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肉牛犛牛產業發展趨勢與建議

1、2018 年肉牛犛牛產業特點及存在問題

1.1 基本特點

在牛肉和活牛市場上，剛性需求與養殖市場供不應求的矛盾突出。表現在，國產牛肉增產 100 多萬噸和進口牛肉超過 100 萬噸，牛肉和活牛（母牛、架子牛、育肥牛）的價格上升且升幅較大。在產業整體上，肉牛存欄量、屠宰量和牛肉產量穩步增加。犛牛的“放牧繁殖、半農半牧區與農區規模化育肥、標準化屠宰加工”的產業化模式開始形成。養殖階段的低成本和環保意識普遍提高，但“秸稈就近利用、糞尿就地還田”的鐵則，依然缺乏系列政策的明確支持。就業人數有所增加，從業人員素質和機械化率有所提高。產業技術被主動使用，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勢態明顯。

肉牛和犛牛產業鏈各節點的經濟效益較 2017 年穩中有升。肉牛母牛存欄量明顯增加，“弒母殺青”狀況基本得到扭轉。低成本依然是母牛養殖的核心，“分散、小群體、大規模”依然是母牛養殖基本模式，該模式是我國肉牛產業現階段賴以存在並且不可動搖的主體模式。其中，分散的養殖場（戶）衍生出了按經營能力和資源支撐能力擴大母牛存欄頭數，同時兼養育肥牛提升盈利能力的新模式。

爆炸式產業外資金催生的母牛“大規模”、“集約化”圈養形式，面臨著環保、管理、成本、技術的適度選用、市場選擇、盈利能力等各種資源要素的壓力和經營風險。犛牛和犏牛的散戶放牧模式與“夏壯、秋肥、冬瘦、春死”的惡性循環依然如故，由此每年損失約 70 萬噸犛牛肉，與犛牛超載一道，是藏區草原生態的重大威脅。牛肉市場需求壓力促進了犛牛和犏牛的“錯峰出欄”、 集中、圍欄”等規模化育肥技術與生產模式的加速普及。海拔500 米以下的規模化育肥是2018年度犛牛產業的技術突破和亮點。

市場選擇了奶牛是多了一項產奶功能的肉牛，其活牛流通、肉用生產技術和模式得以迅速形成且趨於成熟。但適合我國國情的奶肉融合生產與經營的產業模式尚待成型。

1.2 產區變化

養殖向南部、西部、北部繼續轉移，並且存欄量增加。其中，發展速度較快的省（區）是，南部產區的四川、廣西、貴州、雲南、江西、湖南、湖北；西部產區的甘肅、青海、新疆；北部產區的內蒙、吉林、黑龍江。南部產區最具發展潛力。

屠宰加工隨養殖產區的變化而變化，西部、北部和中部產區依然產能過剩。但西部和北部產區的整體產能過剩與新生育肥地區缺乏屠宰加工設施之間的矛盾較為突出。南部產區整體的屠宰加工能力不足，“規模小而精、功能多而全”的“廚房型”屠宰加工設施是與南方產區養殖特點相適宜的建設方向。“北牛南運”造就了以廣東和上海地區為代表的南方地區是 “重屠宰、輕養殖”的屠宰加工產區，在發揮穩定牛肉供給輔助作用的同時，抬高了南方牛肉市場價格。各產區的功能與商業模式逐步分化：西部和北部產區向直接供給大宗市場活牛和牛肉的方向；南部產區向就地生產、就近銷售活牛和差異化、特色化牛肉的方向；中部產區向育肥外購牛和向大宗市場銷售牛肉的方向明顯分化。

1.3 效益與安全

肉牛和犛牛全產業鏈效益有所增加。與 2017 年相比，包括能繁母牛、犢牛和育肥牛在內，肉牛和犛牛兩個產業的養殖業產值合計增加約 13.3%；牛肉初加工業產值增加約 3.5%；全國全年牛肉價格上升 2.3%。根據我體系對 15 個省的牛場實地調研，冬春兩季是肉牛病死高發期；活牛

運輸應激綜合徵（以呼吸系統疾病為主）、布病、犢牛下痢是養殖階段的重大疫病威脅。根據調研結果推測，2018 年全國肉牛病死約 210 萬頭，死亡率平均為3.2%。其中，活牛運輸應激死亡率平均為 12.5%，犢牛死亡率為 6～15.5%。病死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為 180 億元，摺合體重 650kg 育肥牛後的淨肉損失約為 60 萬噸。

