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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18年“春招”工作拉開序幕，“金三銀四”求職黃金季節正式到來。3月以來，南京頻頻放大招吸引人才——先是進一步放寬了人才落戶門檻，允許取得研究生以上學歷或年齡在40週歲以下取得本科學歷的畢業生直接成為南京人，再到對外地來寧面試的每個高校畢業生一次性給予1000元面試補貼。
值得注意的是，想方設法導流人才的並非南京一家，諸如武漢、成都、西安、長沙、合肥等城市紛紛向畢業生拋出“繡球”，“送戶口”“送房補”“免費租借辦公區”等政策層出不窮。不經意間，越來越多的二線城市加入到人才爭奪戰中，並漸漸進入白熱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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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部各大城市的人口爭奪戰中，長沙人口增量排名第一。CFP
一線城市人口控制
二線城市搶人契機
在中國經濟已經告別過去30餘年的高速增長，開始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背景下，得人才者得天下，二線城市哪個能率先贏得足夠多層次豐富的人才，就能在發展中奪得先機。這波集體“搶人大戰”還有一個契機是，以北京、上海等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疏解控制人口規模、疏解非核心功能。這些一線城市的“人才溢出”效應，直接攪動了激烈的搶人潮。
去年9月27日，國務院關於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批覆提出，嚴格控制城市規模。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2020年以後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
到了今年的1月4日，上海市政府也發佈了《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規劃要求，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緩解人口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緊張之間的矛盾，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人左右，並作為長期調控目標。城市住房養老、基礎教育、體育、綠地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以滿足常住人口需求為主。
而在今年1月19日上海舉行的2017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統計局副局長湯匯浩表示，201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為2418.33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37萬人。同一天，北京市統計局官網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末，該市常住人口2170.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2萬人，下降0.1%。
這也是40年來京滬兩市頭一次出現常住人口同時減少的局面。
在京滬人口控制趨嚴的背景下，杭州、長沙、重慶等二線城市成為人口增長大贏家，2017年常住人口增長都快接近30萬。
在中部各大城市的人口爭奪戰中，長沙的嗓門並不是最大的，但人口增量卻是第1，去年共增加27.29萬人。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長沙人口增量也高達21.34萬人。對人才求賢若渴的鄭州、武漢，分列中部地區主要城市人口增量2、3位。分別增長了15.7萬人、14.78萬人。
