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吳遷抄本《金匱要略方》，近幾年來倍受中外學者關注，至少在大陸與日本各有一家出版社影印出版，一時成為學術界研究熱點。
人們重視這部抄本，主要在於所抄《金匱要略方》的版本文獻價值。《金匱要略方》三卷，漢張機撰，晉王叔和集，宋林億詮次，相傳有北宋治平三年（1066）國子監刻大字本及紹聖三年（1096）國子監刻小字本，皆久淹無聞。此書後來通行者為元刻大字本，與宋本文字違異甚多；而明代以降諸本悉出元大字本系統，宋本系統已不為人所知。吳遷抄本之珍貴，正是因為其抄自紹聖三年國子監刻小字本，使宋本系統得綿一線之延。該本可謂今存最接近原書面貌的版本，其於《金匱要略方》研究價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該抄本卷末有紹聖三年國子監牒文與治平三年、紹聖三年鏤版銜名，是判斷其抄自北宋本的依據之一。牒文略謂當時監本印賣受政府嚴格控制，雖允許鬻賣，但常人買不起；雖允許諸路代售，但頒發到外州的印本極其有限，故國子監有重刻之舉。對此，人們或有疑問，因為同樣的牒文在明刻本《脈經》等書中也有出現，而明本《脈經》已失宋本舊觀，那麼此抄本是否直接出自宋本呢？然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或許可打消人們的疑慮，那便是這部抄本用紙，是一部宋刻殘本的紙背。在今天宋本如此金貴、那怕片紙隻字也值萬金的情況下，聽說廢掉一部宋本即便是殘本抄書，簡直不可思議。殊不知宋代刻本在元代及明代前期流傳尚多，文物價值不顯，直到明代中後期因日趨稀少，方見矝貴。而此本抄在明初，用宋本殘紙抄寫是不足為怪的。那麼，結合國子監牒文與鏤版銜名分析，吳遷確在洪武二十八年抄紹聖三年《金匱要略方》也就沒有疑義了。
令人喜不自勝的是，正因為此本用宋本紙背所抄，使上圖平添了一部宋刻孤本。由於此本未經拆裝，尚不能瞭解全貌，但已知為南宋學者陳堯道的著作，有《大學會要》、《大學講稿》、《中庸會要》、《中庸講稿》、《中庸五十義》等，未見於各藏家著錄，可知亡佚已久，何幸吉光片羽尚留人間，其價值與《金匱要略方》同樣重要。
此本曾為清怡府舊藏，後歸仁和朱氏結一廬，《結一廬書目》著錄。上世紀八十年代由張子美先生捐贈上海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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