以“北牛南運”為代表的跨區域活牛運輸，是活牛運輸應激綜合徵和傳播疫病的直接原因，成為了肉牛產業健康發展的直接威脅，加大了全國性疫病擴散風險和防疫難度、加重了全國性肉牛養殖和牛肉的生物安全負擔。區域內和場內衛生與安全防疫措施以及養殖環境（飼養管理和設施）保障能力的不足，是影響肉牛產業效益和安全的潛在因素。退役母豬肉、鴨肉和馬肉等假冒牛肉，走私的牛肉和活牛，“瘦肉精牛肉、注水牛肉”的市場流通，嚴重破壞了肉牛產業秩序和牛肉市場秩序。

1.4 模式與技術

農區和山區母牛因地制宜的放牧、自繁犢牛的外售加育肥，甚至牛肉的本地化銷售（自售、自家餐飲、向“農家樂”、“餐飲店”直供牛肉等）是 2018 年母牛養殖模式衍生的亮點，其特點是，根據需要主動吸收、恰當使用所需要的技術，生產和經營上低成本、產品上有特色，吃幹榨淨全牛的利潤。農區和半農半牧區養殖母牛普遍的盈利規模是，家庭規模的盈利頭數一般為 20～50 頭，其中育肥牛佔 0～40%，需要一個完整勞動力，不需要投入大型設施和設備；中等規模的盈利頭數是 100～300 頭，其中育肥牛佔 0～60%，僱工 1～2 人，投入適當的設施和小型設備。這兩種模式的共同特點是就近利用飼料和糞尿就地還田。農區養殖母牛 50～100 頭或 300 頭規模以上的圈養模式的盈利能力較低，並且圈養母牛規模越大，盈利能力越低甚至虧損。原因是，前者僱工人數與設施設備能力不容易匹配而增加相對生產成本；後者人工工資、土地、固定資產投資、設施設備的維修維護與能源消耗、資金成本等的成本高，用非母牛養殖設施飼養母牛而增加設施和飼養管理雙重成本；飼料收儲費用增加；管理不周而加大養殖損失（繁殖率下降、犢牛死亡率增加）；糞尿處理等環保費用增加等等。

草山草坡、草原牧區等母牛放牧地區，盈利規模一般是 50～300 頭，其中犢牛和架子牛佔比 20%～40%，需要 1～1.5 個完整勞動力，不需要投入大型設施和設備。盈利點是出售犢牛和淘汰退役母牛，特點是低成本。 除草場牧草極度豐富、草場面積足夠大、能自然冬牧、能廉價儲備越冬過春的乾草等特殊情況之外，放牧母牛 300 頭以上規模的盈利能力較低，原因是規模的增大帶來設施設備、工人工資、牧草收儲加工、防疫和醫療、繁殖成活和配種接生、放牧半徑、草場生態壓力等方面的成本的相對升高，並且規模越大相對成本越高。還面臨用工難、人員不穩定、技術不穩定等一系列潛在問題。母牛養殖的技術普及率和適當使用率有所提高。但人工授精站（點）管理不到位和技術人員不足及人工授精技術水平偏低、優良種公牛數量不足、高品質精液不足及其價格奇高、廉價飼料資源利用度偏低、營養調控和飼養管理技術水平偏低等，依然是產業多年的課題。2018 年度出現的新問題是，大規模母牛圈養企業（場）的技術過度投用、使用不當和管理漏洞，直接或間接增加了生產成本和經營風險。肉牛和犛牛的規模化育肥模式及其相關的飼料加工調製、飼養管理、疫病防控等技術貢獻度明顯提高。但在添加劑和預混料、疫病防控等方面，有因過度投用技術而增加成本的傾向，並且育肥規模越大該傾向越明顯。有機肥化、沼氣化等糞尿處理模式，是不具備糞尿就地還田條件的養殖企業（場），不得已通過增加生產成本購買養殖環境的模式。在環保上屬於主動、在經營上屬於被動模式，其成效遜色於“秸稈就近利用、糞尿就地還田”的鐵則模式。“假冒偽劣、走私”牛肉主要流通於“大宗市場”，是制約面向大宗市場供應牛肉的屠宰加工企業進一步提升技術和產品品質的主要因素之一。相反，“規模小而精、功能多而全”的屠宰加工企業（場），調整理念和技術生產“差異化、特色化”牛肉產品，增加“中央廚房”功能，在非大宗市場規避了“假冒偽劣、走私”牛肉的惡劣影響。尤其是牛副產物加工增值技術得到了普遍應用。

