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的那一套，较之康梁的口号型维新应更务实，由此可见，荣禄在“法是否该变”的问题上，与康有为本无分歧，只是具体步骤上分歧严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变革，一切推倒重来，尤其是官制，必须首先改革。他们也想到了这样会遭到巨大阻力，但是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变就会成功。
康有为作为清朝权力机构的局外人，只考虑方向问题，考虑不到具体执行问题，而荣禄作为政府机构的具体执行者，深知其中的错综复杂，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所以在总理衙门和康有为见面时，荣禄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了，他问康有为：“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同意吗？”这显然是试探康有为的，他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斤两”，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说康有为平时不去结交荣禄他们也就罢了（可能想结交没有机会，所以故作不屑，这是精神胜利法），可这时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交荣禄和李鸿章的机会。此时如果能从李鸿章办的洋务说起，徐徐论述变法的必要（其实这个道理几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鸿章，又不显得突兀和无礼，还能给各位实权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为如果这样说了他就不是康有为了。
康之变法，全凭一腔热情和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认为荣禄是个“后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本来就不屑于和他们合作（这就是文人，只凭感情从事，看不清实际情况）。因此他教训人似的回答说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这使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反感。荣禄是什么人？他在官场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而你康有为把变法说得跟儿戏似的，这不是开玩笑嘛，因此荣禄断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他甚至没等会见完毕就中途退场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康有为身上浪费时间，他希望的变法不是康这样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既要铲除康有为又要坚持变法。
当荣禄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为，荣禄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为那样运作。康有为也想改革，但跟荣禄不是一个路子。结果是，理念不对路，一拍两散。这是必然的，康有为吸收不了荣禄，荣禄也改造不了康有为。
閱讀更多 大河奔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