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具體從什麼時候開始，霧霾成了繼天安門、故宮、長城、烤鴨等之後，北京城的又一個標籤。地形在霧霾的成因當中，恐怕佔了相當大的權重。
在清朝郎世寧的畫裡，就有對京城霧霾的描繪（當然，那時的霧霾主要就是水汽和塵土，並沒有現在的工業汙染物，而且也沒這麼頻繁）。北京之所以這麼招霧霾，是因為北京城周邊的一大半被燕山山脈所環繞，冬季的時候，城內相對比較溫溼，灰塵水汽易於凝結、懸浮，而因受山脈阻隔，西北風吹不過來，汙染物自然也就不容易散開。
那當初皇帝老兒怎麼選了這麼一個並不算舒服的地方當國都呢？而且還不止元明清三朝，春秋戰國時代燕國的國都就在如今房山一代，古稱“薊”，所謂“燕山”“燕京”等，最初都由此而來。金臺夕照，不光是地鐵站，它最初的由來，是燕昭王築黃金臺招賢的典故。
一個地方能否在政治、經濟上起到重要作用，能不能成為一國的都城，和地理因素有非常大的關係。換句話說，看明白一個地方的山川地貌、所在位置，對於房屋乃至城市的選址，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擱在如今，我們叫它地緣，而放在過去，術士們給它起了一個更玄乎的名字——堪輿。沒錯，就是《鬼吹燈》裡經常提到的那個“堪輿”。之所以起這麼個名字，其實也好理解，就好比獼猴桃改名叫神秘果，草莓改名叫士多啤梨，比薩改名叫打滷饢一樣，換個玄乎的名字，立馬就不是原來那個價了。
中國歷史上，作為國都時間最長、經歷朝代最多的，首推長安（西安）和洛陽。先來說西安。從歷史上說，無論你多熱愛和平，都必須承認，迄今為止所有的統一，基本都是打出來的，這就意味著每個朝代的開頭，都必須先有個牛人以及一支非常能打的武裝力量。
放在打天下的角度來說，如果你想造反，就得先給自己選一塊根據地，這塊根據地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可守。必須有足夠的地理屏障，能讓你依託地勢僅靠少量兵力就能抵禦外部入侵，這樣才能騰出手搞建設、攢錢、升級。能養。在地理屏障的背後，根據地必須有足夠大的空間，這樣才能多種地、多造人，而且這塊地方還不能被分割，必須交通便利，否則將不好管理。可攻。忙活了這麼多，最終是為了要打出去，這和雛雞破殼是一個道理，如果根據地與外界的通道過於閉塞，別人進不來你也出不去，那玩笑就開大了。
放眼全中國，找來找去，最符合以上三點的，就是位於陝西省的關中盆地。關中依託陝北高原、太行山脈以及秦嶺等天然屏護，只要守住函谷關、武關、潼關等幾處關隘，那麼即便天下大亂，關隴之地也依然可以長期處於一種相對安定的狀態，而一旦越過這幾處險要的關隘，等待你的將是八百里秦川沃野，而且是完完整整的一塊，基本沒什麼地勢阻礙。
而從關中地區東出函谷關，很快就可以打到四通八達的中原地區，再向南推進到江淮地區，越過長江，便無明顯的地理屏障能夠阻擋你，而由此南下漢中，則可很方便地進出中國地域最封閉的巴蜀（四川）地區，由此整個天下就盡歸你手。
從歷史上看，周、秦、漢、隋、唐等王朝，都是走這個路子，周的國都鎬京、秦的咸陽以及後世的長安，其實彼此離得都不算太遠，差不多都處於關中盆地偏東的位置，一來那時西北雨量充足，那一片有八水繞長安的說法，水源豐富，就可以支撐得起大城市的需求——如今北京城的發展，一個最麻煩的問題就是水源；二來由長安或是咸陽出發，通過涇河、渭水、灞河等河流，再借助運河，你可以坐著船一路往東一直入海，這個場面如今是難以想象的。
除了水的問題，定都長安的另一個好處是，這個位置既可以很方便地管理關中全境，又因為比較靠近東部，戰時軍隊在函谷關以東打仗，離國都不算太遠，便於指揮。要知道，在農業時代，通訊只能靠人和馬，信息傳遞的鏈條長度對戰爭有極為重要的影響。這麼一來，西安就有了十三朝古都的說法。
當然，這種地形也使得西安和北京有差不多的問題——夏天悶熱，冬天大氣汙染物不易消散。
和西安息息相關的另一座古都，就是位於中原的洛陽。在宋以前，凡是王朝昌盛的時期，我們國家在事實上往往都處於雙首都的狀態——西都長安、東都洛陽。
這個傳統要從武王滅商算起。商朝的首都朝歌，差不多就是現在的河南省鶴壁市，以農業時代的標準來說，離洛陽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周武王滅商以後，重新分封了天下諸侯，他自己則依然定都於老根據地鎬京（也就是現在西安市長安區），因為這裡是全中國安全環境最好的地方，日後任你哪路諸侯想要造反，只要我穩坐關中，憑藉這裡易守難攻的地理環境，就可以給自己保留足夠的迴旋餘地。