1.5 產業政策

2018 年繼續了國家級別的“良種（精液）補貼”、“糧改飼”、“環保獎補”、“南方種草養畜”、“疫苗免費”等政策，其中“疫苗免費”和“良種（精液）補貼”是普惠性政策。之外的政策，諸如“能繁母牛補貼（見犢補母）”、“引進母牛補貼”、“扶貧養牛獎補”、“農機補貼”、“養牛保險及其補貼”等政策，由地方政府制定，補貼規模和力度因地而異、大小不一。

2、2019 年肉牛犛牛產業發展趨勢

2.1 存欄量、產量和產業模式

牛肉消費供不應求的壓力將繼續推動肉牛存欄量增加。其中能繁母牛留欄量比 2018 年（約 2600 萬頭）提高約 2%，實現連續 4 年的母牛留欄頭數正增長。育肥牛出欄預計比 2018 年增加 100 萬頭，達到 2700 萬頭；牛肉產量連續 2 年每年增產超過 100 萬噸，達到 770 萬噸。面向大宗市場的北部、西部和中部產區的母牛養殖模式、集約化育肥模式以及屠宰加工技術和模式變化不大。

但南部的母牛養殖、育肥、屠宰加工模式繼續“隨市場需求變化”而變化，表現在飼養上靈活調整規模、進一步就地就近降低飼料和飼養成本，加工上將屠宰加工功能融合於中央廚房，產品上針對南方市場突顯“特色化、差異化”，從養殖、加工到市場向形成獨特的南方肉牛產業模式的方向逐漸演變。以“北牛南運”為代表的跨區域活牛長途運輸模式，儘管有諸多嚴重弊端併產生著巨大的隱性風險和直接損失，但 2019 年以廣東和上海為代表的“屠宰外來活牛”的模式還會繼續。但是，隨著調整養殖業結構步伐的加快，保證生物安全力度的加大以及消費者關注度的提高，在可預見的將來，必將實施活牛劃區禁運、定區定點屠宰、牛肉產品全國流通的全產業鏈現代化、規範化管理。

犛牛的草原放牧繁殖模式和“惡性循環”依然如故，繼續每年損失 70 萬噸左右的犛牛肉。但牛肉的市場需求，將促使集約化育肥模式在半農半牧區進一步擴大，並且突破“海拔 3000 米以下不能飼養犛牛”的這一缺乏科學證據的觀念，根據當地氣溫環境安排育肥時間，加速向低海拔、草料資源豐富的地區擴散。由此將逐步催生育肥犛牛（肉）南運模式並固定下來。

2.2 品種格局變化

我國的肉牛主要分地方品種、改良品種和純種三個品種類群。習以為常的“雜交改良”和“良種”中的“良”，實際上並沒有公正標準。在市場需求多樣化和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進程中，“盈利”是品種存在併產生產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根本。而在“能盈利”的因素中，品種雖然重要，但卻不是唯一因素。因此，讓市場選擇品種是唯一正確的品種選擇方向。消費的多樣化自然會造就品種多樣化、產品多樣化的肉牛產業。因此，地方品種、改良品種和純種的市場互動將會成為主體並持續下去，2019 年同樣如此。國家主導的“肉牛遺傳改良計劃”內容比較全面，涉及到了上述三個品種類群。但有必要明確的是，“計劃”著力點針對的是“大宗牛肉市場”，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吃上牛肉”，服務於國家保供給的戰略。大宗牛肉市場的特點是牛肉消費量大、要求牛肉的產量大、特色性差。因此，品種改良的主方向是“體型大、生長快、產肉量大、飼料效率高”，隨之而來的是牛肉肉質的“均值化”。反映在產業上就是諸如 “西門塔爾、夏洛萊、利木贊”等外血改良品種、甚至純種牛的活牛和牛肉的“市場同質同價”。反映在企業（場、戶）的生產、技術、經營和商業模式上就是“唯規模是圖、千篇一律、競爭激烈”。“計劃”中的“地方品種”，在育種方向上同樣追求最基本的“生長快、產肉量大和飼料效率高”，卻是建立在地方品種具有對當地環境和資源條件與生俱來的適應性、所產牛肉的“差異化、特色化”特性以及區域性消費嗜好等特性之上的選擇提高。這些特性，奠定了本地品種在規模、品種選育方向和生產技術的選擇上、經營和商業模式的打造上，存在著有別於“大宗市場”的另一個空間，給企業（場、戶）的特色化開發奠定了基礎。

