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参考》，口述：舒均均，整理：程诉。
舒同：
（1905－1998年），江西东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中，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等职。
舒同
舒均均
1947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校。现为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一级编导，文化部艺术节文华大奖四届评委，中国舞协会员。
解放后，有一股为全国的报刊题字的风潮。毛泽东和舒同成为最大的出品人。那时候，华东地区的各个报刊想请毛主席题字，可毛泽东说“你们山东有个大书法家，舒同啊”。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华东地区的题字就都落到了父亲手里。有人戏称，中国的报纸是两分天下，一半是毛泽东，一半是舒同。
父亲曾被内定为“台湾省委第一书记”
建国之初，父亲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又兼任《解放日报》的工作。父亲不仅是身兼六职，办公地点还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华东局的工作在南京，解放日报的工作在上海，父亲就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跑，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小时候，整天都见不到父亲，只知道他成天到晚就是忙工作，根本没时间和我们在一起。
那时，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刚刚解放，工作千头万绪。父亲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早上又很早就起来工作。不过，父亲无论怎样的忙，也没有看到他着急。他总是那么平和，总是微笑着细声细语地说话，从不发脾气。
由于工作的繁忙，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有限的几个小时休息时间还常常无法入睡。整天睡不着觉，导致父亲经常头疼，有时候疼得受不了，他就用头往墙上撞。医生也没有办法，为了缓解头疼只好给他弄了一个铁做的头箍，疼的时候就套上，来缓解症状，父亲说，就像戴了个紧箍咒。每当父亲头疼的时候，母亲就抱住父亲的头，给他按摩。
由于长时间坐着办公，父亲还患上了严重的痔疮，一坐下就疼得受不了。我记得，父亲为了能正常工作，弄一个小游泳圈，每天坐在上面来缓解疼痛，坚持工作。父亲忘我工作了一年多，终于病倒了，在医生强迫下，父亲才住院修养。
从医院出来后，父亲来到杭州修养了一段时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第一次休假，这次休假原本是不带孩子的，可是下面工作人员提议把孩子们接过来助兴。我记得父亲陪着我们在杭州西湖边上散步，有说有笑。可惜的是我们几个孩子要上学，也就呆了两三天。
我听说，中央曾经内定父亲做台湾省委的第一书记，主要是看重了他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文采好、又是知名的书法家，又做过敌工部长，到了台湾之后可以更好地做统战工作。早在1936年，父亲就有统战工作的经历。
当时，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边区政府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这位前清遗老读信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出山。
可是由于解放台湾的事情一拖再拖，父亲就没当上这个内定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组织上征求父亲的意见，叫他在人民日报社长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两个职务中选一个，父亲考虑自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多年在山东工作，对山东的老百姓很有感情，加之他长期做宣传工作，都是配合别人工作，自己很想到地方上工作，当一把手。于是父亲毅然选择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
“粮食亩产3000斤”，上上下下都说假话
1954年，父亲被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开始第一次全面抓一个省的工作。他精神抖擞，工作上干劲十足。那时候家里的条件比较好，住在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有厨师、保姆、警卫员，我们这些孩子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开始的时候父亲在山东干得不错，这期间毛泽东曾六下山东，足见主席对父亲的赏识，并且毛泽东常拿山东做自己的试验田。1959年，巴西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等一行来济南参观访问。在济期间，毛泽东分别会见了他们。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说，“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毛泽东笑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他指着父亲说；“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父亲听了不免受宠若惊。
由于山东各方面形势都很不错，父亲的头脑开始发热。父亲这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在颜真卿曾经出任平原太守的地方，干出一番大事业！这时候，大跃进运动开始了，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不懂农业，他一门心思、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精神，很多事明明知道有困难，还无条件做。下面的人为了逢迎都不敢讲真话了。
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会议上，中央决定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当时，父亲心里很复杂，一方面各地报告的粮食增产巨大，另一方面征购任务却完不成，农副产品供应紧张，城市中出现了要饭的人。母亲回忆，这个时候父亲对她说：“来到山东工作4年了，任务一件接一件，比过去打仗还紧张，过去打完一仗总有个休整的时间，现在几乎是忙的没有喘口气的时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刚刚完成，下一个就来了，我的脑筋总是绷得很紧很紧，有时候像要炸裂似得头疼。1956年是三大改造，1957年又是反右斗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就是大跃进……”
1959年6月，为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父亲决定下生产队当社员，我们一家人都跟着去了农村，父亲带着我们参加收割，住在农家院子，吃的农家菜炒鸡蛋、玉米饼什么的，现在想想，肯定是受到了优待，真正的农民吃不上这样好的饭菜。父亲说：“我要亲自收一亩麦子过过秤，看能产多少粮！”，他亲自收了一亩麦田，这一亩地算出来竟产出了3000多斤粮食，父亲很高兴，觉得这下可是掌握了实际情况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下面的人在脱粒机里预先装了2000多斤粮食！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非农业上的行家里手，也就被蒙了过去。
这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倒，本来想开始纠左的父亲又紧跟中央指示，参与到了反右斗争中去。这一年，山东省按“浮夸风”的高标准征调粮食，农民根本交不出，即便把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有的人家把谷仓里最后的谷子交上去之后，全家上吊自杀了。这件事震动了中央，经过调查，1960年10月，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代表中央宣布撤销父亲的职务。
当时父亲还是中央委员，来北京开八届九中全会，有一天上午我就去看父亲，我们到了北海公园，那天父亲顶着风走，走得特别快。我在后面跟着，叫他“爸爸，你别走这么快，我都跟不上你了”，父亲回过身来说：“爸爸被人骗了”，刹那间留下了眼泪。为了安慰他，我唱起了他最喜欢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从前父亲只唱这第一句，这一次父亲给我唱了后面的三句：“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閱讀更多 秦淮政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