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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企业时时面对危机，企业只有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危机的洗礼才能成熟和壮大。危机管理是银行管理的重要范畴。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由于银行自身固有的脆弱性，潜在危机始终与银行发展如影随形。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大潮将银行推向了充满更大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各种矛盾的交织和耦合使得危机的烈度和频度都大大提高。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来看，无论在破坏力还是扩散性等方面都远超过1929年大危机。如何建立常态化的危机管理机制，从被动地应对危机转变为主动地管理危机，这是后危机时代银行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危机来自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
从远古社会以来，人类就时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企业也是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与危机不断抗争的历史。危机的来源不外乎“天灾”和“人祸”。在现代社会初期，天灾仍是最主要的危机来源，例如地震、海啸、洪水、干旱、瘟疫、虫害等等。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人类对于天灾的规律认识和应对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而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运行结构的日趋精细复杂，由非自然因素引发的危机日渐频繁，已经成为危机的主要来源。往往是局部、微小甚至非常偶然的事件，在精细复杂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经过演化并波及其他领域，造成破坏力巨大的危机，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最初并没有得到太多反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社会”的论述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着种种突发危机，这些危机在诱因、本质、表现形式、影响范围等方面，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其滋生、爆发和扩散过程是典型的非线性复杂演化的过程，因此更难预测、更难管控和规避。
现代“风险社会”的危机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危机更多是由社会因素而非自然因素引发的，即危机是现代社会自己制造出来的。具体地说，危机更大源于社会中的集体和个人作出的决定和行为（特别是“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现象）。
按照英国吉登斯等一些知名学者的观点，现代社会的风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即来自外部的、自然固有的因素带来的风险，这类风险在工业社会前200年中占主导；另一类风险则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即由于人们不断掌握和运用各种技能和工具对这个世界进行治理而产生的风险。对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到目前为止还远远没有达到对自然风险的认知水平，更谈不上精确地分析、预测和管控，由此也造成危机形态越来越复杂、突发性和传染性越来越强、对危机的管理越来越困难。
而对于现代金融而言，上述特点表现尤为明显。在金融自由化和鼓励创新的大背景下，虚拟经济从过去依附于实体经济，逐渐成长为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经济体。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华尔街”（Wall Street)与“主街”（Main Street)的分离。
在利益驱动下，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进行非理性扩张，导致泡沫化增大和整个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危机则由一个不起眼的局部引发并迅速传染蔓延。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和演进过程来看，经济周期波动和结构化矛盾耦合，进而通过金融体系的过度创新和高杠杆的放大，最终酿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例如，有人将CDO、CDS称作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危机发生时，仅CDS的市场规模就超过60万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4~5倍，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由于CDS等衍生产品将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紧密捆绑在一起，导致风险相互交错关联、交叉传递，加之衍生产品场外交易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危机快速蔓延和逐级放大。对于现代金融而言，虚拟经济从过去依附于实体经济，逐浙成长为相对独立的自我循环经济体。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而不倒，公司建立了一整套危机管理的方法。危机管理是企业保持基业长青的一项必修的能力。有一本书叫《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出版的。书中分析了美国过去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
认为重要原因在于对创新失去有效的管控，危机来自我们自己制造的“魔鬼”。实际上这也从一个角度勾画出了现代“风险社会”的金融危机的特点，提示银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閱讀更多 朱小黃專欄文章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