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8日於頤和園，左起劉迺和、陳垣、柴德賡、餘遜。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7月25日《南方週末》）
我小時候住在舊輔仁大學的教師宿舍裡面。我們院子的南門對著恭王府那高不可攀的北牆。我們的北面沒有牆，卻有一道綠色的竹籬笆，影影綽綽地，在都市的中心，點染出一抹鄉村園圃的溫情色調。那道綠色的竹籬，不但給兒時的我提供了都市鄉村的遐想，而且給我和我的玩伴們提供了幾乎取之不盡的道具。從籬上抽出一根長竿——那種長、直、勻稱的——就是大空場露天劇院裡的“丈八蛇矛”，可以戰呂布、挑滑車，或者頗為洋氣地刺向巨人般的風車。1966年初夏，某個日長如歲的下午，柴念東（1954年生）、我（1955年生）、柴立（1956年生）三人在空場上戰作一團，踏起了半個院子的塵土。他們兄弟二人，一個自稱“常山趙子龍”，一個自稱“西涼馬超”，衝著我大吼：“來將通名！”我哪裡肯示弱？儘量把提高音量和壓粗嗓門這兩個高難動作合二為一，喝道：“吾乃天下第七條好漢羅成是也！”我正準備拍馬迎敵，沒想到兩個對手紛紛繳械，把令我頗為忌憚的兩柄“長矛”丟在地上，身體站得筆直，向著我的腦後行“注目禮”。我還沒來得及轉身看個究竟，就聽得一個熟悉的沙啞嗓音訓斥道：“什麼亂七八糟的？你們比關公戰秦瓊還荒唐！”原來是他們的祖父柴德賡先生。聽到這個聲音，我也只好放下竹竿，怯怯地叫一聲：“柴伯伯。”
這稱呼，令我十分尷尬。所謂柴伯伯，就是輔仁大學老校長陳垣先生的大弟子，歷史學家柴德賡（1908-1970）。按說他和我父親俞敏（1916-1995）的交情也不短了。七七事變以後，父親從北大轉學到輔仁讀書，成為該校的高年級學生，而柴先生已經是青年教師。那時年輕教師和高年級學生之間，關係因隨意而緊密。1948年，父親在燕京大學任教。柴先生出城，到燕京大學訪友，時間長了點兒，進城回家吃飯，略嫌晚了，就到我家歇腳吃飯。說明二人是很熟的朋友。1951年北京高校教師到各地參加“土改”。李長之去了四川，柴德賡和先父去了湖南，被分在一個組，同吃同住月餘，自然又加深了友情，說是同輩的朋友，不為過分。換一個角度看，啟功先生是柴先生的師弟，同出於老校長陳垣先生門下。而我稱啟功先生為“大爺”，北京話裡就是伯父的意思。所以，從表面上看，我稱他為“柴伯伯”順理成章。但是，我和柴先生的兩個孫子念東、柴立非常對脾氣，假以時日，說不定三人會放下“長矛”，撮土插香，桃園結義。從這個角度講，我寧願把柴先生高尊一輩，稱他為柴爺爺，以取得和玩伴們平等的身份。況且柴先生在重慶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書的時候，我母親是他好友魏建功先生的學生。因此我和柴氏兄弟平輩，並非沒有根據。可惜我一直沒能踐行這個想法，而是採取了折中的辦法，稱先生為柴老。模糊處理，能使自己玩得更加順遂、開心。
我們淘氣歸淘氣，在長輩面前還是懂得如何裝作好孩子的。三人默默地把竹竿插回籬笆裡面（這比抽出來難十倍），走回各自的家裡。一點兒也沒想到，從此一別，再見面時我們都是六十多歲的人了。
那時電話是一種稀缺資源。我們那個院子裡住了幾十個教授，但只有一部電話，放在南大門的傳達室。羅成戰趙雲半途而廢之後不久，我在傳達室附近等人，聽到柴老打電話，說到他的書多，到了蘇州之後，希望能有車到火車站來接他。嗯嗯啊啊了幾聲後，我聽見他說：“好啊，卡車也好啊。”我明白他這是要到蘇州出差，卻根本沒有想到，弄不好我那兩個玩伴也會跟他一起去蘇州。反倒是暗自高興，一旦柴老去了蘇州，我們就能伺機重新開戰。也許不是明後天，卻也絕不會拖過下個禮拜。
柴氏兄弟沒有去蘇州，而是很快被接到姑姑家，離開了我們的那個院子。從此我們再也沒有錯時空論劍的機會。
