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疫”的同時，生活、工作等還需要繼續。在這個過程中，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平臺經濟發揮出了其特有的功能。
來 源丨21世紀經濟報道（ID：jjbd21）
記 者丨陶力,洛賽,張宜穎,王峰,白楊,楊清清
編 輯丨包芳鳴,林虹,張星
【科技“戰疫”：平臺經濟的力量】
2003年的非典，讓更多消費者接納了電商、社交和網遊，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巨頭此後一躍而起；17年後，新冠肺炎防控攻堅戰打響， 數字經濟得以在更多應用場景施展，引發在餐飲、線消費、辦公、學習等領域的新變革。哪些行業會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促進創新發展有哪 些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政府部門如何提升現代化監管能力？我們遍訪這些領域的從業者和專家，探索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
外賣丨餐飲、外賣抱團“抗疫”！“非接觸式經濟”被推向臺前
假如沒有外賣，生活將會怎樣？當新冠肺炎疫情來臨，這個問題無疑是殘酷的。
一邊是巨量用戶的剛需，一邊是復工仍存困難，餐飲行業的自救迫在眉睫。以川菜連鎖品牌上海磁盛天毛血旺為例，該公司在上海共有8家門店，已經有6家恢復營業狀態，但目前只能做外賣配送。其創始人黃遠球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透露，通過外賣的方式來經營，可以保持公司不會虧損。
為了維持正常運轉，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平臺都在春節期間開啟了“無接觸配送”，美團旗下的快驢進貨平臺針對商家推出了進貨的“無接觸”，還針對用戶端推出了智能取餐櫃。外賣平臺給了一些商家絕地求生的機會，也讓消費者有了安全保障，這也是行業求變的契機。如何與商家共生？將是外賣平臺的一次大考。
餐飲業的“開源”抓手
“我們連3個月都扛不過去。”不久前西貝創始人賈國龍的這句話，撕開了餐飲行業的自救大幕。
餐飲行業是具有萬億潛力的市場。據中國烹飪協會測算，2019年全國餐飲業收入達到46721億元，其中15.5%來自春節這一傳統消費旺季。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類聚餐、婚宴、年夜飯等大量取消，一些餐飲門店停止營業，其中，僅年夜飯退訂的訂單就達訂單總量的94%左右。
在市場無法正常運轉的時期，行業除了得到政策扶持外，還需通過與互聯網平臺合作，維持基本的運轉，平臺也亟須應對疫情提供“戰時”服務。
“目前，餐品類需求短期受到疫情的影響，但是非餐品類的增長幅度非常快。另外，此次疫情會大大加速線下餐飲線上化、數字化。最近有很多原來只做堂食但沒有外賣的餐廳都在美團上線，未來線上的供給將會越來越豐富。”
美團高級副總裁兼到家事業群總裁王莆中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透露，平臺短期也會有損失，但我們更在意如何持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通過無接觸的配送，也是直接為“抗疫”做貢獻。
在門店無法直接抵達消費者的情況下，很多商戶轉向了多種經營模式的搭配，將外賣納入到銷售渠道中，美團對3.3萬家餐飲商戶訪問後發現，2月初處於營業狀態的外賣商戶中，有53.6%的商戶外賣收入佔到營業收入一半以上，甚至有近43%的商戶外賣收入佔營業收入比重超70%，外賣成為餐飲商家維持營收、減小損耗的重要抓手。
“為了幫助商家恢復經營，目前申請開通外賣的商家，基本上三個小時就可以走完流程上線。而在過去，最快也得一天多。”
美團外賣發展部運營總監薛冰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情況也在慢慢好轉，訂單量已經開始回升。比較明顯的節點是2月8日開始，一批企業開始復工，需求也慢慢上來了。
另據餓了麼數據顯示，截至2月18日，已有近10萬家門店新上線外賣功能。
深度佈局供應鏈
防疫要求“少出門、少接觸”，使得人們的購物重點轉移至外賣平臺。這裡的外賣並不是狹義的餐飲外賣，而是包括肉蛋、蔬菜、調料等食品及日用品的外送到家。
這種變化也讓外賣平臺看到了深度佈局供應鏈的新商機。王莆中透露，美團閃購在春節期間爆發性增長，米麵糧油、調味品、生鮮果蔬、休閒食品等品類的商品銷售額較去年同比增長400%。情人節期間，鮮花銷售額一週更是增長了58倍。 “便利店社會生鮮、菜市場代運營、連鎖藥房、散店等多種模式商家入駐，通過數字化拓展營銷渠道，也是商家的需求。”
當餐飲業遇到“黑天鵝”時，從材料供給到抵達消費者的鏈條需要全線打通，第三方供應鏈平臺在此時作用顯著。“去年開始，我們提出了供給側數字化，希望從餐廳的選址、線下裝修、堂食比例、菜品設計到硬件設備鋪設，都能給商家一些方案和建議。因為之前很多餐廳是圍繞堂食來設計的，餐廳內動線設計不適合外賣出餐。我們會給一些改造的建議，更加適合外賣的服務。”薛冰透露。
越來越多的企業看到了數字化、線上化對於餐飲運營效率和坪效的作用。發力外賣，幾乎是所有餐廳無奈之下的“開源”選擇。但是，外賣餐食和正常堂食對於食材的需求也不一樣。一般來說，外賣更傾向於單品，品類也不如堂食廣泛。此外，從便利性上看，餐飲企業也不再囤積大量生鮮類食材，而是按需進貨。
在2019年第二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上，美團點評CEO王興曾表示：
“中國城市人口有8.6億，按每人每天三頓飯計算，每天需要吃25億頓飯，行業中兩家公司合起來的滲透率只有2%，市場潛力還很大。而且，隨著城鎮化進程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在家做飯的比例將會下降。”
目前，除了國家和地方出臺的減免稅收等扶持政策外，餓了麼、美團也分別推出了積極的減免、補貼等措施來扶持餐飲企業。新冠肺炎過後，餐飲行業將面臨一段恢復期，同時也需要時間適應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改變，這其中包括對效率和食品安全更高的要求。
圖/圖蟲
