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醫師報的報道，9月29日，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教授透露道：他已收到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關於腦死亡立法提案的信函回覆，同意腦死亡立法，可能不再單獨立法，而是擬採用在現行法律中增加腦死亡和心死亡的“二元死亡”標準（即腦死亡和心臟死亡標準並存的法律認定方式），給死者家屬一定選擇權，另據相關報道，會讓有資質的醫院先期試行。
近年來，“腦死亡”這一概念逐漸被公眾所熟知，被譽為“中國肺移植第一人”的陳靜瑜在去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就提出了加快腦死亡立法的建議。同時，多名醫療專業人士也多次提出“腦死亡立法”的建議，提高醫療資源利用率、維護病人尊嚴、提高器官捐獻的數量及質量等是呼籲腦死亡立法的主要動因。
此次全國人大同意腦死亡立法，意味著從1959年法國學者者P.Mollaret和M.Goulon在第23屆國際神經學會上首次提出“腦死亡”一詞近60年後，中國的腦死亡法真正進入實質性立法的階段，我國沒有關於腦死亡的完善立法的尷尬歷史有望在不久的將來終結。
所謂“腦死亡”，即依照現在的醫學定義，臨床上對於雖有心跳但無自主呼吸，腦功能已永久性喪失，最終必致死亡的病人，稱之為腦死亡。
有學者統計，目前已有超過100個國家將“腦死亡”作為死亡標準之一。但我國現行刑法關於死亡標準採取綜合標準說，其核心含義是呼吸、心跳停止，腦死亡標準並不在認可之列。
“腦死亡概念在中國得不到法律承認，醫生即便依據醫學標準宣佈腦死亡者去世，家屬往往也很難認同，我們就無法撤除治療措施。”
陳靜瑜認為，把大量的資源浪費於生命100%不可挽救者，不僅耗費社會有限醫療資源，還加重病人家庭的經濟負擔。
一方面，腦死亡立法其實體現了更深切的倫理關懷。陳靜瑜說，在腦死亡情況下，人的社會功能已不復存在，讓病人有尊嚴地離去，也是一種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另一方面，我國要用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為22%的人口服務，有效利用有限醫療資源也是一個現實而迫切的問題。
不過，也有聲音認為，推動腦死亡立法不過是為了提升器官捐獻成功率，擴大器官捐獻來源，有悖人情道德。
多位醫生就此表示，腦死亡立法並不意味著器官捐獻的絕對數會提高。器官捐獻必須堅持本人生前自願或身後直系親屬知情同意原則，推動腦死亡立法，不意味著增加自願捐獻的絕對數，但可以減少捐獻的失敗率。
還有分析人士指出，“腦死亡立法”不僅尊重死者尊嚴，利於有效利用醫療資源，同時，還利於滿足司法實踐需要。
上述分析人士表示，腦死亡若不在法律上得到界定，諸多法律問題難以解決。我國《刑法》許多條款都涉及死亡與重傷的問題，並明確規定了對故意及過失致人死亡或重傷的定罪和量刑。在法醫學鑑定中，對於認定腦死亡者為死亡抑或重傷，尚難決斷。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關係產生、變更和終止的原因之一。我國《民法》規定：公民的民事權利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死亡的界限標準不統一，確定死亡的時間不一致，可引起遺囑糾紛、保險索賠糾紛、職工撫卹金以及器官移植糾紛、“不合理”死亡的認定等法律問題，也直接影響到法律上的繼承問題，婚姻家庭關係中撫養與被撫養、贍養與被贍養以及夫妻關係是否能夠自動解除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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