可是終歸還是不要讓諸侯們造反最好，那麼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在他們身邊設立一個機構，時刻看著他們。這有點類似於現在派出所對基層治安的作用——當時周武王就在中原地區設立了這麼一個“派出所”，就是在洛邑（洛陽）設立了王畿，也就是天子直領土地，有點類似於現在的直轄市。王室會在那裡常駐一套班子，對於日常問題，可以就近解決，不用非得耗費十幾天時間跑回鎬京去彙報再等批示。
等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始皇帝嬴政天天被一群大臣圍在耳朵邊上，嚷嚷著要在東部重新搞分封制，雖說後來通過焚書坑儒暫時堵住了這些人的嘴，但終歸堵不住他們的心。俗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秦始皇其實也怕被惦記，於是任何讓人覺得可能會鬆動的口子都絕對不開：不立皇后、不立太子——立了，其他皇子就得封王，就會讓人聯想到分封制。
不單不能立太子，周朝時其實非常好使的一國二都模式也不敢搞，搞了怕你聯想到分封制。這麼一來，秦始皇就慘了，天天要批示從東部而來的大量文件，而且因為離得遠不好解決問題，時不時還得搞現場辦公，於是就得一趟又一趟地東巡，有一次在博浪沙還差點讓張良做了。這麼幹不但很累，而且效果還不怎麼好，東部新徵服的國土始終都安定不下來，始皇帝一死，天下隨之大亂……
再往後，汲取了前面幾代的經驗教訓，從漢朝一直到唐朝，“長安—洛陽”這個模式都被保留了下來。
那後來為何不這麼繼續玩下去了呢？原因在於氣候變化。現在媒體上天天擔憂氣候變暖，其實在歷史上，華夏民族的麻煩基本都出在氣候變冷的時期，氣候溫暖的時期，往往都是中原王朝最為鼎盛的時期。
最早在秦漢時期，當時的平均氣溫比我們現在普遍要高2—3℃，河南當時還到處跑著犀牛、大象，黃河裡還有能吃人的鱷魚，烏魯木齊還能看到新疆虎和西域獅……總之，西北地區氣候溫暖溼潤。這種環境下，關中盆地的農業才能支撐得起一國首都的需求。
隨著氣候變冷，降水量不斷減少，長安最終無法再繼續承擔帝國首都的角色，這其實也就是玄學家們所說的“王氣耗盡”。而一旦失去長安的依託，洛陽的首都屬性也就開始難以為繼。北宋定都開封，從軍事上說，並非一個特別理想的選擇。與此同時，如今的北京在當時的地位開始迅速提高，於是就有了評書裡經常出現的“大名府”。
再往後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個首都選址不斷試錯的過程：杭州——pass、金陵（南京）——pass，至明成祖朱棣，中原王朝最終定都於北京。
在此之前，明朝定都南京，這裡雖然水陸交通便利，經濟發達，但抗衝擊的能力並不強。“虎踞龍盤今勝昔”說的就是南京的地勢，“虎”即石頭城（如今已經併入南京市），“龍”指紫金山，它們與金陵城遙相呼應，戰時可以互相支援，彼此配合。
但從軍事防禦上說，這隻能說相對於江淮地區的其他城市，南京的條件要好一些，但和西北地區相比，這裡依然算是易攻難守，燕王朱棣南下奪位本身就是例子。後來抗日戰爭時期，淞滬會戰一敗，南京順勢就丟了，除了國民黨政府自身的問題之外，缺乏地理屏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這裡根本不是一個適合戰略決戰的地方。
反過來說，靖難之役後朱棣遷都北京，對強化大明朝的中央集權，穩固國家體制，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總之，在關中盆地無法繼續承擔首都職能之後，依託燕山山脈的北京，就成了最佳的替代選項。於是，今天您就只能吸霧霾了。
這一路說下來，您可能也會發現，其實翻來覆去，這裡面的基本原理其實就是那麼幾條，地理特徵+政治需求，就有了“地緣”這個東西，聽著高冷無比，但其實只要捅破那層薄薄的窗戶紙，其中的原理並不複雜。
圖說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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