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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企業時時面對危機，企業只有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危機的洗禮才能成熟和壯大。危機管理是銀行管理的重要範疇。對於商業銀行來說，由於銀行自身固有的脆弱性，潛在危機始終與銀行發展如影隨形。尤其在進入21世紀以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大潮將銀行推向了充滿更大不確定性的市場環境，各種矛盾的交織和耦合使得危機的烈度和頻度都大大提高。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來看，無論在破壞力還是擴散性等方面都遠超過1929年大危機。如何建立常態化的危機管理機制，從被動地應對危機轉變為主動地管理危機，這是後危機時代銀行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
危機來自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
從遠古社會以來，人類就時刻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危機，企業也是如此。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實際上是與危機不斷抗爭的歷史。危機的來源不外乎“天災”和“人禍”。在現代社會初期，天災仍是最主要的危機來源，例如地震、海嘯、洪水、乾旱、瘟疫、蟲害等等。隨著社會不斷髮展進步，人類對於天災的規律認識和應對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而與此同時，由於社會運行結構的日趨精細複雜，由非自然因素引發的危機日漸頻繁，已經成為危機的主要來源。往往是局部、微小甚至非常偶然的事件，在精細複雜的社會運行結構中經過演化並波及其他領域，造成破壞力巨大的危機，這就是所謂的“蝴蝶效應”。1986年，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最初並沒有得到太多反響，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風險社會”的論述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在現代社會，人們面臨著種種突發危機，這些危機在誘因、本質、表現形式、影響範圍等方面，已經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其滋生、爆發和擴散過程是典型的非線性複雜演化的過程，因此更難預測、更難管控和規避。
現代“風險社會”的危機有一個鮮明的特徵，就是危機更多是由社會因素而非自然因素引發的，即危機是現代社會自己製造出來的。具體地說，危機更大源於社會中的集體和個人作出的決定和行為（特別是“組織化”的不負責任現象）。
按照英國吉登斯等一些知名學者的觀點，現代社會的風險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外部風險”（external risk)，即來自外部的、自然固有的因素帶來的風險，這類風險在工業社會前200年中佔主導；另一類風險則是“被製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即由於人們不斷掌握和運用各種技能和工具對這個世界進行治理而產生的風險。對於“被製造出來的風險”規律的認知和把握，到目前為止還遠遠沒有達到對自然風險的認知水平，更談不上精確地分析、預測和管控，由此也造成危機形態越來越複雜、突發性和傳染性越來越強、對危機的管理越來越困難。
而對於現代金融而言，上述特點表現尤為明顯。在金融自由化和鼓勵創新的大背景下，虛擬經濟從過去依附於實體經濟，逐漸成長為相對獨立的自我循環經濟體。這就是美國所謂的“華爾街”（Wall Street)與“主街”（Main Street)的分離。
在利益驅動下，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進行非理性擴張，導致泡沫化增大和整個金融體系脆弱性增加，危機則由一個不起眼的局部引發並迅速傳染蔓延。從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產生和演進過程來看，經濟週期波動和結構化矛盾耦合，進而通過金融體系的過度創新和高槓杆的放大，最終釀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例如，有人將CDO、CDS稱作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之一，在危機發生時，僅CDS的市場規模就超過60萬億美元，達到美國GDP的4~5倍，嚴重背離實體經濟。由於CDS等衍生產品將投資銀行的證券業務、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和保險公司的保險業務緊密捆綁在一起，導致風險相互交錯關聯、交叉傳遞，加之衍生產品場外交易存在的嚴重信息不對稱，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就很容易出現危機快速蔓延和逐級放大。對於現代金融而言，虛擬經濟從過去依附於實體經濟，逐浙成長為相對獨立的自我循環經濟體。
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而不倒，公司建立了一整套危機管理的方法。危機管理是企業保持基業長青的一項必修的能力。有一本書叫《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是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前幾個月出版的。書中分析了美國過去發生的幾次金融危機，
認為重要原因在於對創新失去有效的管控，危機來自我們自己製造的“魔鬼”。實際上這也從一個角度勾畫出了現代“風險社會”的金融危機的特點，提示銀行危機管理的重要性。閱讀更多 朱小黃專欄文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