近年來我國加大了牛肉市場的開放力度，自然倒逼肉牛產業結構按照市場需求進行調整，顯然，肉牛的品種結構必然隨之調整。在提高我國肉牛產業競爭力上，我國的肉牛產業技術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讓市場來選擇品種將會進一步釋放品種生產力，尤其是培育、選育地方品種，發揮其“特色”功能，將成為抵禦外來牛肉衝擊我國肉牛產業的重大力量。為此，2019 年我國在加大面向大宗市場的育種、用種支持力度的同時，繼 2018 年之後，將會在“種質資源體系”和“地方品種育種體系”建設等方面官民一體繼續發力。

我國由於母牛存欄不足和市場對優質牛肉需求量的增加，以企業為主引進了近 35 萬頭安格斯、和牛、海福特、莫累灰等品種的母牛，其中安格斯品種約30 多萬頭。商業性大量引進這些生長性能和肉質性能兼備的優良品種，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消費市場發出的明確信號，即消費需求已經發生變化，不但要吃上牛肉，還要吃上優質牛肉，需要一個多樣化的牛種市場來支撐多樣化的牛肉市場，育種座標系需要增加“肉質性狀”選項。另一方面，這些品種在豐富我國肉牛品種市場和中高檔牛肉市場以及與國外牛肉的競爭上，將與我國地方品種一道發揮巨大威力。

但必須指出的是，具有生產中高檔牛肉和特色牛肉的品種，需要配以適宜的系列技術，與設施設備和飼養管理制度等要素形成配套的生產模式，否則有可能削弱這些牛種本來的功能。作為多了一項功能的肉牛品種，一牛多用”的奶牛產業只要融入肉牛產業，奶牛才能充分發揮其降低生產成本，根據市場需求靈活提供各檔次的活牛、牛肉和牛奶以及保姆牛，甚至承擔肉牛育種的載體等品種本來的功能。該品種的獨特功能有可能在我國催生出 “以奶肉牛融合為標誌”的新業態。因此，按照面上功能定位為奶牛品種的這個肉牛品種，2019 年將繼續順應市場需求，在養殖階段和牛肉市場上進一步與其他品種互動，推動產業結構深層次調整上的進一步發酵。

我國相繼育成了多個犛牛品種,其共同特點是體型大、具有地形地理與外貌特點。但各品種的共同問題是推廣依賴政府補貼程度高、產業化程度低、品種之間在藏區內外的犛牛肉市場上缺乏種質特色。高海拔和冷涼少雨的天然環境，造就了青藏高原脆弱的草原生態以及矮瘦低產的草原草和草膜樣草甸草，這種環境今後將繼續存在。大體型意味著犛牛對牧草的消耗量大、草原生態壓力大、生產週期長、出欄率低、產業效益低。因此，是否因地制宜調整體型大小，是否把肉質等因素納入育種指標（方向），是值得犛牛育種領域研究的問題。

2.3 養殖成本與效益整體上，肉牛產業繼續呈現高投入、高成本、較高收益運行的特點。

非要素成本較高的狀態仍會持續，涉及保險、醫療防疫、市場銷售開發、管理諮詢以及法務財務等投入會隨養殖、生產規模的擴大而逐漸加大。養殖規模與自身經營能力、飼養管理能力相適宜，尤其是具有廉價粗飼料資源優勢和糞尿就地還田優勢的企業（場、戶），將會進一步發揮技術優勢來提高收益。在養殖規模和生產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利用雜交優勢是增加收益的一個有效途徑。以銷售犢牛為主的母牛規模養殖企業（場、戶），有必要對純種留欄量和育種技術模式、用於生產雜交優勢商品牛的配套品種選擇、雜交優勢商品犢牛的產量等，在生產、管理、經營模式上進行規劃，由此制定縝密的技術、實施與管理方案，逐步形成獨自的商業模式。在商業化養殖生產上，3 代以上的級進雜交牛以及純種牛未必帶來更高的收益。犛牛傳統的放牧方式，是養殖成本低、養殖效益低、生態環境代價高的模式。人工種草、補飼等技術局部減輕了犛牛“冬瘦春死”現象，但依賴財政補貼的推廣範圍有限，經濟效益也有限。而越冬過春瘦而未死的犛牛，次年又進行草原放牧，夏秋變肥，繼而又淪入“冬瘦春死”。如此的惡性循環反而加大了草原生態環境的代價。“犛牛放牧+補飼模式”的實施現狀和走勢，對於階段性維持犛牛生命、存欄數以及降低死亡率有正面效果，其效果取決於政府補貼力度和實施範圍。而對於眼下急迫、長期繁重的草原生態保護任務而言則屬於“助紂為虐”，助推了“牧草-犛牛肉-空氣”的惡性循環，是每年損失 70 萬噸犛牛肉的推手之一。

