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本身只是一種中介，而不是溝通的本身
既然“知識就是力量”，那麼，這樣的推論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有知識的批評有力量。
《理性之謎》一書中講，理性和直立行走一樣，是一種進化出來的特性。而這種特性，跟高度的社會性有關，即：人的合作與批評。
犯錯與受批評，是一個人成長道路上必不可少的印跡。也可以說，人類社會還沒有設計出任何一種機制可以像批評那樣，將人性中的種種缺憾改變、彌補為合作創新的動力。羅曼·羅蘭一言以蔽之：“倘若人活著不是為了糾正自己的錯誤，克服自己的成見，擴大自己的思想和胸懷，那麼活著又有什麼意義？”
但問題是，人的身上並沒有“錯誤”或者“正確”的工具化按鍵，糾正錯誤不是按下某一個鍵，立馬就“每於寒盡覺春生”了。批評當然要有立場、講態度，但從根本上講，批評的正確方式，不是要靠某種手段去壓制或戰勝一些人，而是要用知識的力量去贏得人。我非常欣賞一個說法，
批評本身只是一種中介，而不是溝通的本身。1837年，被稱為“蜂鳥”的世界上第一輛電動汽車出現了（內燃機汽車的誕生還得等幾十年）。但是，這一發明卻遭到來自汽車、石油界一些言之鑿鑿的批評。加之巨大石油儲藏的發現、長途公路的興建等多種原因，十幾年後，電動汽車竟然停產了。但後來電動汽車的重新崛起證明，此前對它的那些批評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利益考量，而非科學的評判。
一位英國記者在其著作《重新思考》中講述這個實例後提出這樣的思考：每個人的認識能力都是有邊界的。因此，僅僅依靠批評者的地位來判斷批評的價值是值得懷疑的。
什麼是有知識的批評？讀罷另外一段軼聞，可以有所體會——
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威廉·阿瑟·劉易斯和西奧多·舒爾茨共同獲得。有意思的是，兩人賴以成名的二元經濟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是兩種完全相反的觀點。並且只要涉及學術觀點，他們始終堅持相互的批評。但評委們恰恰認為，這種“知識的批評”和“批評的知識”，對經濟學的發展是“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因此，他們有理由一起分享榮譽。
批評要有知識，但只有促進發展與進步的知識才有力量。恩格斯在研究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絕對貧困化後，寫下了重要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但在後來再版的序言中他寫道：“這本書所描寫的狀況，至少就英國而言，現在許多方面都已經成為過去。”革命導師總是站在時代與知識的前端，因此，經歷了百年曆史風雲，人們依然堅信，他們的理論“是對的”。
當然，進行有知識的批評首先自己要有知識。
清代有個年輕詩人寫了400餘行的詩請袁枚推薦。袁枚看後，將前人詠葵花的詩句題寫在上面：“能共牡丹爭幾許，被人嫌處只緣多。”既批評了詩抻得太長，又留足了面子，學子焉能不服？
說到這裡想起，魯迅先生雖對袁枚遠離現實的靡麗文字多有批評，但提到《隨園詩話》，先生如是說：“不是每個幫閒都作得出來的。”可以看出，魯迅並不喜歡其文品，但又不否認其學問。這種充滿了學識氣息的批評，告訴我們何謂大家風範。
《史記》中，但凡有頭有臉的人幹了蠢事，司馬遷總以“為天下笑”這幾個字為評。或許，對那些無知識含量的批評，亦可用以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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