，也都成為各領域有影響的代表性著作。
在藏書、讀書、著書的同時，一些藏書家、學者鑑於易代之際圖書典籍散失亡佚嚴重的情形，還致力於鈔書、編書、刻書，使文獻典籍得到保存和流傳。如黃虞稷與同為當地的藏書家丁雄飛建立古歡社，約定時間，互相借抄藏書，共同讀書，還訂立了《古歡社約》，成為書林佳話。黃虞稷還與當地另一藏書家周在浚同編《徵刻唐宋秘本書目》，希望能徵集到前代珍本秘籍，將其刊刻流傳。而嘉興藏書家曹溶不僅撰有《流通古書約》，倡導古書流通，而且身體力行，輯錄編纂圖書。他收錄唐宋以來至清代初期有關經學、雜史、雜著、雜錄、筆記、詩話、遺聞遺事等短篇小品著述計四百餘種，依據四部分為經翼、史參、子類、集餘四大類，編成《學海類編》一書。據其門人陶越記載，該書收錄的標準比較嚴格，如“誣妄之書不錄”、“荒誕不經之書不錄”、“不全之書不錄”、“詩不繫事者不錄”、“雜抄舊著成編，不出自手筆者不錄”、“近日新刻之書及舊板流傳尚多者不錄”（10），等等。從中不難看出，清初的叢書刊刻試圖糾正明末隨意刪改割裂的弊端，開始趨於求實客觀，並重視書籍本身的學術價值。儘管該書並未能完全按照原定的標準收錄圖書，其中一些書籍有殘缺不全，隨意抄撮，改頭換面之處，但因其收錄廣泛，內容豐富，仍不乏珍本善本，不失為一部頗有價值的古籍叢書。特別是其制定的收書標準，以及按四部分類的編排體例，都對後世的叢書編纂刊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四、目錄
目錄是圖書文獻發展的產物。自漢代劉向、劉歆整理圖書，編纂《別錄》、《七略》等目錄著作以來，歷代繼有述作，或官修，或私撰，形成了目錄發展的兩條主線。明代是私家目錄的繁盛期，特別是明代中晚期，湧現出一批頗具特色的私家目錄，如高儒《百川書志》、晁瑮《寶文堂分類書目》、徐《紅雨樓書目》、陳第《世善堂書目》、祁承爜《澹生堂書目》、周弘祖《古今書刻》等等。但受明中葉以後心學盛行，學風漸趨空疏的影響，學者普遍不重視書目解題，不少目錄著作只載書名、卷數、撰人，成了僅僅“部次甲乙”的流水帳簿。
清代初年，為扭轉明末空談心性的學風，學術界開始提倡讀書，崇尚實學，與圖書典籍、讀書治學密切相關的目錄學，也出現了一種求實的現象。一些學者不再侷限於編纂簿錄登記式的目錄著作，而力圖編出蒐羅宏富，具有特色，能夠指示學術門徑的新作。他們依據家藏典籍，進而廣搜博採，致力於文獻研究和目錄編纂。朱彝尊的《經義考》就是其中的代表。
朱彝尊學識廣博，能詩擅文，於經學、史學造詣尤深。康熙十八年（1679）薦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參與纂修《明史》，後為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九年（1690）辭官歸裡，潛心治學。他看到當時“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仿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11）。全書分為御注、敕撰、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通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群經、四書、逸經、毖緯、擬經、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家學、自敘凡三十目，其中宣講、立學、家學、自敘有目無書，實存二十六目。朱彝尊將歷代經部之書蒐羅殆盡，甚至歷代學者自成一家之言的“擬經”之作亦囊括無遺。各書無論存亡散佚與否，全部著錄在冊。凡著錄各書，均先列作者、書名；次據有關記載標明卷數，卷數若有異同，則註明某書作幾卷；再標明存、佚、闕、未見。以下還逐一臚列該書序跋、諸儒論說以及作者生平事蹟等有關材料。朱彝尊本人有考證辨說之處，則以按語形式附列於末。其所臚列之材料，除採自本書外，還廣搜歷代書目、史傳、方誌、文集等著述，網羅宏富，囊括全備，不僅堪稱經部書籍之總彙，而且足備文獻資料之淵藪。後世學者稱其“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雲詳贍矣”［3］，確非虛語。
《經義考》而外，清初的不少目錄著作，也頗有可稱道之處。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分經史子集四部，各部之下，又細分門類，專載有明一代著述，成為此後《明史•藝文志》依據的藍本，被後世學者譽為“考明一代著作者，終以是書為可據”［3］。與此同時，該書又於每類之末，附載遼、金、元人之書，雖然收錄不全，學者亦有不同看法，但卻直接開啟了學術界此後的補志、補表風氣。乾嘉時期，學者十分重視史表、史志的作用，花費很大的工夫對歷代正史的表、志作了一番全面的拾遺補闕的工作。上自《史記》、《漢書》等前四史，下迄《元史》，各種補志、補表不下數十種，並由藝文志推而廣及於其他各志，諸如孫星衍《史記天官書補目》，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補續漢書藝文志》，洪亮吉《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六國疆域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元史氏族表》等等，但凡古史所闕略者，幾乎囊括無遺。梁啟超盛稱“凡此皆清儒絕詣，而成績永不可沒者也”［4］。其它如錢曾《讀書敏求記》，專載宋元珍本書籍，開後世善本書目之先河；梅文鼎《勿庵歷算書目》，首創歷算書籍的專門目錄；韓霖《西士書目》，專收傳教士著譯之書，都反映出清初目錄學的成就。
五、版本
經歷明清之際的社會大動盪之後，伴隨學術風氣的轉變和學者對典籍文獻的重視，清代初年的版本學也開始發展起來，並尤為集中地表現在對宋元珍本特別是宋版書籍的推崇。一方面，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使得大量書籍遭到損毀，另一方面，學術潮流的變化又使得圖書典籍重新受到學人士子的青睞。這樣一來，那些年代較早、訛誤較少、流傳較稀的宋元舊籍尤其是宋版書籍，就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學者的熱烈追捧，不僅傳世的古本、舊鈔被珍若拱璧，就連零篇殘帙也在寶藏之列。許多藏書家極為珍愛宋元舊籍，想方設法蒐羅珍本善本。如錢謙益絳雲樓藏書多為宋元舊籍，惜其後不慎失火，多年珍藏付之一炬。錢曾既系錢謙益族曾孫，又為錢氏門人，受錢謙益影響，“生平所酷嗜者，宋槧本為最”，自言有“佞宋之癖”（12），其述古堂藏書亦多宋版精本。而徐乾學傳是樓藏書更是名著一時，其《傳是樓宋元版書目》，著錄宋元珍本達442部之多，深受學者推崇。