2.4 疫病防控

以“北牛南運”為代表的跨區域活牛長途運輸，是活牛運輸應激綜合徵的直接禍首，潛在的廣域性疫病傳播，可能隨時引爆疫病的群體性、大面積爆發。這也加重了全國牛場衛生防疫的成本和難度。牛企（場、戶）將進一步主動規範、強化防疫防治與衛生安全措施。活牛運輸應激綜合徵、布病和犢牛下痢依然是危害肉牛犛牛養殖的主要疾病。從營養、藥物及生物預防、精細化管理等方面進行綜合防控是較為有效的防疫防病手段。但牛病防、診、治技術及產品市場化進程仍然緩慢，缺醫少藥現象依然存在。有待形成一套社會化醫療保健與服務體系。

2.5 屠宰加工

屠宰加工整體產能過剩，南部產區產能不足。傳統肉牛主產區屠宰加工產能的過剩實際上是落後產能的過剩，其中現有的絕大部分屠宰企業不能滿足新修訂的“國家屠宰加工企業規範”要求。部分單純的肉牛屠宰加工企業按照新修訂“規範”進行設施設備的升級改造，以及由單純的屠宰分割加工向牛肉食品綜合加工方向延伸產業鏈勢在必行。西部和北部產區的局部、尤其是新興育肥地區缺乏屠宰加工環節支撐，需要完善產業鏈來進一步提高養殖和加工兩個階段的效益。新上馬、或者準備新建的屠宰加工企業（場），普遍意識到了按照自己的育肥牛採購能力和市場銷售能力，而不是統計上的肉牛存欄量和育肥牛出欄量來設計屠宰、加工規模，並且在達到衛生安全標準的情況下，最大限度降低設施和設備的投資。銷售信息化，消費多樣化，產品的家用化、精細化和多樣化，流通便捷化

以及伴隨而來的支付信息化，將進一步促使屠宰加工企業向“家庭廚房”、“中央廚房”方向轉換功能，並積極導入相關技術。不屠宰卻加工牛肉的企業（肉品加工企業、冷鏈中心等），將進一步由牛肉加工向“餐廳、家庭”的後廚方向延伸功能，導入、融合烹飪相關食材原料和技術來延伸產業鏈。犛牛屠宰加工的發展方向，因面向藏區還是內地市場而逐步分化。面向藏區城鎮市場的屠宰場的屠宰規模不宜太大，需要維持 150～200 天左右的滿負荷生產才能盈利，在順應當地市場和消費習慣的同時，逐步導入肉牛屠宰加工的技術和模式。另一方面，鄉村、社區四季都有（熱鮮、冷鮮和冷凍）犛牛肉需求，但缺乏屠宰規模更小又具備四季供肉的冷藏設施，不得不依靠家庭製作“犛牛肉乾”提供蛋白質，因此有可能出現“一企多點、半年屠宰全年銷售”式的藏區鄉村社區型屠宰加工、冷藏、銷售模式。面向內地市場的犛牛屠宰場，一般屠宰育肥犛牛，因此除了需要注意屠宰加工規模適中外，更需在導入類似肉牛屠宰技術模式的基礎上，研發獨自的育肥犛牛加工技術，開發特色產品以更好地適應內地消費者的需求，提高附加值。肉牛和犛牛肉的專業化加工技術的研發，將向進一步追求生物安全、培育國產肉的特色、提升肉質和附加值的方向發力。

2.6 產業政策

國家級的補貼政策不會有大變化，但還會繼續 2018 年的相關政策。地方政府在諸如基礎母牛擴群（見犢補母）、母牛引進、養牛保險、肉牛扶貧、肉牛產業振興等方面，繼續實施標準各異的補貼政策。除了“疫苗補貼”和“凍精補貼”之外，其他政策都是“非普惠性”政策。

