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悖论在于，康有为本拟以儒学与孔子为突破口，说服反对他变法的士大夫的“两考”，实际上却给变法带来了阻力。
记者/艾江涛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最初他曾经积极联络日本、英美政界，试图寻求他们的支持以营救光绪皇帝
“圣人为”
1898年6月16日，鼓动变法十余年的康有为，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在颐和园的仁寿殿，他受到光绪皇帝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因教案引发的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伴随列强接二连三的瓜分计划，使光绪决定破除清朝非四品官以上不能召见的陈例，亲自接见这位以呼吁变法闻名的人物。
正式召见前，光绪采纳恭亲王奕訢的建议，先安排总理衙门的五位大臣，在这年正月初三接见了康有为。会谈从下午一直持续到黄昏，留下荣禄与康有为的交锋记录：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变法失败后的逃亡途中，康有为亲口向新闻记者回忆了这次长达两小时的重要召见。他详细地描绘皇帝的面容，“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得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在谈话过程中，康有为发现皇帝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
谈话的内容已不重要。正如唐德刚所言，对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的光绪来说，召见只是一种形式。严肃的史学家对偏好夸大的康有为的这番叙述并不全信。据学者张鸣考证，根据随后被破格召见的张元济回忆，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只有“大约一刻钟光景”。但不管是两小时还是一刻钟，召见对康有为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在此后的人生中，始终以这位皇帝为念。
康有为是一位理论与实践常有冲突的人，别人批评他每天谈一夫一妻，自己却不断娶妾
从光绪十四年（1888）起，康有为已给清帝连续上书七封。这些上书，包括在1895年“公车上书”事件中他与梁启超连夜起草的那封长达万言、包含“拒和、迁都、变法”系列主张的上书，由于守旧派的阻拦，多数没有上达天听。现在不同了，虽然光绪随后只给了他总理衙门上行走的六品小官，但由于享有专折上奏的特权，变法终于可以在他的建言下进行了。
变法的动因主要来自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痛刺激。只是，早在战争爆发前七年，康有为已经意识到了帝国的危局及变法改制的重要性。30多年前掀起的那场打补丁式的“自强运动”，随着局势的恶化，问题越发明显。正如梁启超批评李鸿章时所言：“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
在晚清变法改制的声浪中，康有为并非觉醒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冯桂芬、容闳，乃至洋务派大佬李鸿章，都对制度变革有所认识。但正如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言：“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
呼吁变法，不仅需要深远的见解，更需要超凡的胆气与魄力。康有为身上并不缺乏这些特质。早在幼年，他就由于经常口不离圣人，被乡人戏称“圣人为”。康有为具备梁启超所谓“极强的自信力”，也使他成为不少人眼中的“妄人”。
在变法之前，康有为已构建起自己的著述基础，那就是在晚清主张经世致用“今文经学”与西学交汇视野中的“两考”——《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今古文经学，简而言之，前者尊崇以汉代通行文字写成的经书，注重挖掘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后者则尊崇秦火之后发现的以战国以前文字大篆写成的经书，注重注疏笺证、训诂考据。今文经学在两汉之后失势，在康有为之前，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始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康有为早年师从理学大家朱次琦，他由理学转治《春秋公羊传》，则受到曾国藩幕僚王闿运的学生廖平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着《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在1891年刊刻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历代士人重视的古文经典诸如《周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为适应王莽新朝所伪造，孔子所创经典并未亡缺。《孔子改制考》刊刻于“百日维新”前几个月。在这本书里，康有为认为孔子便是改革家，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就在《公羊传》中。康有为借用西方“进化论”的观点，将《公羊传》中所谓“通三统”“张三世”带有循环意味的变通思想，改造为不断进化的社会理论：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以今天的学术观点而言，康有为“刘歆伪造说”的理论基础显然站不住脚。即使是他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也在不久之后反驳老师在学术上的不严谨：“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
张鸣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康有为的‘两考’，主要是受到了现实的变法压力，他确实想动员，为了现实的需要，我打孔子的招牌，包括搞一个新的儒教，都是这个意思”。
包裹在今文经学内容中的，是今天看来比较浅显的西学认知。自从光绪五年（1879）年冬抵达香港后，由于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印象深刻，康有为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他购买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3000余册书籍，加以悉心研究。此外，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人创办的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也进入了他的视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国近事汇编》，还有李提摩太所译的《泰西新史览要》，都对康有为产生了影响，使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入对民主政体的探讨。
虽然很早就树立了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脉络，但在当时，康有为认定的变法蓝图，只能是“以君权行民权”的立宪制度。正因如此，他早就写就的《大同书》，迟至1913年才发表。用张鸣的话说，“不能早发表，一发表，人们会认为他无父无君，无人伦了，更受不了”。
