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過後，《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血與火的中國近代史開始了。這一條約的具體內容也許並不為人所熟知，但"屈辱"卻成為它揮之不去的形容詞。清王朝因簽訂這一條約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而它所駕駛的龐大帝國之船也漸漸走進湍急的漩渦中，自此風波不斷。

並非只是近代，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政府也面臨著種種內憂外患，從西周過後，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衝突就成為推動歷史發展的矛盾之一。

當季風給農耕文明帶來豐沛的降雨，饋贈了豐碩的成果之時，對於處於草原深處的農耕文明而言，可能就意味著災害，草原植被的減少意味著靠放牧為生的少數民族面臨著食物短缺的危機。

與穩定環境下形成的農耕文化特色不同，遊牧民族整體而言更為剽悍，面臨危機時，南下劫掠成了解決危機的常態。而為了保持適合農耕發展的穩定社會環境，中原政府在作戰之餘，還是會選擇和親，簽訂條約等方式緩和矛盾。

錢穆先生曾講過，近代以前中國並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外患，外患只是內政出現問題時隨之產生的，從不是政府的主要對抗力。回顧歷史，外患嚴重的時候確實是中原地區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際，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夷人進犯，東漢末年的邊疆隱患。正因如此，對待遊牧民族是否有力也似乎暗暗地成為了評價一個王朝的強弱與否的標準之一。

宋朝，一個輝煌的朝代，農業經濟空前發展，思想學術領域成果豐碩，文人地位也提至歷史新高點。特別是在不少外國學者眼中，宋朝更成為燦爛中國文明的代表。儘管如此，提起宋代，"積貧積弱"總是大多數過人對宋朝固化的歷史評價。冗官問題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龐大的官僚機器華而不實，宛如大腹便便的人邁著沉重的步伐顫顫巍巍的前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冗官大多是文官，武官在宋代其實是深受限制的。武人深受限制帶來的是武備的廢弛，隨之而生，對外戰爭並未帶來農耕文明期盼已久的和平，引來的卻是歲幣賠償。

宋朝在確立版圖之時，並非沒有考慮將北邊契丹的版圖並而納之，但高粱河戰役的失敗標誌著宋朝疆域擴張計劃的破產。而使得宋朝在歷史上地位面臨破產危機的是宋真宗時期發生的澶淵之盟。在大漢族主義濃厚的時代，這一條約深深刺激著每一箇中華華人的心。通過這一事件入手可以窺見宋真宗其人與擁有多種面貌的宋代。

澶淵之盟的簽訂

統和二十二年九月，遼聖宗，蕭太后親自率領20萬軍隊大舉南下，沿途攻城略地，由於北宋政府缺乏統一部署，契丹軍隊深入內地，一直將戰場延伸到黃河流域的澶州，又名澶淵。黃河流域自古便是農耕文明的核心地區，相對平坦的地勢，定期季風帶來的豐沛降水都使得黃河流域與農業聯繫在一起。多種地形條件，不時出現的山地形成天然的屏障，多朝首都選址都在河南、陝西等黃河流域腹地城市。

契丹攻入黃河流域，對於在開封定都的北宋可以說是意味著空前危機。從皇帝到文武群臣都是感受到緊張的氛圍，紛紛陳述救國韜略，總體看來大臣內部分為主戰派與主和派。作為決策者的宋真宗也在這兩派之間猶豫不決，遲遲沒有做出最終選擇。

一番論戰過後，主戰派的寇準最終加重了主戰的權重，宋真宗決定御駕親征，並在寇準帶陪同下前往澶洲，正在此時，前線傳來佳音，遼朝大將被宋軍埋伏的床子弩射殺，一度氣焰囂張的遼朝軍隊士氣受阻，遼朝遂有派遣使者前往議和之意，改變大宋氣象的澶淵之盟就在這樣的氣氛下孕育而生。