清初藏書家不僅推重宋元珍本，而且對古書版本有很深的研究。他們在為家藏書籍編制目錄時，往往兼載版本，從而形成比較專門的版本目錄。如錢曾酷嗜典籍，家富藏書，專築也是園、述古堂收藏書籍，先後撰成《也是園書目》及《述古堂書目》。其中《也是園書目》收錄最多，達3800餘種，《述古堂書目》也收錄有2200餘種。由於錢曾藏書多世所罕見之書，故而兩部書目皆以收錄豐富受到學者的重視，尤其是《述古堂書目》還兼載版本，為學者提供了不少珍貴書籍的版本資料，很受學者推崇。他如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徐乾學《傳是樓書目》等，也都十分重視反映版本情形。 在講求圖書版本的基礎上，清代初年的藏書家、學者還特別創立了一種新的目錄形式，即題跋目錄，採用為某一圖書撰寫題跋的方式，來記錄圖書版本的具體情形，考訂版本的年代、特徵以及優劣真贗。而首開題跋目錄先河者，就是著名的藏書家錢曾。他經常讀書、賞書、鑑書，對宋元舊本尤珍愛有加。當他為家藏書籍先後編成《述古堂書目》和《也是園書目》之後，仍意猶未盡，因為那些珍本善本，特別是其中的宋元精本，每一種都讓人賞心悅目，令人愛不釋手。而這些珍貴典籍的版式特色、刊刻異同、流傳始末，又非一般的書目所能囊括。於是，錢曾在專為其中的宋板書籍編纂《述古堂宋板書目》的同時，特別擇取家藏典籍中的珍本善本，為之撰寫題跋，詳載宋板元抄，卷帙次第，收藏始末，並考證相關史事、人物，兼論作者及作品，總計收書600餘種，依四部分類，編成《讀書敏求記》4卷。由於該書多“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同異，見聞既博，辨別尤精”［3］，當時就受到學者的極度推崇，並對後世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自此而後，學者踵而行之，版本題跋目錄遂大行於世，先後出現了吳焯的《繡谷亭薰習錄》，王士禛的《漁洋書籍跋尾》，彭元瑞的《知聖道齋書跋》，陳鱣的《經籍跋文》，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蕘圃藏書題識》，顧廣圻的《思適齋書跋》，瞿中溶的《古泉山館題跋》，汪憲的《藏書題識》，孫星衍的《平津館鑑藏書籍記》、《廉石居藏書記》，週中孚的《鄭堂讀書記》，張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志》，吳壽暘的《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等等。可謂著述宏富，蔚為大觀，成為清代版本學領域的一支奇葩。而追溯源流，清初學者的開創之功， 確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明清易代造成的社會大動盪和大變化，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學人士子的反思和警醒，共同促成了當時學術潮流的轉換，而文獻學領域所呈現出來的新的面貌，無疑是這一學術潮流轉換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與當時思想、學術、文化各領域的發展變化相輔相成，而且為清代中葉以後文獻學的鼎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註釋：
（1）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28，《新刻十三經注疏序》，明崇禎間瞿式耜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38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501頁。
（2）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79，《與卓去病論經學書》，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390冊，384頁。
（3）費密：《弘道書》捲上，《原教》，1920年大關唐氏怡蘭堂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24頁。
（4）參見毛奇齡：《西河合集•西河經集凡例》，清康熙間書留草堂刻本。
（5）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1，第1條，《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66冊，129頁。
（6）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26，《黃氏千頃齋藏書記》，《四部叢刊》影印原刊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391冊，251頁。
（7）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清嘉慶九年史夢蛟刻本，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429冊，48頁。按：其中“絳雲樓錢氏”之“錢”字原空缺，此為筆者徑補。
（8）黃百家：《學箕初稿》卷1，《續鈔堂藏書目序》，清康熙間箭山鐵鐙軒刻本，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7冊，753頁。
（9）黃百家：《學箕初稿》卷1，《續鈔堂藏書目序》，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57冊，753－754頁。
（10）曹溶述、陶越增訂：《輯書大意》，載《學海類編》卷前，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見《百部叢書集成》，臺灣藝文印書館1967年影印本。
（11）朱彝尊：《曝書亭集》卷33，《寄禮部韓尚書書》，清光緒十五年刊本。
（12）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序》，見瞿鳳起編：《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312頁。
參考文獻：
［1］顧炎武.答李子德書//顧亭林詩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3：73.
［2］潘耒.日知錄序//日知錄集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
［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315.
作者簡介：黃愛平（1955-），女，瑤族，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歷史文獻學，清代學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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