“無接觸”配送與“智能取餐”
對於外賣平臺和餐飲企業來說，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嚴苛的考試，倒逼整個行業進化。
薛冰透露，不少主打門店的餐飲企業都開始拓展銷售渠道，例如大眾點評的黑珍珠餐廳，還有部分五星級酒店，都開始嘗試通過外賣來拓展渠道。“有些客戶可能出於短期過渡考慮，但我相信他們體會到了外賣帶來的營收之後，還是會持續利用好平臺。”
而“無接觸”配送的上線，則打開了行業智能化大門。近日，美團無人送貨車出現在北京市順義區的小區中，這也是美團首次在公開道路進行實際訂單配送。這輛體型和mini汽車一般大的黃色無人車代替了外送小哥。
據瞭解，配送範圍內的居民在美團買菜下單後，美團智能配送調度系統會把訂單指派給無人配送車，無人車在美團買菜站點取貨後，自動行駛到目的地社區的無接觸配送點，與取貨人交接打開餐箱取出物品，全流程隔絕人與人的接觸。
根據美團買菜披露的信息，疫情之下美團站點的分揀、打包人員及騎手都較為緊缺，僅北京順義2個站點就要服務周邊86個社區近10萬用戶。在訂單量集中增長的情況下，無人車送貨無疑能分解一部分壓力。加上目前正在推廣的智能取餐櫃，智能化服務正在推動外賣行業升級。
2月12日，美團外賣發佈的《無接觸配送報告》顯示，美團外賣的整體訂單量中，有80%以上採用“無接觸配送的方式”。當下，“放門外把手”“放門口”等已經是消費者的新需求。
而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措施——“美團智能取餐櫃”，已經於1月30日率先在武漢、北京兩地試運營，進一步降低疫情嚴重地區的感染風險。據薛冰介紹，智能取餐櫃與美團外賣平臺的後臺數據是打通的，能夠提升整個平臺的運行效率。“比如以前外賣員到了餐廳取餐，需要等待，現在他能確切知道自己要等多久，可以踩著時間點去取餐，減少等餐時間的浪費。”
薛冰預計，智能取餐櫃將從3月份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慢慢鋪開，首先在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逐步落地。
新冠肺炎疫情對於一些企業來說有危也有機。“餐飲行業核心在於性價比、滿意度、復購率，這是客人對產品認可度的體現。”黃遠球近一步解釋了餐廳的生存之道，未來食材採購的線上化、定製化都會改變現在的供應鏈模式。
做了二十多年餐飲的黃遠球走過了很多艱難時刻，也體會過財源廣進的快感，談及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他看得比較坦然：
“疫情衝擊的不是產品，也不是市場，它真正衝擊的是人的內心世界。我們需要求新求變，依託互聯網平臺和工具，互惠互利。”電商丨中石化也賣菜了！生鮮需求激增，外賣小哥不夠咋辦？
一次購買200多件商品、快遞小哥開車專門運送、上下樓跑了五趟才送完這一單。這是在2020年春節期間，江蘇省南通市的盒馬鮮生遇到的一個“非正常”訂單。
彼時，全中國人正在經歷可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冷清的節日。有市場消費晴雨表之稱的商場、百貨、餐廳、旅遊景點，在這個黃金週消費的高峰期，營業額無一例外降至冰點。即使是不受新冠疫情影響的電商購物，也因為物流受阻而讓成交陷入停滯。
“我們預計三季度的收入增長會受到負面的影響，也就是說增長率會有所放緩，不排除它是一個較大幅的放緩。這次疫情對菜鳥的影響挺大，由於快遞員沒有回來，運力不夠，也有包裹積壓，在前面幾天運力只有百分之十幾，不到二十。”
2月14日，阿里巴巴CFO武衛在財報電話會議上透露了這一信號。
但是，與傳統消費模式不同，可以送貨上門的生鮮電商卻出奇火爆。截至2月23日，盒馬鮮生、每日優鮮、美團買菜、叮咚買菜等平臺發佈的數據顯示，在春節和疫情期間，客單價都較平時增長至少50%，部分平臺交易額上漲三倍以上。
“客單價的提升在於顧客的購物帶有囤貨性質，訂單量的大幅增長在這種特殊時期我們覺得並沒有很大的實際意義。”一名生鮮電商內部負責人冷靜地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其更加看重用戶長期的消費習慣和行為的培養。
的確，與服裝、3C、母嬰、醫藥等行業相比，生鮮電商還處於初期階段，行業集中度並不高。網經社數據顯示，2013年到2018年的6年，生鮮電商的滲透率分別為0.36%、0.59%、1.29%、2.02%、2.97%、3.8%。
疫情結束後，用戶會放下手機走向菜場嗎？這對於生鮮電商行業來說，無疑是危中有機。但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
生鮮需求上漲七成
疫情期間，生鮮配送為整個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訂單量大增的同時，企業的供應鏈和運力也遭受了考驗。
“以往的春節，因為很多人過年離開了城市，所以我們備貨也不會太多。但是今年因為疫情來了，整個需求量上漲了七成左右。整個訂單量大概是春節前的9成，但是每個訂單客單價增長了兩倍，相當於我們服務一個訂單，其實是平時的三個。”
盒馬全國經營管理總經理胡秋根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透露，儘管春節期間開足馬力，但是各門店仍然面臨用工壓力。
這並非個例。叮咚買菜官方數據顯示，該平臺大年三十訂單量較上月增長超300%，近期整體訂單量約增長80%，客單價增加約70%。蘇寧小店線上訂單增長650%；每日優鮮從除夕到大年初八實收交易額相比去年同期增長350%；京東生鮮從除夕至初九銷售同比增長215%。
蘇寧小店店面運營中心副總經理王琦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透露，春節期間蘇寧菜場買菜的訂單，是平時單量的三到五倍，在初三之後已經跟供應商、物流方面協商增派了人手。
不過，由於供應量緊張和人手不足，線上配送也出現明顯的運力不足。從1月26日開始，盒馬鮮生在上海的配送出現滯後，需在每日0點下單預定當日的菜，同時提醒用戶去就近門店下單。每日優鮮的送貨時間，同樣也出現了滯後。對於生鮮平臺來說，如何穩定供應鏈，並滿足用戶的即時需求，已經是一場暗戰。
快遞人員短缺、庫存管理人手不夠，以及物流受阻等問題，都成為“攔路虎”。這是危機，也是機遇。生鮮電商如若能在此時培養用戶習慣，形成用戶粘性，也必然會促進行業向前一步。