雙方在使者的交涉下籤訂了以下條約，宋遼約為兄弟之國，兩國以白溝河為界，宋歲輸給遼朝銀10萬兩，絹20萬匹，稱為歲幣。

簽訂條約後，兩國各自退兵，宋遼邊界的地區發展貿易互通有無，甚至遼朝還會在一些時候派遣使臣進入宋朝，兩國關係進入到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

澶淵之盟的原因

宋朝的開國相對其他朝代而言，相對較為容易，陳橋驛兵變，宋太祖黃袍加身，回到京都，此刻，後周的統治權已交付到未成年的周恭帝手中，年僅七歲的帝王自然不能守護好後周江山，宋太祖攜帶一眾武將輕易地便結束了周朝歷史。顯然，經過長久的力量積蓄，宋太祖早已形成足以威懾君主的勢力，最後的決戰在雙方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顯得格外平靜，正如颱風眼一般，周圍風暴不斷，但中心卻保持一種令人敬畏的寧靜。

前朝皇帝勵精圖治，社會治理已經初步呈現成效，亂世漸漸走向秩序化，面對前朝留下的豐碩遺產，宋太祖欣然接受，但卻並非心滿意足，向北邊開拓，奪回朝代更迭時候割讓的幽雲十六州，成為宋太祖的執念也是時代交給這位歷史新寵的使命。

但剛剛取得中原地區的統治權，宋朝的軍事力量已呈現疲軟狀態，這時候與遼朝開展無疑是危險舉動。反觀遼朝，契丹族在遼聖宗的治理下發展迅速，加上蕭太后的鐵腕手段，過人的見識，此時的遼朝已擁有擴展疆域的能力，中原地區戰亂頻繁更使得遼朝南下侵略的野心膨脹，幽雲十六州的割讓更是將農耕文明北邊門戶洞開，防禦能力大大減弱，除了文化認同存在巨大阻礙外，遼朝趁著戰亂擄掠中原似乎並不是南柯一夢。

遼宋兩國對抗是兩種文明互動的結果，也是雙方力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力量的相對均勢使得雙方在對抗中很難將對方消滅，所以北宋初年宋太祖率領的幾場戰爭以不利結束後，雙方通過訴諸戰爭來解決矛盾的熱情也逐漸減退。遼朝雖然還是進犯北宋，但大規模的進攻已經減少，侵擾目的也以掠奪財物為主。

在和平帶來的安逸環境中，北宋初代統治者想要開拓疆域的打算已經被無限延期，北宋對外政策這一時期也轉為以守為主。宋真宗時期，曾有人進獻水路控制圖，真宗並不重視，下詔言："祖宗闢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統治者自身對武力開拓疆域的懈怠自然形成一種厭戰的社會情緒。值得注意的是，澶淵之盟前，宋遼兩軍勢力其實相差並不大，遼軍不遠萬里而來，物資的糧食供應路線自是軍隊運作的生命線，長時間的戰爭自是給遼軍本就薄弱的後勤供應帶來不小的挑戰，加上御駕親征給士兵帶來的振奮作用，實現戰爭形勢逆轉甚至也是有可能的。但對武力戰爭的厭惡使得宋真宗選擇接過遼軍遞來的橄欖葉，最終促成澶淵之盟。

再來分析一下當時宋朝的社會環境，經濟發展，無論是農業還是商業都經過兩代人的積蓄呈現出不錯的狀態，對於有可能威脅和平的兩國戰爭擁有固定資產的人士自是不熱衷。文人地位空前提高在朝廷的話語權也是日益凸顯，相比武將，更多的文人大臣還是願意以和為貴。由黃袍加身帶來的江山使得宋太祖又喜又驚，生怕此類兵變再次發生，對於武官也是十分戒備，而江山開創者的考慮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內化成為一種文化，故而，武人在被北宋話語圈排斥。種種社會現實在一定程度上都成為澶淵之盟的催化劑。

