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三駕馬車大家都懂，投資、消費和出口 ，嚴格說叫進出口......
而現在三駕馬車，第一個是深度城市化，第二個是消費升級，當然大家像現在討論更多的可能是消費降級，這個跟我們的收入支出格局有關。最後是一帶一路領導的新一輪的全球化。
我們今天先談談深度城市化......
這張圖我們畫了快6年了，還是非常有效的。未來城市發展是城市群的發展，大家以前習慣把城市分一、二、三、四、五、六線。
現在我們覺得未來核心就4類：一線城市群，二線城市群，分別是藍色和綠色的8個點。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及其周邊的衛星城鎮，這是未來城市群的核心載體。
黃色是次級或者叫做區域、特色經濟帶，紅色是能源和地緣的敏感區域。未來只在這些區域做投資，才會有價值。所謂投資包括很多，房地產投資、公共服務投資、基礎設施投資、產能投資都沒問題。
其他地方也不建議去了。當然你可以去其它區域做做農家樂，更加集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方說大家現在所在的位置（上海），大家現在流行叫大灣區，這個大灣區有什麼機會呢？
更精確來說，整個長三角是兩個大灣區，一個是通州灣，一個是杭州灣，他是兩灣再加一個浦東新區。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全球未來最大的核心灣區。不管是產能本體、人口聚集、研發以及整個產業鏈佈局方面，一定有重大的利好。我們非常看好......
舉個例子，我們看看浦東的規劃，現在有三個航站樓，4條跑道，未來有8條，7個航站樓，後面是高鐵東站，下面是臨港工業園,這是上海製造業的高地，大飛機、特斯拉等等，都佈局在這裡。
當時的規劃建議是什麼呢？前面靠海的地方是洋山深水港，全球最大的自動化集裝箱碼頭，我當時就提了一個建議：“在洋山深水港靠海的那邊，還可以放一些“火箭發射架”。為什麼要放火箭發射架呢？以後中國人出差去太陽系，這裡走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看似是一個玩笑，但我們的點在哪裡？點很清楚、很明確，這樣一個量級的交通設施，絕對不可能止步於目前的2500萬常住人口，他能夠服務未來的4千萬乃至更多人口。
所以你看到這一點，你才能夠知道我們所做的努力方向究竟在哪裡。
其他的城市發展的邏輯，包括中國城市化的集群放到亞太區域來看到的“一帶一路”。
最近很多人討論給非洲的600億究竟值不值的，你要認真算這個賬。
我們要形成的是一個特定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區域，這裡有很大的挖掘空間。我們可能不能單就一事一時來看，我們必須看到長遠的佈局，整個發展規劃要管30年。
從供給的角度更簡單了，剛剛談的是新的需求，供給的核心是生產函數或者是產能。簡化來說就是6新。
分別是新的製造業、新的技術、新的產品，5G，芯片。最近看了幾家，真的非常靠譜，肯定是可以投的，特別是目前的全球貿易格局下。
其他的來自於服務業新的模式、新的業態、新的組織，以及新的制度等等。這裡是一些具體系的門類和投資領域，相信大家做行業，做公司的都有更深的感觸。
最後談談改革，今年又是改革開放40週年，大家總有一個感覺，有快有慢的改革，也形成了很多的風險。
比如說金融體制改革，非常快，一快了之後，風險又出來了，現在對風險系統的糾偏又開始了。
特別是14到16年那一輪重要的改革和發明創造，比如說PPP，現在有人叫騙騙騙，還有P2P，大家更懂了，一半的跑路了，剩下一半隨時準備跑。還有PSL，反正P開頭的，現在大家看起來都有一些小問題，究竟是這是不是政策被曲解、亂用所造成的問題哪？
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人都很聰明，看到有利潤就上，而且面臨“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循環，這點改不了，所以現在其實要對這些政策的執行做全面的檢討和優化。
我們現在最期望能夠在今年的秋天，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勞動力、土地和資本能夠釋放出來，能夠拉動經濟再次上行的正向預期 ，這點非常重要。
我們始終在等，在盼，我們希望在熱情耗盡之前有重大的舉措，有成功的案例出現。才能有助於我們整個供給的更新。
供給改革並不在於合併哪些企業，消減一些煤炭，更重要的是激發這些要素，以及制度創新的力量，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源泉。
最後談談新的宏觀調控，以前的宏觀調控就是放水，刺激。
不管是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是08年的“次貸危機”，一般就是三件套，房地產、放水，鐵公基，屢試不爽。
但是這次真的有點不一樣了，首先放水的觀點就是絕對錯誤的，過去30年裡面我們廣義貨幣M2高於名義GDP五個百分點，這叫放水。
上個月M2只有8.5，而名義GDP要接近10，就是負了1.5個百分點左右。這不叫放水，哪怕他補到10，我們覺得這個最多叫補水。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應該儘快把M2補到接近10的水平，而不要做過多的設想。所以在這個時候，我相信很多重大的變化，正在發生.....
對我們來看，從全新的資產負債表的角度去審視我們的宏觀政策。我們更多做的是槓桿的減緩，槓桿做一個遷移，每個部門能夠承受的槓桿的頂峰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中央財政可以加槓桿，居民可以歇歇氣，國企已經很高，能不能轉給民企一點，這樣做一個重新的平衡，我們叫中國槓桿的乾坤大挪移，關鍵是使這樣槓桿平衡得到持續。
大家很清楚，居民部門槓桿太高，就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政府部門槓桿太高，就是2009年的歐債危機。
如果你的對外部門槓桿太高，並且伴隨著貨幣錯配的話，你看到的就是土耳其、阿根廷最近的，以及1980年代、1970年代的新興市場金融危機。
所以面臨一個艱難的再平衡過程，相信大家也能體會的到。但是正是因為這樣一個調整，我們才能換來一個未來可持續的發展的空間......
邵 宇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
復旦大學金融學博士，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暨研究生導師，牛津大學John SWIRE學者，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專家庫成員。研究領域覆蓋全球宏觀策略，固定收益和金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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