而生鮮的核心還是供應鏈。胡秋根透露，上游供應的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
“從外圍上看，農產品滯銷的問題都在採用合作的方式來解決，今年2月份，我們銷售了1800多噸滯銷的農產品。春節結束後，我們召回了一批員工，運力恢復到了九成左右。”
一方面，盒馬通過各地政府及商委，對接到了更多的供應商，加大從各地的農業基地、批發市場採購，推動核心供應商加班或提早開工，加大供應，特別是蔬菜、新鮮肉類的供應，做好提前預估、鎖量鎖價。另一方面，盒馬聯手中化進軍農產品產業鏈上游，與皇康、風向標、嘉隆、佰格、朝興、吉隆騰等海鮮企業合作，提出了海鮮水產的解決方案。
商派網絡CEO李鍾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認為，國人的線上購物習慣早已形成，但是生鮮電商並沒有達到預期。從上海的江橋、北京的新發地等批發市場的流通量來看，生鮮平臺的成交額仍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如果作為一種商業形態，疫情期間確實是一次非常好的消費習慣培養。但是，如果放在整個社會背景下，討論供應量的問題，並不存在供應不足。”
與此同時，行業超高速發展，在未來或將吸引更多資本入場，寡頭格局提前到來。
快遞人員短缺、庫存管理人手不夠，以及物流受阻等問題，都成為“攔路虎”。-甘俊 攝
一天敲定中石化
疫情期間生鮮需求激增，不斷拓展零售業務的中石化也開始賣菜了。2月14日，杭州盒馬與中石化聯手，開展便民服務，在杭州指定中石化加油站（首批8個，位於親橙裡、龍湖、運河和下沙店附近）可以購買盒馬的新鮮生鮮包，生鮮包涵蓋雞蛋，豬肉，青菜，土豆等家常需求。
“從疫情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機會，增加了很多異業合作。和中石化的合作基本一天就決定了，原來就一直在談會員合作，但是沒有執行下去。現在我們發現整個體驗還是不錯的，消費者願意順便在加油時提菜。這是值得推廣的，以後可以進入常態化合作。”
胡秋根透露，原本對線上需求沒有那麼大的消費者，現在也培養了習慣，是需求的增量；另外一些新的品類也有了機會。
數據顯示，2020年元旦至除夕期間，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西安、成都、重慶、寧波、蘇州等城市陸續新增13家盒馬鮮生門店。除此之外，從去年開始，盒馬還相繼推出針對辦公室商圈的盒馬F2、散售蔬果產品的盒馬菜市、作為盒馬鮮生門店補充的盒馬mini，以及相當於“前置倉”的盒馬小站四大創新業態。
半年時間內，盒馬mini已經在上海佈局了5家門店，已營業3家門店營收持續增長，坪效已經超過普通大店。“疫情不會影響開店計劃，今年還是會盡可能開更多的店。四大新業態將從上海先開始嘗試，對每個地方不一樣的要求，將採用不同的業態去滿足。”胡秋根說。
更多的平臺也在湧入生鮮電商領域，最後一公里的“買菜”也是絕對的剛需。社區化網格化的“菜場”，其實也是O2O的一種模式，它提供的是近場零售的解決方案，其意在獲取高頻消費的用戶。但是，現階段來看，受制於供應鏈的門檻，短期內它仍然只是商業形式的一個補充。
尤其是在三四線城市，生鮮電商的落地和下沉，將比其他品類更難。
“封城是從大年初一開始的，整個城市都封閉了公共交通，之後又陸續開始封小區。買菜特別不方便，沒有大的生鮮電商在經營的。只有本地的一些超市，自己發佈了小程序，我們才可以在線購買。”
湖北省宜昌市的楊女士向記者大吐苦水，因為買菜不方便，隔離在家的生活都受到了影響。
目前，盒馬鮮生在三四線城市佈局的也不多。蘇寧小店在全國的數量即便已經超過了5000家，但蘇寧快消集團總裁助理鮑俊偉此前透露，菜場的佈局仍然會集中在一線和省會城市，暫時不會向三四線城市邁進。
胡秋根認為，在這些城市內需求肯定是有的，但是需要找到更加合適的經營模式。只有成本結構滿足了需求後，才會去佈局。“需要更加適合的業態，現在還在探索中。並不一定是大店的方式。”他說。
“生態用工”
從供應鏈到場景，生鮮電商佈局的最核心還是需要回到配送上。“春節期間的訂單量暴增到無法想象。現在每天都在100多單以上，昨天最多配送了160多單。從收入上來看，這個月可能工資要多三千多元。”不久前，叮咚買菜一名配送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自己每天需要配送到晚上八九點鐘。
在特殊時期，依靠平時的運力儲備顯然不夠。這也是生鮮電商無法下探到三四線城市的重要原因。未來，靈活用工模式可能被廣泛採納。
2月3日，盒馬宣佈聯合知名餐飲品牌雲海餚、青年餐廳等，合作解決現階段餐飲行業待崗人員的收入問題，緩解餐飲企業成本壓力，和商超生活消費行業人力不足的挑戰。隨後，1919、大眾出行等企業也參與進來，總計3萬個開放的崗位，盒馬希望藉此填補配送端缺口，處理訂單積壓的問題。
這一新型實踐，或許能為部分平臺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思路，也可能改變部分社會管理模式。“在宣佈初步合作的兩家餐廳後，我們負責人的電話都被打爆了。很多餐飲企業都有合作的意願。”胡秋根透露，盒馬會將薪酬支付給人力供應商，然後再由人力供應商支付給合作的企業，再支付給他的員工。而未來是否會長期合作，還在進一步探討。
繼盒馬之後，多家企業和多地政府也相繼推出了“共享用工”的政策。這種表面上看似一場跨行互助自救的行為，背後卻是供需缺口下用工模式創新。盒馬人力資源負責人陳嫄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更願意將此稱之為“生態用工”。“我們也有自己眾包的運力平臺，外面的一些騎手他們也會使用這個平臺。所以我覺得是一種共生共贏的狀態。”她說。
她還透露，在春節和疫情期間，盒馬的商品本身是沒有提價的，但供應鏈和運送成本都在持續增加，未來的人力投入成本，並不僅僅是員工薪酬之類的，還包括了技術的改造和效率的提升。“未來會通過數據系統技術，還有包括對消費需求和運能的調研，不斷調整做出最優的發展方案。讓成本的管理達到一個最大化的價值體現。”
儘管供應鏈、運力的問題可以通過特殊手段解決。但生鮮電商的發展短板仍是物流問題，物流創新並沒有覆蓋掉成本，僅靠人海戰術也不是最終的辦法。
“買菜是一個非常大的系統工程，供應鏈到倉儲，再到下單和送餐，只做某一塊最終都會塌掉，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有明顯的短板。生鮮的電商化一直很滯後，還是因為物流沒有辦法覆蓋掉成本。”