學校也沒有派車到蘇州火車站去接柴老。柴老偕夫人陳璧子從火車站坐人力車前往他的工作單位江蘇師範學院（編者注：今蘇州大學前身之一）。據《蘇州大學校史》的官方記載：“6月初，歷史系主任柴德賡教授從北京回學院時，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攔阻在鳳凰街到學校大門的路上，戴高帽子。”（第86頁）按照那時司空見慣的不成文程序，戴上高帽子以後，自然是遊街批鬥。回到蘇州三年半後，柴老去世。
1948年，柴德賡（圖左）和陳垣。 （資料圖/圖）
如果故事終結於此，我對柴老的印象是什麼呢？尊敬是肯定的，因為他是我父親的朋友、我啟大爺的師兄。至於我對他本人的印象，就只剩下了“關公戰秦瓊”和“好啊，卡車也好”這兩句話。太單薄了。我尚如此，那些不曾與他比鄰而居的普通人，大概就根本不知道世上還有這樣一個人，如流星劃過夜空，倏爾而逝。不諳內情的人甚至會以為還不如流星，因為流星畢竟劃出過一道光芒。柴老勤苦治學的一生，有過什麼閃光的瞬間嗎？
當然有！他不但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史學家，而且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更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磊落儒者、愛國者。且聽我講一講從史料裡鉤沉出來的柴德賡先生“出北平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在華北動武，不久就佔領了北平。城裡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不甘心做亡國奴，紛紛離開北平，把學校遷到後方，於是有了西南聯大等著名的戰時名校。暫時無力遷離的各校學生，紛紛轉入留在北平的教會學校，如燕大、輔仁。因為教會的關係，日本佔領軍一時沒有難為這些學校。柴老留在輔仁任教，有老校長陳垣的庇護，生活暫且安穩。忍辱的生活維持了六七年，柴老內心的痛苦愈來愈難堪，因為他明白侵略者不會總是放任不管這些教會學校。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之後，日軍馬上就逮捕了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先生和其他教職員、學生共25人。輔仁大學也漸漸感到壓力。到了1943年各種大小事件刺激著柴老，使他坐立不安。先是侵略者為了粉飾太平，鼓勵當時北平一些骨氣不足的“知名人士”附庸風雅，農曆三月三日，在北海公園安排了一場祓除不祥、上巳節流杯吟詩的文化活動。中國文化中的修禊傳統因王羲之《蘭亭集序》而愈發雅俗共賞，但是拿它來為侵略者幫閒則是柴德賡先生所不能接受的。他寫了一首七言律詩和一篇較長的序言，記錄了這個鬧劇，且對所謂的詩伯們給與不留情面的批判：
上巳，聞畫舫齋有修禊之集，錢牧齋為祭酒，元白被邀，座中詩伯數日前均向虜使重光獻詩頌聖，情實可憐。昔日吳中高會，澹歸賦詩以諷，餘今所云，亦猶此耳。元白聲明不做修禊詩，自處固當如此也。
禹穴蘭亭古蹟荒，忍聞修禊值蜩螗。
啼殘蜀鳥家何在，老去詩人夢正長。
細草漫矜新雨露，青山無改舊風光。
相逢凝碧池頭客，可有攢心淚一眶。
詩序裡的錢牧齋，表面上似乎是指明清之際的錢謙益（字牧齋），但他怎麼可能在1943年上巳節跑到北海公園的畫舫齋來參與“修禊之集”呢？細思之下，應該是指當時身為偽“北京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的錢稻孫。七七事變後清華南遷，錢稻孫受委託留京保管清華校產。沒想到幾年以後，他忘記了自己的本職，參與了日偽政權對國人的奴化教育。而錢牧齋在明末做過禮部侍郎。後來投靠福王，成為南明的禮部尚書。再後來降清，又任清廷的禮部侍郎。柴老用錢牧齋的投清來諷刺錢稻孫的投日，不亦宜乎？重光是指日本駐中國大使重光葵。