重慶2017年常住人口增加26.73萬人，位居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第1。而在2016年重慶常住人口增加了30多萬。成都在西部位居第2，2017年常住人口增加了12.67萬。另外，戶籍人口方面，通過大學畢業即可落戶政策，成都2017年戶籍政策收到很好效果，高達36.4萬人落戶。自2018年初西安戶籍新政再次升級後，2018年 1月1日至今，已有超15萬人落戶西安。而2017年，新遷入西安落戶人口總計25萬餘人。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所長李建民對此表示，一線城市出現常住人口、外來常住人口數量減少，這將是一個大的趨勢。近年來，一線城市正在加快一般產業疏解，這就會疏解一部分人口。再加上高房價等因素疊加，一線城市人口肯定不會再回到此前的快速增長了。
二線城市放大招：送錢送房送戶口
在廣州工作三年後，從事外貿行業的小孫最近開始在老家江蘇尋覓新工作，準備逃離北上廣。
“大學在廣州讀了四年書後，就順理成章地留在了廣州。待了三年後發現，節奏太快，還是喜歡老家的城市環境。”過去三年，小孫獨自租住在廣州的一套一居室裡，月租金3000元，房租佔她每月月薪的四成。在剛剛工作的第一年，房租佔收入的比例更高，幾乎佔到一半。
大城市較高的生活、交通成本，是小孫考慮回鄉的催化劑。二線、三線城市迅速發展，工作機會增加，則成為吸引人才遷徙的關鍵原因。
3月1日，小孫家鄉省會南京市發佈政策，進一步放寬了人才落戶南京的條件——“40週歲以下本科生可直接落戶南京。”也就是說，即便小孫的老家不在省城，一本大學畢業的她想回南京落戶也是輕而易舉。更吸引眼球的是，外地來南京的高校畢業生，還能一次性獲得每人1000元的面試補貼。另外，青年大學生今年1月1日後在南京實現首次創業，領取營業執照，給予一次性2000元的開業補貼。
去年初，武漢市“五年內留住百萬大學生”計劃打響了“搶人大戰”第一槍。在零門檻落戶的基礎上，武漢市開始在長江新城內建設面積1000畝的“長江青年城”，讓大學畢業生能以低於市場價20%買到安居房，以低於市場價20%租到租賃房。最新數據顯示，去年武漢實現了30.1萬名大學生留下創業就業，是上年的21倍之多。
這樣的示範效應引發成都、合肥、杭州等城市紛紛跟進，希望以吸引更多年輕就業群體，招攬更多人才。
號稱“天府之國”的成都以平原為主，坐享“西部之心”的美譽。政府也堅持將“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作為持續發展方向，打造生態之城。同樣是政策先行，政府對獲得天使投資的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給予其所獲天使投資額的10%、最高100萬元的經費補助；為大學生提供最高不超過50萬元的創業貸款，鼓勵孵化器眾創空間建立，作為西南地區兩個入選“國家中心城市”之一的城市，加快建設西南經濟中心迫在眉睫。
曾經的“弱二線城市”合肥在胡潤研究院2017年發佈的2016年全球房價指數中，房價漲幅超過40%，位居2016年全球房價漲幅第一。軌道交通開通、濱湖新區環湖CBD建設、多項利好政策鼓勵打造高新區。安排配套資金支持孵化器、眾創空間建設；百萬金額獎勵推動企業技術創新；設立天使投資基金扶持初創企業。近兩年來中部城市合肥在高新產業發展方面增速明顯，進一步實現現代科技新城的目標。
G20峰會、移動互聯網大會先後在杭州召開，曾經的“上海後花園”一躍成為創新之城，是一線城市人才返流的首選城市之一。去年杭州市常住人口達到946.8萬，比上一年增長28萬，接近兩倍的淨增長。政策形勢利好、地理位置優越，杭州的人均創業密度位居全國第一，創業熱度持續兩年超越北京上海，雙創事業的發展為全國作出表率。杭州政府實施“青藍計劃”“雛鷹計劃”等多個計劃；針對大學生創業、留學生創業、文化創意項目、科技計劃項目等不同項目分類，給予無償現金資助。正是政府開明給力的政策與城市本身的優勢造就了今日的杭州，明日的杭州也更值得期待。
“一年工資只能買一線城市的一個廁所”“只有前三名才能留在北上廣”……戲謔的話不絕如耳。落戶及購房政策上的嚴加把控與生活工作的高壓，導致了人才迴流，畢竟人生苦短，生活品質很重要。張開雙翼擁抱新血液新力量的二三線城市，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曙光。
根據《2018旺季人才趨勢報告》數據，在二線城市中，杭州、武漢、成都、鄭州、西安5個城市人才吸引力最高，2018年選擇離開北上廣深的求職者，有35.5%的人選擇了這5個城市。
張開雙翼擁抱新力量的二三線城市，迎來了新的發展曙光。圖為杭州錢江新城。
抓住“海歸”：二線城市吸引力提升
奔湧而來的海歸歸國大潮，在2017年達到了巔峰。