胡秋根進一步舉例，生鮮買菜是低客單價的品類，如果買2塊錢的菜，運費需要5元，市場就發展不起來。
而對於普通的消費者來說，即時送達與選品優質缺一不可。資深電商行業觀察人士郝智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認為，疫情可以說是生鮮電商的大爭之勢，能發力的都在發力。但是能不能形成用戶習慣，還需要觀察，能留下多少用戶依然存疑。“配送目前是可以靠外力解決，但是選品的新鮮度、多樣化，冷鏈存儲和倉儲管理做好了，才是留下用戶的加分項。”他說。
在特殊時期，修煉好內功才能真正等到春天到來。
在線教育丨200萬年薪的教師，600億的估值：疫情流量下跟誰學的奇幻漂流
2003年“非典”時，新東方武漢分校停課兩週，校長陳向東沒有休息，他帶著學校管理層進行了兩週封閉集訓。
那次疫情成為新東方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靠著創始人俞敏洪憑個人關係借來的2000多萬元渡過危機，並在“非典”後迅速擴張，發展成了擁有十幾萬員工的教育集團。陳向東也一路向上，成為新東方執行總裁。
2014年，陳向東從新東方辭職後創業，創辦了在線教育機構跟誰學。這是一家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公司，A輪融資5000萬美元，打破了小米創造的國內創業公司A輪融資記錄。跟誰學出生後就遭遇了瓶頸，其定位是“教育領域的淘寶”，希望打造成一家在線教育服務平臺，但這種互聯網平臺經濟的打法卻沒有在教育行業跑通。
2017年8月，跟誰學“all in”在線直播大班課，並引領了這個賽道的爆發。2019年6月，跟誰學上市。其2月18日發佈的財報顯示，2019財年收入超過21億人民幣，600億元估值使其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在線教育上市公司。
新冠肺炎疫情或將成為教育行業的發展節點，疫情期間，在線教育機構迎來了流量狂歡。幾千萬學員湧入在線教育機構，分佈在短視頻、直播、媒體等各類平臺的免費課五花八門，甚至讓家長難以選擇。
但流量狂歡過後，在線教育機構將面臨老問題，如何將免費流量轉化為付費用戶。在這一點上，跟誰學是一家很多人都“看不懂”的公司，它在短時間內大起大落，卻成為目前國內K12在線教育唯一一家規模化盈利的公司。如果看懂了跟誰學，將對在線教育成為一個“跑得通”的行業具有啟發價值。
突然湧入的千萬級學員
各地開學時間已一推再推，延長的假期讓在線教育機構坐享流量紅利。
據報道，疫情期間，跟誰學通過免費課吸引了1500萬名學生報名，是2019年總付費人次的5倍多。另一個頭部機構作業幫的免費課報名人數則突破2800萬。而在2019年暑假，學而思網校、猿輔導、作業幫投入了幾十億營銷費，每家也只換來百萬級別的新增用戶。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幾乎所有在線教育公司都推出了免費課，意味著用戶有機會在各大平臺之間自由選擇，用腳投票；其次，這些免費課大多隻是授課直播，並不包括輔導、答疑、紙質講義等服務。
教培行業資深人士、原新東方在線COO潘欣就認為，疫情能給在線教育帶來大幾千萬的“領課”用戶，但不都是真正的客戶。“免費拿到流量質量通常也不會很高。”
跟誰學和旗下的高途課堂也與學習強國、央視頻、微博等數十家平臺聯合推出了免費在線課程。此外，還向武漢中小學生贈送了2萬份價值2000萬元的寒假正價直播課，“這些課程是承諾授課內容、上課時長、授課老師（包括主講老師和輔導老師）的，與付費課程一模一樣”，高途課堂一名負責人說。
“為什麼只贈送2萬份？這是內部經過測算得出的，數量再多的話，就超出了我們的服務能力，無法保證教學質量。”這名負責人說。
湧入線上的不僅有學生，還有線下教育機構。跟誰學旗下的微師負責人王慧玲介紹，疫情發生後微師已有7萬多新增用戶，過去三週的註冊量是去年全年的5倍，日均在線的直播人數是去年的10倍。微師是一款為線下機構提供直播等在線服務的工具。
大年三十的下午，王慧玲在老家用4G信號開了一場線上講座，結果湧入了3000多名聽眾。“能明顯感受到線下機構的焦慮與恐慌，一個機構負責人對我說，他已經試用了20多種直播工具，幾乎每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疫情帶來的流量實實在在，但能帶來多少紅利呢？
跟誰學創始人陳向東告訴記者，在線教育春季班的報名人數可能會出現增長，但更明顯的增長可能在2020年暑假班出現。
但更重要的是兩個現象級因素，上述高途課堂負責人解釋稱：
“一些頭部線下機構將不得已在線授課，這會動搖過去認為線下是唯一選擇的客戶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停課不停學’網上課堂，這等於是政府行為在普及在線教育。”
暑假班歷來是教培機構的“兵家必爭之地”，上述負責人認為，“雖然不會出現爆發式的增長，但也會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
也正是因為疫情流量將在暑期班延遲顯現，這給了在線機構難得的準備時間。面對湧入的流量，技術接納不是問題，高途課堂2018年時候的班型在500人左右，2019年6月上市初期約900人，如今，小班型在1000人以上，大班型為3000-5000人。
對於在線教育機構，亟需提升的是組織能力和師資數量。在線教育的產業鏈複雜，以跟誰學為例，主講教師是一個團隊的中心，團隊成員還包括流量團隊、銷售團隊、輔導團隊、內容研發團隊、視頻直播技術團隊、題庫團隊等。
師資則是教育機構的命脈。為了保證師資水平，學而思培優不惜被市場詬病為“飢餓營銷”，也要嚴格限制線下開班數量，近年則採取線下“雙師模式”擴大名師覆蓋面。在線教育中，名師覆蓋面被放大，但一個班型需要被劃分為若干小班級，配備相應的輔導老師進行課後服務。
目前，跟誰學的一名高中輔導老師可月薪過萬，輔導超過200名學生。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之下，學而思網校和跟誰學都已開啟春季招聘，輔導老師佔較多名額。
拋棄互聯網打法
可以預見的是，疫情流量將推動在線教育機構繼續增長，但增長仍不足以證明在線教育是一個“跑得通”的商業模式，其中關鍵在於，在線教育機構普遍“燒錢”，面臨行業性虧損。
跟誰學讓人看不懂的地方就在於，它高調入場，靠互聯網打法幾乎一敗塗地，戰略轉型後竟一夜翻身，根據2月18日發佈的年報，跟誰學不僅成為國內K12在線教育唯一一家規模化盈利的公司，而且收割了21%的淨利潤率。
