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的觀念，在市集中執行死刑成為中國各朝的傳統。不過，唐代長安城執行死刑的地點，並不僅限於市集。京兆府門、朱雀門街，甚至是百官議事的朝堂都可以是加以刀鋸，執行死刑的空間。
除了一般死刑以外，戰爭結束後的獻俘禮也有許多法律元素。這些獻俘禮多半有固定的空間與流程，並且將俘虜押赴刑場，斬首示眾，故本節將獻俘禮合而論之。關於公開處刑的效果，法國哲學家傅科曾經提出，近代法國透過公開行刑，將行刑過程與空間舞臺化。藉由舞臺化的公開處刑，形成對於公眾的震撼，產生對於觀看者的法律展演。
唐代長安城除市場以外，亦在不少地方執行死刑，如京兆府門、朝堂、朱雀大街。
一、市場
唐代承襲《周禮》“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的概念，在市場中公開執行死刑。如《唐六典》規定一般平民、低階官員皆在市場公開處死。五品以上官員如非犯惡逆以上的罪行，准許在家中自盡。七品以上、皇族、婦人犯非斬刑的死罪， 都在隱密處，處以絞刑。依據本條令文，長安城中的市場理所當然地作為刑場。長安城中東、西二市都曾經作為公開處死囚犯的地點。例如，憲宗年間，“斬沂州亂首王弁於東市”、來俊臣被“有詔斬於西市，年四十七，人皆相慶，曰：‘今得揹著床瞑矣！’”史料中案例甚多，不一一列舉，以上皆是在長安城中東、西兩市執行死刑的例子。
二、京兆府門
東、西兩市之外，京兆府門也是執行死刑的地點之一。在京兆府門公開處刑者，多半為杖殺。玄宗朝廢除了斬、絞兩類死刑，因此以決杖代替死刑， 往往決杖致死。一直到唐朝滅亡以前，決杖處死都是唐帝國的死刑種類之一。杖殺並非唐代律令的正刑，為皇帝帶有恣意性的非正規刑罰。史料中，直接記載於京兆府門處刑例子不多，薛諗被流放， 賜死於長安城東的驛站，可能是長樂驛；其黨羽李談、崔洽、石如山等人在京兆府門前杖殺，可見京兆府門也是處刑的空間之一。
除此之外，史料中有不少“宜付京兆府，集眾決殺”、“僧鑑虛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等案例，這些“付京兆府”決杖、決殺者，處刑的地點為何？《唐會要》有一份作者闕名的御史臺上奏提到，京兆府準敕科決的犯人由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
可見，監決地點在京兆府門，上述“宜付京兆府”處死者，應該是在京兆府門杖殺。同時，奏文最後提到河南府准此辦理，可見長安、洛陽等都城，在唐代法制上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京兆府門也是長安獨特的行刑空間，在一般的地方都市是不會出現的場景。
京兆府門並不是唐律或是唐令中規定的正式刑場，而是法條外的舊例。中唐後，唐帝國漸漸以敕代替或補充律令的不足。
京兆（今西安）
三、朝堂
朝堂是百官集議的政治空間，有時也作為處刑的地點之一。唐代處刑朝堂，大多是先決杖，然後再處以流刑，較少直接在朝堂處以死刑。有關決杖於朝堂的部分，小編將本段將聚焦於處死於朝堂的情形。
隋文帝就有在朝堂行刑的情況， 如“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
隋文帝於朝堂行刑的行為引起大臣們的勸諫，“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可見在隋代，朝堂行刑只是皇帝的個人行為，也不是前朝或是中古中國的舊例。
唐大明宮遺址
目前可知唐代最早在朝堂處刑的案例則為貞觀二年（628）盧祖尚婉拒擔任交州都督。太宗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於是“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不過太宗很快就後悔，下詔恢復盧祖尚的官爵。貞觀十六年（642）有另一則欲處決於朝堂的案例。《唐會要》記載：禁苑的管理官員穆裕翫忽職守，太宗憤怒之下，下令斬於朝堂。從“侍臣戰慄，莫敢進言”來看，太宗當時處於非常憤怒的狀態。太子李承幹以依法審判作為理由進諫，太宗才收回斬於朝堂的命令。從太宗時期的兩個案例來看，以朝堂作為刑場皆是由於太宗一時的憤怒，做出法律外的特別命令，並非體制內的常制。
含元殿遺址（唐代開朝會的地方）
高宗永徽元年（650），華州刺史蕭齡之在廣州刺史任內收受賄賂。事發之後，朝廷集議，“帝怒，令於朝堂處置”。唐臨以八議為理由，認為“竊惟議事群官，未盡識議刑本意”。最後，蕭齡之免死流於嶺外。蕭齡之的例子同樣是由於高宗的憤怒，欲在朝堂斬殺蕭齡之，朝堂非唐代體制內的刑場。
紫宸殿遺址
四、朱雀街
唐代也有在朱雀街執行死刑的例子，但實屬罕見。僅天寶十三載北庭都護程千里擒同羅部落首領阿布思，“壬戌，御勤政樓大酺。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獻於樓下，斬之於朱雀街”。朱雀街就是長安城的中軸大街，連結外郭城的明德門與皇城的朱雀門。獻俘的勤政樓為開元八年（720）在南內興慶宮中所築，興慶宮位於春明門大街上，距離朱雀大街有四坊之遙。因此，公開處刑的地點應為朱雀門前，即朱雀大街與春明門大街的交會點，兩者皆在京城區中。《李娃傳》中提到東西市凶肆在朱雀大街競賽，“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或可推論，朱雀大街人潮眾多，在此公開行刑同樣可收“與眾棄之”的效果。
唐代在朱雀大街行刑僅有上述一例，且與獻俘禮有關。應可看作是特殊的情況，並非定製。在此大街上處斬外族部落首領，可說是直接向民眾展現帝國的威儀，其是考量自玄宗的政治目的，並非考量自法律層面或法律程序。同時，玄宗在朱雀街斬殺俘虜，也與隋代獻俘的空間不同。隋代獻俘在廣陽門舉行，唐代改稱承天門，玄宗這次的獻俘卻在朱雀街進行，可見玄宗的例子僅是特例。
朱雀街
綜觀唐代長安城各個執行死刑的場所，市集與京兆府門為唐代長安固定的刑場，其地點的選擇符合“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的觀念。除此之外，尚有在朝堂與朱雀門街處刑的例子，兩者都非制度中執行死刑的場所。處刑于朝堂有時出自皇帝一時的情緒，展現皇權在法律程序上的恣意性；有時則是出自皇帝個人的政治目的，為皇帝在法律之外的權力展示。處刑于朱雀門街更是屬於特例，不過尚符合“與眾棄之”的目的。
參考文獻：
- 《禮記‧王制》
- 《規訓與懲戒》
- 《全唐文補遺三》
- 《太平廣記》
- 《廣異記》
- 《唐六典》
- 《舊唐書》
- 《新唐書》
- 《冊府元龜》
- 《隋書》
- 《長安志》
- 《太平廣記》
- 《唐律疏議》
-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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