此人在日本侵華的歷史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29年出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1932年在上海虹口公園被朝鮮抗日誌士投擲的炸彈炸斷腿。1942年1月，出任駐汪偽政權“大使”。柴老反感此人，稱其為“虜使”。這個“虜”字，就是岳飛“壯志飢餐胡虜肉”的那個虜。“元白”是啟功先生的表字。啟先生拒絕與錢稻孫等人同流合汙，拒不參與修禊題詩的所謂“雅事”。柴老在序中稱讚自己師弟的氣節：“自處固當如是也。”這首詩開端用王羲之“禹穴蘭亭”的修禊事，結尾用王維《凝碧詩》來表達自己對“國破山河在”的現狀充滿感傷。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安祿山攻佔長安。唐玄宗倉皇出逃，王維動作稍慢，被叛軍扣在長安。安祿山為慶祝“勝利”，在凝碧宮的水池旁邊大宴其徒，樂聲喧天。王維託病沒有參加這次宴會。遠遠地聽到樂聲，曾任“太樂丞”的王維不禁悲恨交集，寫下了著名的《凝碧詩》：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
柴老借凝碧池暗喻北海、借投靠安祿山的人暗喻配合日本侵略者的軟骨文人，批判那些寫應酬詩以標榜“盛世”的所謂詩伯們。他們還不如千年前的王維。他們不因“國破山河在”而流淚，反倒沾沾自喜地做什麼修禊詩。這使柴老的屈辱感加深，在北平苟且偷安的日子，越來越難以忍受。他不由得心生去意。
日月如梭。到了年底，更多壞消息傳來：日本人不再容忍輔仁的相對獨立，想讓曹汝霖出任輔仁大學董事長。曹汝霖因五四運動被學生們視作漢奸。抗戰時期，他被動地掛上了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職。雖然他沒給日本人出力，勉強保住了晚節，陳垣校長還是很不願意讓他來輔仁。日本人的做法，使得陳校長公私不能兼顧，困境中他找自己的大弟子柴德賡商量，謀劃在1944年年初逃離北平，日期定在農曆正月初五。然而，臨行時卻出現了事先沒有預想到的事情。校務長雷冕先生流淚懇求老校長想一想輔仁大學的兩千多名師生。校長走後，老師同學們該怎麼辦呢？所以陳校長猶豫再三，在最後的時刻，決心忍辱負重，以千百名同學的切身利益為重。這樣柴德賡先生在等待中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一邊思念老校長，一邊倚裝待發。他寫了詩及序記錄了這個時刻：
餘立志南行，期在明日。援庵夫子早有同行之約，部署已定，而校務長雷冕等涕泣相留，遂不果行。今夕餘往辭別，師勉勵之餘，繼以感喟，餘淚不能禁，歸寓倚裝賦此，不知東方既白。
甲申正月初五夜
永夜星暗雲漠漠，九城歌舞勤勸酌。
一夫懷抱未忍開，掩面深巷風蕭索。
八載胡塵汙乾坤，忍飢讀書樂晨昏。
遲遲未肯言去國，總緣河朔重師尊。
四面厄束今更甚，六馬朽索秋霜凜。
吾生胡為在泥塗，念此彷徨夜不寢。
黃昏斗室話時艱，相約聯吟到巴山。
一旦人間傳勝事，欲以清風警懦頑。
誰知十事九拂意，得自由身良非易。
吾道忠恕不相違，去留終須合大義。
徵車欲發驚客心，白髮儜看恩誼深。
年年無限家國恨，並向寒燈淚滿襟。
冷落關河朔風烈，此行豈同尋常別。
明朝揮手從茲去，回首師門腸內熱。
序言中的“援庵夫子”是指老校長陳垣先生。他覺得很對不起柴德賡，因為他不得不放棄師生二人籌劃已久的出逃計劃。只得一方面鼓勵柴德賡勇敢地實行計劃，一方面感嘆自己只能留守在令人窒息的敵佔區。讀者通過此詩不難想象師生二人執手相看淚眼、難捨難分的情景。人們常說，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濃重的。他們二人雖是學富五車的歷史學家，但身在1944年初萬馬齊喑的北平，他們怎麼能想象次年的夏末，那些給他們帶來痛苦與屈辱的侵略者竟然會無條件投降呢？此詩極富老杜之“詩史”風格，開頭四句，生動地勾劃出當時壓抑的氣氛：漫漫長夜之中，太多人紙醉金迷，只有少數清醒的人，在痛苦中忍受暗夜的寒風。接著記敘了逃離的前因後果：詩人早就想離開，但眷戀著老師，一直未忍成行。他們曾在密室謀劃，一起逃到四川去，用自己的反抗行為，給那些在鐵蹄下醉生夢死的人立起一面鏡子。多情自古傷離別，而此刻的分別，更有多層難言之痛：老師已是白髮滿頭，戰亂衰年，揮手作別，此生還有相聚之日嗎？