跟誰學最早的定位是在線教育服務平臺，成為“教育領域的淘寶”。它很快實現了這個目標，到2017年6月，跟誰學平臺入駐老師60多萬人，入駐機構7萬多家，用戶超過8000萬人，單月GMV超過1億元。但公司是虧損的。
跟誰學的盈利模式是將平臺做大後，收取入駐機構的會員費和流量費。為了放水養魚，跟誰學管理層內部曾開玩笑說：算上投資人的錢，內部人的錢，加上機會成本，4年大概花了10億元。
問題在於，跟誰學平臺上的課程五花八門，難以標準化。有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跟誰學平臺的第一單是一門皮雕課，此外，還有各種吉他課、跑酷課、烹飪課，甚至修水管課程。
陳向東2018年6月曾向媒體表示，創業初期心裡非常焦慮，“有時凌晨兩三點醒來坐在床邊發呆，那時候你不賺錢，一個月還要虧損很多錢，剛開始完全沒有收入。那時大家都說互聯網應該這麼玩，問題是過去幾十年我沒有真正玩過互聯網”。
他曾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我最初的設想當中，我覺得應該在平臺上加很多服務，比如研發、教研系統，但在那個場景下，我的認知還不到位，現在看來，做得過輕了，沒有做重，犯了很多錯誤。”
從2017年開始，陳向東幾乎重新創業，跟誰學將幾個2B業務剝離獨立，“all in”在線直播大班課。2016年3月內部孵化的高途課堂，讓跟誰學看到了轉型的希望。
直到2018年6月，陳向東才首次對外正式介紹高途課堂。當時，這個K12在線直播大班課產品已有十幾萬學員，並預計當年暑假班還將增長十幾萬學員。實際上，跟誰學在2014年7月，也就是在成立後第二個月，就組建了視頻直播技術團隊。在2015年3月，跟誰學推出了3000多人的在線直播互動技術。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途課堂從2017年9月開始就實現了盈利。根據2月18日發佈的財報，2019年底之前，跟誰學連續7個季度規模化盈利，2019年Q4的淨利潤率達21%。
潘欣就認為，“全行業都虧損的情況下，一直沒看懂跟誰學為什麼能保持高增長且盈利。”
全行業虧損的確考驗投資人和家長的耐心。為了拿下2019年暑假網校大戰，業內說法學而思網校拿出了10億元營銷費用，這直接導致母公司好未來2020財年Q1虧損，這是這家全球市值最大的教育公司上市10年來首次季度虧損。另一家在線教育公司51Talk所在的外教一對一賽道更是被認為虧損遍野，直到2019年Q3，51Talk才宣佈一對一業務首次盈利，這距離其創立已過去8年。
一名業內人士指出，在線教育如果不能盈利，帶來的影響不只限於商業層面，畢竟客戶在乎的不是錢，而是無效學習。
在2019年跟誰學上市答謝晚宴上，陳向東覆盤了跟誰學的轉型，其中的關鍵，在於跟誰學拋棄了互聯網打法，重回教育行業的運營思維。
那麼，跟誰學為何能夠盈利，它能夠持續盈利嗎？
圖/圖蟲
2018年6月時，陳向東曾總結了高途課堂為何能夠爆發式增長。他將理由歸結為四點：視頻直播的技術積累，服務大量老師過程中積累的運營方法，教研、教學方面的大手筆投入，囤積了大量人才。
跟誰學早期的主講老師來自平臺上的60萬教師，2017年，跟誰學提出重點支持和服務前5%的老師。事實上，截至2019年Q3，跟誰學也只有149名主講老師，在北京總部集中授課。
陳向東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在線教育機構的師資是最好的，因為如果同等規模的學員，線下機構可能需要3萬名老師，在線機構只需要300名在線機構中，大班課的老師是最好的，因為好老師不可能去一對一，他一定會把自己的價值最大化”。
在2019年第三季度，跟誰學表現最好的前十名教師貢獻了34.6%的收入。
“我們沒有采取校招的方式自己培養主講教師，而是到行業中尋覓、挖掘鑽石級的名師。”上述高途課堂負責 人介紹，高途課堂的主講教師大多具 有10年以上教齡，來自線下教培機構或黃岡中學、衡水中學、人大附中等名校。
跟誰學的教師薪酬高於行業水平。上述高途課堂負責人介紹，“我們希望主講教師的平均年收入達到200萬元以上，否則這些老師在線下機構每年也能收入五六十萬元，他何必到線上來呢？”
在線教育機構的成本主要是師資和營銷成本，事實上，跟誰學同樣在暑假推出50元課，同樣在短視頻APP大規模投放，但為何控制住了營銷成本？
“同樣的投放，為什麼轉化率不一樣？關鍵在於，把每一個轉化節點都提高那麼1%，這就夠了。”上述高途課堂負責人說。
但據報道，跟誰學早期的低成本營銷得益於微信社群運營。跟誰學在成立早期就開始探索微信流量變現，為內部近百個微信公眾號提供拉新、互動等技術支持。而其他機構由於有鉅額融資，選擇了去主流平臺做投放、電銷，或是有自己的流量池。直到今年，VIPKID與作業幫才開始組織起微信生態流量轉化團隊。
跟誰學創立後推出了一款名為U盟分銷的產品，這是一款專門的微信渠道招生服務產品，由原百度“鳳巢”系統奠基成員羅斌負責。2017年後，U盟分銷不再對外銷售，轉為服務內部。
2019年第四季度財報會上透露，跟誰學2019年的獲客成本為470元左右。這個數字遠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今年1月一份第三方報告顯示，線上機構的獲客成本在3000元以上。
國內的K12教育是一片廣闊市場，這個市場有2億中小學生的潛在用戶。陳向東曾對記者表示，K12教育是一個萬億級市場，未來在線機構將佔有這個市場一半的份額。這些份額的大部分將由五六家頭部公司瓜分，也就是說，未來將產生千億美元市值的K12在線教育公司。
遠程辦公丨從“3週一更到2天一更”，企業微信的意外流量
從1月23日起，企業微信高級產品總監何競和他的同事們已經連續工作了三週，每天的工作時間可達到16小時，基本除了睡覺就是工作。與之對應的是，企業微信的迭代速度在加快。
此前，企業微信保持3-4周更新一個版本的頻率，但過去三週，企業微信已經發布了2個版本，要是算上那些不需要更新客戶端的功能迭代，基本上是2-3天便更新一次。
何競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連續的加班雖然很苦很累，但這次大家的投入度都很高。
“面對疫情，我們都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雖然無法像醫護人員一樣衝到一線，但如果能夠幫助企業客戶克服疫情期間的一些困難，也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事實上，企業微信只是這場疫情期間科技巨頭馳援“戰役”的一個縮影，但它又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從遠程辦公的功能上來看，企業微信與阿里釘釘等產品並無太大差異，但與競品不同的是，企業微信還能夠與微信互通，這種連接C端的能力，則成為很多企業應對疫情的“救命稻草”。