設置門檻、劃分“三六九等”進行補貼，性質上屬於“歧視性”政策，挫傷了“門檻外、等級外”企業和場（戶）的養牛生產積極性，降低了政策效果。如何消除這些歧視性政策，讓“補貼政策”發揮更大的生產力，值得各級政府深入研究。

3、2019 年肉牛犛牛產業發展建議

3.1 肉牛犛牛養殖規模需要“適中”

“適中”或者“適度”實際上沒有固定標準。資金、用地、投資、生產、成本、市場、環保等都在可控範圍之內，不依賴獎補等政策就能達到預期盈利水平的規模就是適中或者適度。從我國土地、資源要素（人力、粗飼料收儲和採購半徑、糞尿處理與消納、牛源獲取、資金、技術等）的支撐能力看，除了極特殊（擁有超廉價且足夠的草料資源和土地，能成批次、相對廉價獲得足量的架子牛，有一定的市場把控能力等）情況，母牛存欄 300 頭以下、育肥牛存欄 2 萬頭以下的規模是現階段普遍的盈利規模。超過上述規模，增加的各種成本的累積費用有可能抵消利潤，甚至導致虧損。千頭以上的肉牛母牛大規模專業化圈養形式，是我國近 5 年來突發性興起的肉牛母牛養殖新形式，至今尚未形成產業模式。現狀下，除了各種獎補權作“收入”點之外，該形態的贏利點尚未固定下來，原因是我國的土地和各種資源要素難以支撐這種形態。如果沒有絕對保證能長期獲得足以支撐生產和經營的“各種獎補”以及擁有超廉價的土地和草料資源，對肉牛母牛大規模專業化圈養形式投資需要格外慎重。

3.2 提高“用種”水平、因地制宜“良繁”“良育”

“用種”’特指以增加商業性養殖和牛肉加工的經濟效益為目的的現有牛種的選用與選配。“良繁”特指選用數個品種繁殖擴大雜交優勢群體數量、提高生長性能和雜交牛的肉質。“良育”特指根據“雜交優勢需求”來進行有方向和目的的育種。產生經濟效益的時間順序依次是 “用種”、 良繁”、 育種”。 用種”與“育種”緊密相關、相輔相成，前者重在當下應用效益、後者重在長遠效益；後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檢驗後者方向和效果的座標系。

在商業模式上，育種產業與用種良繁產業是兩個“相依為命”的經營主體，“育種”的客戶是“用種良繁”，“用種良繁”是“育種”的“衣食父母”。這條產業鏈的市場化構建，需要政府乾坤捭闔。“用種”的重要性與“育種”相同，在我國被提及的頻率比“育種”低，因此容易形成“不育種、不追求種的純度、不使用純種”就不能進一步提高效益的錯位觀念。

事實上，除了日本和韓國基本使用純種之外，世界其他國家都在用牛種之間的雜交優勢來提高產業效益。這些國家育種的目的主要是服務於提高雜交優勢，而雜交優勢的經濟作用又推動著這些國家肉牛育種事業的進步。即便是日韓兩國，仍在小心翼翼地挖掘本品種內的品系之間的“雜交”優勢。我國肉牛產業的“用種”一直被廣泛應用，但似乎處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必須承認，在新導入某品種後的一段時期內， 雜交改良”起到了“良繁”效果，但其“良繁”效果現在如何，需要制定科學、客觀有效的評價體系來進行評價，從而為 “良繁”快馬加鞭，為“良育”明確座標提供直接證據。

“用種良繁”，也就是選用數個品種進行有秩序的輪迴雜交獲得雜交優勢，在我國同樣是提高肉牛養殖經濟效益和用種效率、準確獲得育種座標系最快的途徑。對“用種良繁”關注度的不足，可能是我國多年來沒有形成類似於國外的專業化、商業化肉牛育種產業的一個原因。在我國缺失“用種”和“良繁”規劃和基礎建設的現實條件下，建議以生產商品犢牛為目的的母牛養殖企業（場、戶），研究導入相關技術，根據自身情況和市場需求選種選配，研發獨自的輪迴雜交模式、打造獨自的犢牛品牌。特別建議，我國政府和相關專家把對“用種”和“良繁”的投入提升到與“育種”同樣的高度。