澶淵之盟的影響

合議帶來最直接的影響便是一段時間內的和平，雙方各自積蓄實力互不干擾。安穩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宋朝經濟的進一步繁榮，邊境貿易的開放也使得那一地區的稅收成為財政的補充力量，給遼朝繳納的歲幣對於經濟處於上升期的宋朝而言並不是什麼沉重的負擔。從成本而言歲幣付出遠比繼續戰爭的成本低得多，一段時間內合議的正面作用還是比較大的。

但從長期來看，澶淵之盟帶來的不利影響卻也是不容被忽視的，首先是約為兄弟之國，在如今的外交理念上看並沒有什麼不妥，但在當時"華夷"觀念嚴重的時代，無疑是對長久形成的華夏文明中心格局的不小衝擊，社會輿論會產生一股不小的壓力，對外部局勢而言，華夏威懾力也大為削減。更是由於與遼首開議和先例，周圍的西夏等地區也萌生著侵擾中原的念頭，以後的宋朝繼任者更是將議和視為解決對遼關係的優先考量。後來的"隆興和議"，"嘉定議和"等與澶淵之盟總存在著歷史的聯繫。

對於宋朝歷史評價而言，澶淵之盟的不利影響就更為突出了，澶淵之盟的形成使得人們形成了宋對外政策都是疲軟無力的固有印象，更有將檀淵之盟類比近代中外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情況。首開向周邊繳納歲幣的先例更是讓後人對此非議頗多，甚至出現宋朝的積貧積弱主要由於歲幣繳納的觀點。

總的來看合議帶來的現實效益在當時的環境中是值得肯定的，但意識形態領域帶來的消極影響也是值得注意的。

澶淵之盟的啟示

探究歷史無非就在於求真與致用，儘管相隔千年，逝者如斯，但在一段時間內引起轟動的歷史事件仍會在歷史長河中迴響。

近代以來，隨著緊閉國門被打開，中外交往日益密切起來。最初由於不懂得世界交往規則，中國在各種規則下跌跌撞撞，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即是綜合當時國力弱，政府無可奈何的選擇，也是對於世界交往法則缺乏瞭解迷茫簽訂的結果。捱打中成長，受挫中醒悟，從被迫接受到主動了解，從被迫改變到主動創新，中國走過了艱難的轉型歷程。如今的中國自信而寬容，主動打開大門擁抱世界，適應貿易準則。

不同文明的交往總是無可避免的自然伴隨著緊張與衝突，即使是在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局部的對抗衝突也是隨處發生。全球化浪潮席捲下仍有反全球化的力量頑強生存。如何正確處理交往中的摩擦是當代中國面臨的重要課題。秦皇漢武更多地選擇依靠武力解決，澶淵之盟卻提出了一個打破“零和”思維的中和的解決辦法。

當然宋遼雙方的交往與如今對中外交往差異很大，但其中的某些方面卻是值得參考的。

首先是成本意識，無論何時，雙方國家對外交往活動都是從本國利益出發，如何使得國家利益實現最大化，自然是需要考慮成本與預期收益效果兩者之間比率是否值得，檀淵之盟降低了宋朝對外交往的成本，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個性價比高的決定。

再者，妥協思維也是值得學習的。妥協並不意味著軟弱，在足夠強大的國力支持下有原則的妥協才是文明發展的明智之舉，有所捨棄，必然有所堅持，國家的尊嚴與國際影響力是絕不能輕易妥協的。

三者，主義政策的長期效益與短期效益之間矛盾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環境的改變，政策的"副作用"可能就會凸顯出來，故而，政策出臺前，風險評估與保障完善機制是不可缺少的B計劃，澶淵之盟對於宋朝外交疲軟的狀態的形成起著影響不小的推動作用，特別是對於深深迷信"祖宗之法"的宋朝皇帝繼任者而言，宋真宗對遼政策會產生持續影響。

故而，國家執政者的決策很多時候並不只是單個事件的特殊處理方式，很多時候會內化成一種思維方式，長久的在歷史中產生迴響。

參考文獻：《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