西貝線下受阻、線上彌補
2月初，西貝餐飲董事長賈國龍的一句“貸款發工資也只能撐3月”，暴露出餐飲行業所面臨的危機，與此同時，一場自救行動也在展開。
西貝會員運營高級經理劉瑞琦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疫情期間，因為線下門店都關了，西貝便開始加大線上業務，主要包括三部分：外賣、在線商城以及近期要啟動的團餐業務。
疫情之前，西貝開通外賣業務的門店約有100多家，但截至目前，這個數量翻了一倍。劉瑞琦表示，現在西貝每天外賣業務的營業額約為200萬元，線上營收佔總營收80%以上。
在西貝發力外賣業務的過程中，除了美團、餓了麼等外賣平臺外，企業微信也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早在2018年，西貝便開始構建自己的外賣、商城等線上業務，但直到2019年11月開始使用企業微信之後，這些線上業務得到最大化應用。”劉瑞琦說。
在西貝的業務場景下，企業微信主要實現了三個功能：第一，是通過企業微信跟顧客進行了深度連接。以往，如果讓員工用私人微信添加用戶，用戶和員工可能都有所顧忌，而使用企業微信就更加正規。不僅如此，西貝通過把線上服務的鏈接放到員工企業微信的詳情頁中，使用戶通過聯繫的工作人員就可以直接下單，也促進了線上服務的轉化。
第二，通過企業微信開放的API接口，西貝把企業微信和公司的CRM（客戶管理系統）進行了打通，這樣一來，員工通過企業微信就能看到相應的用戶畫像，比如用餐習慣、喜好、多久未到店等。
第三，對於像西貝這樣的連鎖企業而言，上下行動一致尤為重要，而西貝便通過企業微信實現了集團、分部、門店的“三位一體”。
劉瑞琦認為，顧客在其他線上平臺下單，西貝和顧客之間是分割的，只是做好了食物通過中間平臺送到顧客手中，但通過企業微信，西貝能夠沉澱用戶的數據，基於這些信息，西貝便可以為顧客提供更精準的服務。
“概括來說，就是統一管理、精準服務，在這次疫情中，這種與顧客建立的深度連接發揮了重大作用。”劉瑞琦說，從2019年11月9日正式開通企業微信以來，西貝一共添加了9萬多名顧客，目前，平均每天至少跟1萬名顧客進行線上互動。
歌莉婭借“機”發力
作為一家女裝品牌公司，歌莉婭已經是企業微信的三年老用戶。歌莉婭執行總經理鄧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疫情之前，歌莉婭平時週末的調撥和決策工作也都是通過企業微信線上辦公來完成，所以疫情突然爆發的時候，他們的工作狀態也依然有條不紊。
據鄧智回憶，正月初二（1月25日）的時候，他觀察到疫情發展越來越嚴重；正月初四便安排IT部門重新檢視企業微信和非企業微信端的辦公軟件，並把一些數據傳到線上；正月初五，歌莉婭一些需要工作的部門就開始進行線上辦公。
目前，歌莉婭整個公司都已經啟動了遠程辦公的狀態，並且80%以上的工作量都是在企業微信上完成，包括公司的ERP系統、報送系統、計劃系統以及培訓系統等都已經接入到企業微信。
鄧智表示，對於像歌莉婭一樣的中小企業來說，疫情帶來的最大壓力就是現金流。因為服裝行業都要提前生產，所以現在很多春裝、冬裝都在倉庫壓著，如何變現是目前的當務之急。除此之外，是員工的士氣問題，歌莉婭1000多名一線員工，工資主要是靠提成，但現在線下門店都關閉了，他們的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為此，歌莉婭從2月1日開始要求員工全力做客戶的線上運營，即通過建立微信群以及利用企業微信和顧客進行連接等措施，進行線上銷售。“過去10天，每天的GMV都超過120萬，最高一天將近300萬，雖然和線下400多家店鋪的收入相比還差得遠，但比起過去的線上收入，這幾天算是有了爆發性的增長。”鄧智說。
事實上，歌莉婭的線上客戶運營工作從2019年下半年就開始在做，一些導購也已經擁有一定的用戶基礎。在這次疫情期間，這些導購通過企業微信邀請用戶到微商城下單，其中部分導購過去10天的銷售額已經較線下一個月的銷售額提高了10%-15%。
對於去年開始做的小程序微商城，鄧智認為，以小程序為核心的運營，讓品牌可以建立自有平臺，從成本角度而言，沒有中間商，企業也可以最大化地讓利於消費者。
而這次疫情，也成為歌莉婭發力線上渠道的一個“機會”。據記者瞭解，2018年，歌莉婭的線上銷售佔比小於一成。這次疫情期間，歌莉婭希望能夠把線上的比例儘可能做大。
鄧智坦言，歌莉婭作為一個傳統品牌，過去線上的銷售做得不是很好，會員粉絲的沉澱還有待改善，現在發力去做，也是希望能挽回多少損失就挽回多少，同時沉澱社交營銷的經驗，為未來的再出發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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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辦公的普及教育
2016年誕生的企業微信，是騰訊面向企業客戶推出的一款產品。何競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企業微信的前三年，循序漸進的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連接企業內部員工，把企業通訊錄、組織架構等都搬了上去，員工可以查找同事，也可以發消息、拉群聊等；
第二件事，是連接員工和辦公。企業微信做了工作臺，添加了很多應用，比如打卡、審批、彙報、會議、在線文檔、微盤等。與此同時，基於API接口，企業微信也容納了更多服務商的應用，如一些客戶管理系統、ERP系統等等；
第三件事，就是微信互通，這使得企業微信不僅可以支持企業間的上下游互通，同時也可以連接企業和消費者。
阿里巴巴旗下的釘釘比企業微信早發佈兩年，也是企業辦公市場的先行者。如果單看企業微信的前兩個發展階段，它更像是一個市場追隨者，因為從產品功能上講，企業微信和釘釘並沒有太大差異，一些功能的發佈也晚於釘釘。
但當企業微信實現與微信互通的能力之後，企業微信也具備了一項有別於其他競品的獨有競爭力。何競稱，“企業微信是唯一能夠提供與微信互通能力的產品，有了這個能力，企業微信也可以深入到各個行業。”2019年開始，企業微信相繼推出了金融、醫療、教育、零售等垂直行業的解決方案。