1944年3月12日柴德賡逃到了洛陽，在“教育部戰區學生指導處洛陽培訓班”任國文教員。4月1日，柴德賡夜有所夢，記錄在日記中：“晚夢到北平，陳[援庵]餘[季豫]二老均見之，餘鬚髮更蒼白矣。此雖心理作用，然餘老此時亦當有此心境也。保身來不值。”這不僅是對於老師們的思念，也是為他們的安全和健康擔憂。他在4月3日的日記裡寫道：“至招訓分會，訪何葵一，座上晤梁君，言平津大捕中央工作人員，輔仁被逮者凡三十人，為之驚訝。”看來柴老逃得及時，否則就不只是驚訝，而是驚恐甚至被抓。4月9日，柴德賡接到“王保身兄函，言輔仁文教學院長、秘書長均被捕……惟覺學校能維持至今日，由於超然於政治之外。一入政渦，不特今日難以維持，將來亦多是非。時至今日，益覺援庵師有先見之明。”可見柴老人雖逃出北平，但心還在牽掛輔仁的同事們，還在惦念、感恩自己的老師。況且，洛陽也不是久留之地，他還要接著逃亡四川。長夜漫漫，前路茫茫。戰亂中的學者，寧不如雞犬乎？
1947年，啟功（圖左）、柴德賡。 （資料圖/圖）
幸而，長夜終有曙光破曉的時刻。炸彈從天而降，侵略者投降了。柴德賡先生開心地回到了魂牽夢繞的北京，和老師團聚，並在老師的呵護下努力工作，刻苦鑽研學問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是他最為歡樂的日子。雖然這師生歡聚的日子不是很長——後來他被委以重任，調到江蘇師範學院，為該院創立了以前不曾有過的歷史系——但重逢後再分離，師生之間的情誼更加深厚。借用啟功先生的話來說，就是“信有師徒如父子”。他熟知陳垣校長的生活習慣和身體情況，瞭解他常常因半夜失眠而提燈入書庫翻書以消磨長夜。寫信提醒老師注意安全。1956年3月，老校長來函表示要重視弟子的溫馨提醒，又淘氣地為不遵守提醒而辯解：
半夜提燈入書庫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樂的事情，誠如來示所云，又是危險的事情。但是兩相比較，遵守來示則會睡不著，不遵守來示又危險，與其睡不著，寧無危險。睡不著是很難受的，危險是不一定的，謹慎些當心些就不至出危險。因此每次提燈到院子裡，就想來示所誡，格外小心。如此，雖不遵守來示，實未嘗不遵守來示。請放心，請見諒為幸。謹此覆謝青峰仁弟。
陳垣
每讀此信，我都為其真摯深厚的師生情誼所感動。他去蘇州不久就被北大的翦伯贊先生借調回北京，直到1966年的夏天。柴老生前沒有教過我什麼，我沒有資格稱他為老師。然而柴老逝世近五十年以後，我有幸拜讀他的日記和詩集，從中瞭解到一種磊落而高尚的人格。所以，我常常後悔，當年他打完電話，我為什麼沒有寫幾行字，記錄那次別離，就如同他離開陳垣校長時所做的那樣。我當時幼稚，滿腦子裝了些羅成戰趙雲，而沒有水平體會“明朝揮手從茲去，回首師門腸內熱”這種更高的情懷。人間沒有後悔藥。我只好在暮年寫出這篇小文，用以懷念柴伯伯或柴爺爺。所幸的是，我和柴念東依然是好朋友。我們在一起，還能做一些有趣又有意義的事情。可惜，雖然我們還想腿作馬、竹為槍大戰一場，但怕玩慣了“任天堂”的孩子們笑話我們，實在是不好意思發這種“少年狂”了。只好把那場未結束的“戰鬥”留作終身遺憾。
俞寧 美國西華盛頓大學英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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