肉牛育種是一個資金量和資源量佔用大、週期超長、環節多而複雜且技術含量高的浩瀚工程。在我國肉牛產業發展的現階段，“育種”應該是國家行為，最多是企業（場戶）參與。企業承擔的“聯合育種”是一個方向，但缺乏國家長期穩定支持、運營機制尚待健全、雜交優勢座標系有待確定，加上企業經營不穩定等因素，與單一企業育種一樣，處於願景階段。

國家的遺傳改良計劃是“以滿足大宗市場需求為主”、地方黃牛和特色牛種為輔的育種計劃，因此上述“願景”的一部分，有可能最快在“以滿足大宗市場需求為主” 的育種上實現。但是，基於市場需求和保護民族品種以及發展特色產業等的需要，本年度有可能加大在地方黃牛品種保護及其產業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良繁”絕不只是擴大繁殖頭數，是“用種”的具體體現，也就是通過選用數個品種進行有序雜交，從擴大群體頭數和提高生長性能以及肉質性狀三方面獲益。支持良繁的技術都是常見的發情鑑定與人工授精、飼料與飼養管理、屠宰加工等技術，但如何選擇牛種進行輪迴雜交來提升雜交牛的獲益能力，則需要母牛養殖企業（場、戶）進行調研和具體實踐驗證。

本地黃牛自身就是一個存在幾千年的品種。雖然仍需要通過“育種”來選擇提高，但既存的“世界獨有、風味獨特” 的優勢，更容易使企業和場（戶）進行商業化育種，也就是結合自身條件培育特色牛種和特色牛肉，儘快形成盈利模式和品牌。所謂的本地黃牛商業化育種，在此是指根據市場需求，向有利於提高自身經濟效益的方向，選擇本地黃牛的各種性狀（生長速度，體型大小、肉質），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商業化本地黃牛品種（活牛），生產差異化的牛肉。甚至對本地黃牛適度導入其他品種進行“良繁”，形成本企業（場、戶）的獨家品種，也是打造特色化生產模式和商業模式（品牌）的一條路徑。

3.3 亟待制定政策，實施活牛“分區禁運、定點屠宰”

以“北牛南運”為代表的活牛跨區域長途運輸模式，是改革開放之後為繁榮農村經濟而設置的“檢驗檢疫”政策的產物，“賣牛難”問題早已解決。如同由“犧牲環境求發展”轉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國策一樣，肉牛產業需要由“犧牲生物安全環境求發展”轉入“淨化環境保安全”的發展新階段。

本報告已經陳述了活牛長途運輸對產業造成的損失和對生物安全等方面的直接和潛在的危害。在此還要指出，活牛長途跨區域運輸模式，是最具發展潛力的南方肉牛產業發展的剎車器，還是剝奪北部、西部、中部三個產區屠宰加工稅收收入，從而加重這三個產區肉牛養殖業負擔和加重南方消費者負擔的一支力量。在養殖和屠宰加工技術基本滿足產業需求、屠宰加工產能業已過剩、冷鏈運輸和商品流通安全能夠保障的現狀下，從國策、產業、安全、發展任何角度出發，亟待根據肉牛產業新格局，重新制定政策和措施，儘快斷絕活牛跨區域長途運輸的通道，升級肉牛產業結構。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1）、根據養殖產區確定已建設的屠宰企業（場）為定點屠宰場，並規劃屠宰場待建區，將 2 區合為一個活牛運輸區。全國形成方格式活牛禁運區。

（2）、對“種牛”和“供港活牛”等特殊情況，制定申報、檢驗檢疫、可追溯規則、批准、審核等程序，對運輸時間、路線、運輸防疫設施等進行規定。

（3）、“分區禁運、定點屠宰”政策和措施需“提前預告”、“先粗後細”、“及時微調”。提前預告，是提前給各產區調整產業結構、企業（場戶）調整投資和生產等，以及市場和流通等商務活動適應結構調整預留充足的時間，例如提前 3年預告；先粗後細，是先大區塊劃分，然後施行中逐步細緻劃分；及時微調，是政策和措施實施之後根據生物安全、市場和生產需要，每隔一定時期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

（4）、本政策同時需制定肉牛產業鏈（從活牛到牛肉產品）可追溯實施規則和辦法，提示各地方政府和產業鏈上相關的企業（場戶），主動加入追溯系統。

國家肉牛犛牛產業技術體系
執筆:首席科學家 曹兵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