從西貝以及歌莉婭的案例中都能看出，與微信的互通，也是此次疫情之下幫助這些企業挽回線下業務損失的關鍵能力。與此同時，通過這次疫情，也讓很多企業意識到構建線上能力的重要性。鄧智認為，這次疫情過後，傳統行業的老闆可能會重新思考銷售渠道和銷售模式的分配問題，另外也會加速數字化轉型的速度。
在何競看來，這次因疫情而帶來的線上辦公需求，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市場教育過程，它讓很多行業的人接觸到這種辦公方式。最直觀的變化是，過去企業微信想要進入學校，可能需要非常漫長的過程，但這次，寶雞市教育局三天內就把1300所學校都接入進企業微信，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另據企業微信發佈的數據顯示，從大年初一開始，企業微信已經完成了上百倍的擴容。2月3日，即法定假日結束後的第一天，企業微信的使用量達到去年同期的三倍，當天甚至因為峰值超出預期，企業微信還出現了短暫的限流情況。此外，2月10日當天，企業微信後臺的服務器請求也上漲超10倍。
企業級市場，阿里巴巴和騰訊都做了很多年，這兩家互聯網巨頭也最清楚做B端生意的難度。但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或許會成為企業辦公市場的催化劑，從市場反映也能看出，許多新玩家已經在積極入場，比如字節跳動的企業辦公套件“飛書”、歡聚集團的遠程音視頻會議平臺“MoTouch”等。
網約車丨健康出行成剛性需求：“黑科技”助力智慧交通
汶川地震親歷者、90後四川女孩王利每年春節都會回老家四川綿竹，但是今年，王利放棄了在武漢封城前返鄉的機會，瞞著母親報名了志願者司機。
“想留在武漢，為這座城市，同時也是為自己，做些什麼。”在接受採訪時，王利這樣解讀自己留下的理由。
王利正式的到崗時間是1月25日，大年初一。當日，滴滴響應政府號召和要求，召集1336名網約車司機，組建了“社區保障車隊”。
“滴滴在武漢的志願者車隊分為醫護保障車隊和社區保障車隊。”滴滴方面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道。其中，醫護保障車隊與各家定點醫院對接，醫護人員線上下單，志願者司機前往運送。社區保障車隊由相關部門和社區居委會統一調度，免費服務社區居民，志願者司機被分配到固定的社區提供服務。
建立“醫護及社區保障車隊”，是此次疫情中網約車平臺的一個新動作，平臺上的網約車司機也成為“逆行者”之一，試圖保持一座城市最基本的毛細血管暢通。
而在其中，滴滴發揮著獨特的平衡力量。其手握技術，上線諸多“黑科技”，為疫情期間的出行提供保障。疫情之下，網約車行業正在靜默中，悄然演變。
給“逆行者”保障
疫情期間，滴滴平臺上擁有眾多“逆行者”。
首先上“前線”的是網約車司機。1月24日，在武漢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要求下，滴滴暫停了武漢市內網約車運營，並在武漢成立了有225名司機的“醫護保障車隊”，免費接送武漢一線醫護人員。
資料顯示，截至2月25日，醫護保障車隊已接入武漢協和、武漢市中心醫院、武漢三院等16家醫院、27個院區，覆蓋醫護人員8629人，累計完成訂單83929個。
除了武漢，滴滴醫護車隊也在上海、北京、廈門、寧波、南京等城市投入服務。近日，滴滴醫護車隊再開8城。
“截至2月25日，滴滴醫護車隊已經收到全國近10萬名司機的主動申請，大家都表達了希望和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並肩作戰的意願。”滴滴方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除了醫護保障車隊，滴滴在武漢的志願者車隊還包括了社區保障車隊。1月25日，滴滴動員組建了有1336名司機的“社區保障車隊”，為當地402個社區的居民免費提供出行服務。截至2月15日，累計完成保障訂單3.77萬單。
這其中，不僅有“逆行者”司機的勇於擔當，網約車平臺的力量亦不容忽視。據瞭解，為鼓勵司機積極加入志願車隊，滴滴設立了2億元的保障車隊專項資金，用於車隊司機津貼、保障和採購防疫物資等，併為醫護保障車隊司機配備口罩、防護服、手套、護目鏡、消毒液等防護物資。
對於2019年12月15日至新冠肺炎疫情結束期間所有完成線上訂單的司機，滴滴還將為確診和集中醫學隔離的司機師傅們提供住院津貼、家庭補助。這些司機自隔離或住院之日起至出院，可獲得每天300元住院津貼（每人最高3萬元），特殊情況下可獲得最高50萬元的專項保障金。此外，滴滴還給予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司機及其家庭一次性5000元確診補助金。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疫情中積極參與共同抗疫的網約車平臺並不只有滴滴，東風、首汽、曹操、T3、風韻、萬順等7家網約車平臺企業都積極參加了防疫應急保障工作。
首汽約車於1月24日在武漢市成立了應急“社區保障車隊”，車隊現已擴充至537人，完成服務近2萬人次；曹操出行在武漢市成立應急防控保障車隊和專項調度小組，目前車隊人數達318人，累計提供服務近萬人次；T3出行則組建了武漢特別行動車隊，由729名志願者、404輛車輛組成，已完成服務101個社區的近3萬人次出行。
東南大學交通法治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顧大松表示：
“網約車平臺企業原本是市場化產品，價格機制浮動，但這次這些平臺公司接受徵用，甚至提供免費的醫護保障車隊，也出現了很多感人的事蹟。從這個角度來講，網約車平臺公司經受住了考驗，勇擔社會責任。”
在艾媒諮詢CEO兼首席分析師張毅看來，本次疫情期間各網約車平臺的表現，比收益更重要。
“由於之前的順風車惡性事件，公眾或多或少對網約車行業產生了一定的距離感。網約車平臺在這次疫情期間表現出的社會責任和敬業精神，以及在特大突發事件期間為社會出行帶來的靈活補充，能為網約車行業的生存環境帶來突破。”張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上下游聯動“新風景”
疫情影響了整個網約車出行產業鏈。因此，產業鏈的聯動也成為此次疫情的新風景。
2月15日，繼月初滴滴出行與小桔車服倡議湖北16個城市車輛租金順延後，滴滴出行攜手行業上下游企業，推動全國範圍內的車租順延方案，司機暫停繳納2020年2月份租金。