晚清洋务重臣张之洞，与外国友人在一起
自负的政治素人
事实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即使是康有为的“两考”，由于激烈地否定经典，将孔子描述成一个改革家的形象，也在传统士人中掀起了反对的风暴。
1894年7月，光绪帝便收到了弹劾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奏章，认为其诋毁前人、离经叛道。1894年，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举人的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一起到京参加会试。由于足伤，康有为在这年6月离京回到广东。弹劾他的消息传来时，还是在梁启超的积极奔走下，负责处理此事的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康有为全面维护，使他免受惩处。
历史的悖论在于，康有为本拟以儒学与孔子为突破口，说服反对他变法的士大夫的“两考”，实际上却给变法带来了阻力。就连变法的重要支持者，担任户部尚书的两代帝师的翁同龢，读了康有为的著作后，也在日记中写道：“看康长素（康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后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洋务派的重臣张之洞，与翁同龢同为康、梁1895年在北京发起的强学会最热心的赞助人。强学会成立时，翁同龢从户部划出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他们找好会址。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各捐5000银圆。这年秋天，当康有为到南京找张之洞，希望他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时，有意变法的张之洞将康奉为上宾。可是，张之洞很不赞成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的论点，劝他在变法中“勿言此学”，但康有为拒绝修改或放弃他的任何意见，声称自己的观点不能因湖广总督的礼遇而稍有改变。可以预想的结果是，张之洞最终没有支持他已答应赞助的强学分会。
康有为对张之洞的拒绝，是其超级自负的个性使然，这也是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所说：“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
维新派的失策不止于此。1895年，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颇有好感，自愿捐2000银圆。没想到，因为名声不好，李鸿章的申请竟遭否决，其背后的主要决策者无疑也是康有为。面对这段史实，唐德刚写道：“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
在张鸣看来，与李鸿章这样具备深厚潜实力的洋务派大佬相比，康有为只能算是一个过于自负的政治素人。以道德主义的眼光将李鸿章排除在外，源自其过于简单的逻辑：“康有为理解的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一个皇帝说了算，他只要抓住皇帝就搞定了。他觉得自己是圣人，所以一个圣人，再加上一个皇帝，什么事办不成？”
问题在于，这个被康有为打动的皇帝，并非能够独断乾纲的皇帝，在他背后，始终有着西太后的目光。戊戌变法，似乎在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变法尽管失败了，但康梁在变法期间对民权民智的启蒙不可抹去。尤其是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上，梁启超担任主笔期间所写的《变法通议》等系列文章，不仅扩大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而且以其晓畅而带有情感的“时务体”，影响了此后的青年读书人。
先时人物的矛盾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日本，后来辗转欧美，在海外组织保皇会，继续宣扬其尊孔保皇的立宪思想，反对革命。
民国成立后，1913年，当流亡海外15年的康有为返回国内时，很快发现自己已由当年进步的维新领袖，变成保守的顽固分子。尤其是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更使他成为民国之敌。这也引发了康有为1925年时的感慨：“自戊戌以来，旧则攻吾太新；新则攻吾太旧。革党又攻吾保皇。”
我们再联想到梁启超在《康先生传》中，将其作为“先时人物”的评价：“凡先时人物所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一曰理想，二曰热诚，三曰胆气。三者为本，自馀则皆枝叶焉耳。”
如何理解康有为身上的激进与保守并存的矛盾呢？学者萧公权的解释是：“正因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在思想上敢于无所顾忌；同时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渐进主义者，在行动上拒绝冒进；他因而成为保守派（反对改革）和激进派即革命派（主张快变）共同鄙视的恶徒。”在他看来，对康有为的攻击，大部分可追根于对康氏理论的误解，“他既不冒进，也不保守，而是持续不断的改革派，相信可以逐渐进步到完善的可能性”。
如果说渐进主义的政治理想，尚可解释康有为在民国后的复辟行为，那么他身上难以舍弃的圣人、教主风格，则常为时人所不喜。据《章太炎年谱长编》记载，戊戌政变后，章太炎与梁鼎芬同为张之洞的幕僚。一天，梁鼎芬问章太炎：“闻康祖诒欲作皇帝信否？”章太炎答道：“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唯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凸显于康有为身上的矛盾，不止于此。陆乃翔、陆登骙在《康南海先生传》中便写道：“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
事实上，康有为对于自己理论与实际常不一致之处，未尝没有觉察。在《大同书》中，他这样写道：“吾好仁者也，尝戒杀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也。”如此看来，康有为将一切矛盾推给了未来的大同世界，在他看来，理论不过是将来的缩影，实际则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
以常人的好恶去看待这位“先时人物”的矛盾，似乎也不难理解。
后 记
持续108天的戊戌变法，无疑是康有为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顶峰。变法失败后，他在海外流亡的十几年里，始终无法忘情的依然是保皇与君主立宪。
1913年，康有为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作为一个曾经的时代的先觉者，康有为却在民国六年（1917）参与了张勋复辟，拥立溥仪登基，成为民国之敌。1927年，康有为去世，他变法时期最得力的战友、最终与他分道扬镳的弟子梁启超，为他写下挽联：“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参考书目：《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萧公权著；《晚清七十年》，唐德刚著；《再说戊戌变法》，张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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