近期，在位於美國硅谷的計算機博物館內，領英中國舉辦了一場針對歸國人才的招聘會。雖然當天參與的企業只有ofo、泰康集團、陽光保險、歌爾聲學4家公司，但是二樓的會場內，仍然聚集了300多名前來求職的人。他們中間，有的是已經在硅谷工作，有的則是應屆留學生來尋找機會。
對於回國的待遇和城市，也不再是“海歸們”唯一的評價標準。“我們有一個數據，其實在2014年時，海外歸國人才70%都去了北上廣深，但是，從2016年上半年以來的數據看，只有50%的人去北上廣深。像杭州、成都、南京、武漢等二線城市，成為吸引海外人才的一些優勢地區。”領英中國解決方案與服務負責人王歡表示。
2015年12月，張珂在回到南京以前，曾經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俄克拉荷馬大學擔任副研究員和研究員。他於 2002年和2005年在河海大學獲得水文與水資源方向學士和碩士學位，2009年在美國蒙大拿大學獲得生態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水文學、陸地水文生態、水文氣象和陸面過程遙感與模擬等領域的基礎和應用研究。
在美生活和工作多年後，他並沒有得到想象中的成就感。最終下決心回來，是因為入選了國家“千人計劃”青年人才計劃。他表示，當時也有很多其他的機會，比如北京上海分別都有。但是河海大學的領導多次邀請，非常熱情，加上我不喜歡大城市的交通、環境、房價等因素，索性就來到了南京。
但是，薪酬待遇其實並不比他在美國的職位高。“主要還是因為這是一項國家級計劃，學校也提供了平臺，研究方向十分明確。南京雖然是二線城市，但是對海外人才政策比較多，同時生活十分舒適，也很有文化底蘊。在科研領域，越來越多的人趨向於二三線城市。“相比較前幾年，更多的海歸人才願意前往二三線城市。”王歡表示。
此外，一些專業化人才也走向細分，例如武漢在光纖產業也吸引不少人才，西安在航天領域也體現了自己的優勢。除了政策紅利，企業對於人才的大量需求是二三線城市海歸人才上升又一大要素。
一線城市的人口控制為二線城市搶人帶來新契機。
奔赴二線城市創業去
5年前，在上海名校求學6年的李佳佳放棄上海的工作機會，和男友一起回到老家廈門工作。
“當年告訴親友、同學我要回廈門時，不少人還挺詫異的。都覺得名校畢業一定要在上海闖出個名堂，回原籍約等於在競爭中落敗。但是最近兩年，從一線城市回廈門工作的朋友卻越來越多了。”李佳佳表示，她現在騎自行車15分鐘就能從家到單位，隨時可以回爸媽家裡“蹭吃蹭喝”，跟留上海的大學同學比，幸福感“爆棚”。更重要的是，這幾年來，廈門經濟發展勢頭不錯，李佳佳的丈夫跳槽進了一家遊戲公司，收入已經比剛畢業時翻了好幾倍。
今年年初，程遠放棄了北京互聯網公司高薪和穩定的工作，選擇了回到杭州創業。“雖然留在北京未來可能回報會很豐厚，生活也會很舒適，但繼續在一家千人級的大公司工作，慢慢進入養老狀態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更何況這是一個千年一遇的，更有可能創造奇蹟的年代。”至於為什麼選擇回杭州，程遠說，主要還是因為在浙大待了4年，很多同學都留在了杭州，選擇杭州這個熟悉的城市創業，會讓人有一種“歸屬感”。另外，杭州有阿里、網易這樣的大互聯網公司，每年都輸出很多優秀人才，創業氛圍更像硅谷。最後當然還是杭州的一些創業人才政策，政府給出了很多紅利，有利於創業人才的發展。
除了李佳佳、程遠這樣的高學歷人才，不少基層求職者也開始尋覓返鄉就業、返鄉創業。今年春節，在北京做了多年室內裝修包工頭的張師傅和家裡的表親商量著，準備一起在老家徐州成立一個裝修工作室。“老家房價這兩年漲呢！買房換房的人也多。我在北京這麼些年，積累了不少前沿的裝修理念，回家不愁無用武之地。”張師傅說。
隨著二三線城市發展水平的提升，對人才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家門口就業”開始成為新趨勢。尤其對於獨生子女家庭而言，就近擇業可以更好地兼顧事業發展與照顧父母的需求。而對於飽受大城市病困擾的一線城市來說，人才虹吸效應的減弱，也將減緩人口規模的進一步膨脹。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家劉元春分析，大學畢業生進軍二線城市，將使各個城市之間的發展更趨平衡和互補，一線城市壟斷全國大部分優質工作崗位與發展機會的格局，正發生深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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