滴滴方面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租車公司在疫情期間的日子也頗為“緊張”。
“受疫情影響，很多租賃公司沒有新增租車收入，為司機順延1個月的租金將造成租賃公司2月份的營收大幅下降。但是在此期間，租賃公司仍需要承擔人工成本、房租、車輛保險等高額的運營成本，此外還有很多租賃公司自己也需要承擔上游金融機構的還款壓力。”
天津時一有限公司是滴滴倡議的響應者之一，為司機提供了租金延租方案。在這一過程中，90%以上的司機客戶都選擇了延租方案，總數近萬名。
不過，天津時一有限公司副總裁葉鬱萌也直言，“我們本身也有金額不小的車貸，需要進行月度還款。如果這種局面持續，公司本來相對健康的盈利模型就難以為繼。”
因此，為減輕司機和租賃公司的負擔，小桔車服與3000多家合作的租賃公司，進行了一對一溝通。除了倡議租賃公司對司機進行租金順延等幫扶，更是具體瞭解租賃公司面對的問題，探討如何聯動行業上下游。
目前，滴滴已與38家保險公司進行了溝通，在車輛停運期間對營運車輛保險進行相應順延，幫助租賃公司減少成本。此外，由於租賃公司自身也在承擔金融機構的還款壓力，滴滴也向金融機構發起倡議，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特別是主動為司機延租的租賃公司，提供金融支持，例如貸款延期、展期、流動貸款等等。“目前我們與20家金融機構溝通，獲得了很多金融公司夥伴的支持。” 滴滴方面告訴記者。
給車輛“戴口罩”
除了給司機和租賃公司幫助，網約車也戴上了“口罩”。
2月18日，滴滴宣佈，投入1億元專項資金，免費為全國數百萬在疫情期間堅守服務的滴滴網約車安裝防護膜，以儘可能防止飛沫傳播，先期投入3000萬元。
所謂“防護膜”，是指在車內前後排之間安裝的塑料隔離膜，能夠形成一個簡易的車內安全艙。
實際上，安裝防護膜的做法不僅得到了司乘雙方的認可，還得到了不少相關領域專家的點贊。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呼吸與危重症科副主任醫師張鴻認為，在網約車車廂內增加防護膜，相當於給前後排都戴上一個“透明口罩”，通過把乘客與司機的空間隔離來阻斷飛沫傳播，減少接觸，同時也阻斷氣溶膠的傳播，有助於疫情防控。
國家室內車內環境及環保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主任宋廣生也認同在車廂內安裝防護膜以阻斷病毒傳播的方式，他還建議，在不影響司機視線情況下，儘可能選擇厚度適中的聚乙烯類塑料薄膜進行安裝。
“這類材料一般具有優越的拉伸性使其不易破損，又有極好的防滲透性起到防護作用。建議司機每天都要對車輛進行消毒，隨時檢查防護膜是否有破損並及時更換。”宋廣生指出。
“疫情期間，介於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之間的準公共交通方式，如共享單車、網約車等，會存在一定的機會，用戶對它的需求會更高。”顧大松表示，“類似於滴滴這樣的頭部企業，用戶對其存在健康出行、品質出行的需求，滴滴也注意到了這些需求，因而形成了相關舉措。”
在全國鋪開之前，自2月8日起，滴滴已在武漢、深圳、太原、哈爾濱、鄭州、洛陽、海口、大連、寶雞、長治、江門等城市陸續試點安裝防護膜。並在157個城市設立線下防疫站，為車輛消毒，發放口罩、消毒液等防護物資，併為全國的網約車陸續安裝防護膜。
此外，美團打車也在上海、南京等城市落地了防疫保障消毒站點，還聯合和行約車、網路出行、優選出行等網約車平臺在天津、鄭州、合肥和青島等城市建立“無差別防疫保障消毒站點”，為網約車和出租車進行全車消毒及防疫物資發放。高德打車則聯合了47家網約車平臺啟動“安心出行月”活動，為運營車輛提供每日消毒等服務。
防疫“黑科技”登場
對於網約車平臺來說，這次疫情給了它們思考的機會。例如面對疫情，如何將科技植入，提高效率，保障安全，成為每一個網約車平臺需直面的問題。
記者瞭解到，目前已有多個“黑科技”上線保障出行安全。
例如口罩佩戴識別技術。據瞭解，該技術包括人臉檢測和人臉戴口罩屬性識別，是由滴滴AI團隊基於DFS人臉檢測算法，結合積累的人臉屬性識別算法研發而成。算法克服了24小時複雜光照、人臉姿態變化、不同距離人臉尺度等難題，以及口罩類型多樣化問題，能在各類場景圖像中對人臉進行口罩佩戴情況檢測。
目前該技術已在滴滴平臺廣泛應用，滴滴還基於該AI技術在出車前及行程中自動分析網約車司機是否佩戴口罩以及佩戴是否規範，以進一步督促司機做好個人防護。對於未正確佩戴口罩以及不戴口罩的司機，平臺將會進行教育、警告甚至暫停服務。
截至2月25日上午，滴滴平臺出車前的“智能防疫出車質檢系統”已累計在126個城市上線。
該“智能防疫出車質檢系統”要求網約車司機每日出車前須實時拍攝上傳佩戴口罩、車輛已消毒的照片，並準確填寫當時體溫，口罩佩戴識別通過後方可出車，這一識別準確率超過99.5%；而基於車載設備的行程中的口罩佩戴抽檢則已覆蓋全部安裝有車載的城市，識別準確率超98%。
另外，智慧交通解決方案也在此次疫情中發揮了作用。
以深圳為例，滴滴出行和深圳巴士集團強強聯合成立的滴滴優點公司，為深圳巴士集團提供數據平臺建設以及應用建模分析等能力，滴滴城市交通團隊助力滴滴優點，為深圳巴士集團在車廂內站間實時載客量大數據分析基礎上，協助搭建疫情防控期間“車廂防疫安全距離預警”系統，以最大程度保證車廂內乘客與乘客之間保留足夠間距。
該系統還能通過分析刷卡記錄、車輛核定載客量和預測的實時載客量計算車廂內人員密度，提前按不同車型設置“車廂防疫安全距離”預警標準。若車輛防疫安全距離達到預警值，調度員可快速響應，及時增加擁擠線路運營車輛，最大程度減少乘客聚集，提高疫情防控期間公交出行安全係數。
“如果將滴滴在武漢、湖北的經驗利用起來，通過行業協會做成團體標準，並將其固化加以推廣，打造網約車出行在準公共交通中的品質出行、健康出行形象，這對於未來的網約車出行將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顧大松分析道。
張毅也認為，疫情期間網約車平臺打造的“健康出行”的體驗和要求在以後會成為一種剛性需求，“誰能在價格合適的情況下做好服務本身，在健康出行這塊有保障，我相信不僅僅是網約車，也會是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獲客的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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