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与苏东坡谁的名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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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在当时都是大明星级别的,家喻户晓。

苏轼出名是因为文学才华,你要是让懂行的人排古代文学成就最高的人,十个能有五个把苏轼排第一。苏轼考科举很早,一出山就名动天下。之后就一直处于文坛聚光灯下,并且始终高产高质量,真是妇孺皆知。

王安石出名的路不一样,他是因为自己的品行而名动天下,当然他文学经学水平一样非常高。他科举之后,选择了去地方做官,而不是在京城。在任上做的很好,文彦博向宋仁宗推荐他,他以不应该越级提拔为理由拒绝了。之后多次拒绝了调任中央,名声越来越大。

那之前只是官场和士林知道有一位王安石,不是一般人物,天下敬仰,民间不太知道他。直到宋神宗继位,锐意改革,他终于出山了,从此成为权力最大的宰相,民间也都知道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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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王安石简直就是没法比。后人推崇苏轼是因为他开创出了豪放派风格,对中国的诗词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说白了就是因他的词作而出名。在历史上载入史册也是因为他的词而载入史册。苏轼在历史上还远远不如王安石。

今天重点说说王安石。王安石影响深远的就是变法。变法虽没有成功,但是对后世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可以从他变法失败去反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内忧外患,战事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该怎么去发奋图强。这才是关键。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每一次改革或变法真正成功的又有几个呢?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正确的。中国有几句老话,不能坐以待毙,不能破罐子破摔,说的是人要凭着个人的能力,去改变或战胜一切困难,不能听天由命,由老天安排人命。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些古人之言。

与其坐着等死,不如放手一搏。有的人说王安石变法加快了北宋王朝的灭亡,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了北宋还是灭亡了。所以王安石历史上的影响远远大于苏轼对中国诗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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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必言,在北宋时期,王安石的名声肯定是比苏东坡大的。

1.两人相距16岁,在苏东坡出道时,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在散文、诗、词方面造诣很高,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苏东坡出道之前,非但在文学上成就斐然,在政治上也已经颇有建树,在苏轼中进士的第二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当时,王安石是炽手可热的人物,远非晚生后进的苏东坡可比。

2.苏轼在京风光十年,在文学、艺术方面成绩突出,在苏东坡风头正劲的时候,王安石更是风生水起,公元1067年拜相,支持变法,权倾朝野。苏轼上疏反对,被贬。从此开启漂泊之旅。一个当朝重臣,一个被贬黜官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谁更有影响力,谁的名声大,就可想而知了。自此之后,苏东坡便开启了漂泊之旅,最后客死常州。

3.乌台诗案时,幸得王安石求情,苏轼才得免一死。

4.后世来看,苏东坡的个人名声更甚。诗文书画,样样都是顶尖。诗文自不必说,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还被称为第三行书,在文学和艺术上都是集大成者。单这点来说,王安石也已经非常了得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比的。

5.后世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对苏轼的评价是文学家、书画家。王安石多了两个“家”,在也有文学成就的基础上,推行维新变法,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收复五州,历史功绩更多。综合评定来看,王安石的名声还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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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一代,谁的名声能响过至今如雷贯耳的苏东坡?南宋孝宗皇帝曾评价他说,苏东坡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者!给予了忠贯日月的评价,就是名声显赫如王安石者,也要被他甩出几条街。

苏东坡的文学历代少有人可以比拟,论诗,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便要沉醉多少诗情少年。

论词,一阕“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以把兄弟感情写得如此汪洋恣肆;一阕“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可以将夫妻感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泪如江流。

论文章,一篇《前赤壁赋》,“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把人生和世界看得如此通透,问世间又有几人?

论做人,苏东坡胸中无愁,亦无仇。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王安石推行变法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渐渐演变成了党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

苏东坡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排挤,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为了好朋友。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因此,苏东坡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

然而,在贬官的日子里,无论环境怎样恶劣,苏东坡都优游自乐,精神高蹈,比如去开荒种地,去手抄《金刚经》,去钻研烹饪等等,当然,还佳作不断,诗如泉涌。这样一个人,不让人喜欢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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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他们的名气谁的大,先要说一下王安石和苏轼恩怨,那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王石之所以叫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父亲,对他期望非常高,给他取东晋谢安的字谢安字安石。苏轼的父亲苏洵给苏轼取名苏轼的轼,是古代马车上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物件。可以看出他们的父亲都非常有学问。这两个人斗了大半辈子,他们曾经是两个政治联盟的人,苏轼是旧党的人,而王安石是改革的新党,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仇。科举考试王安石是考官,苏轼做了一篇文章很多人都说好,但是王安石却大家指责他是全类战国文章。紧接着苏轼的父亲写了一篇文章,公然与王安石党派开展斗争,两人的关系一触即发。其实抛开这些政治纠葛来说,苏轼对王安石的文学能力还是很欣赏的,只是王安石开始一直骂苏轼,除之而后快,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那你说王安石这么恨苏轼,但是苏轼有事儿的时候为什么会主动营救呢?当年的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宋神宗想要杀死苏轼,最后还是在王安石的劝告下,免除了苏轼的死刑。后来两个人渐渐都远离了政治中心,关系得到了很大的缓和。再后来苏轼与王安石做起了邻居,两个人互相赠送作品留念,对于一些典故也能够和谐的评价,两个人惺惺相惜。苏轼和王安石的文学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作为宋代两位文化巨人互相称赞对方的艺术成就,所以我认为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师级人物。但是如果说非要分出来一个高低,因为王安石的家族非常厉害。据说当年在六七十年内出了十几位的进士。但王安石的心思主要在政治上,所以他的文学作品没有苏轼那么多,达到的高层次也没有苏轼那么高。回到作者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政治上王安石名气大,在文学成就上苏轼显然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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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影响看,王安石肯定是名声大于苏轼。但从文学和艺术角度看,虽然同列唐宋八大家,但苏轼的名声远大于王安石。这应该是共识吧,今天主要谈谈他俩的个人恩怨。

王安石和苏轼的恩怨主要还是政治原因。王安石为实现改革目的,对持不同政见的苏轼确实进行了政治打压,但抛开政治因素,两个人的人品、见地还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王安石当权时对苏轼的排挤也仅仅是外放了他,但即使是政治观念差异大,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甚至有性命之忧,周围的人都是怕引火烧身,唯恐避之不及的关键时刻,虽是政敌,已辞官的王安石仍摒弃个人恩怨,给皇上上书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来为苏轼直言鸣冤。

苏轼本人也有独立的政治观点,虽然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对继任者的政治举措也进行了激烈驳斥,内心深处对王安石仍然非常尊重的,他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说“从公已觉十年迟”,并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作为政敌的王安石,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个人认为王安石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触动了大地主和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人品上来讲,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试问在封建社会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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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悟轩


关于王安石和苏轼的名气大小的区别,在我看来,他们难分伯仲,但他们的名气是各有所长。

史学界给王安石的定位是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同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们现代人提到王安石,首先想到的是他以宋仁宗宰相的身份结合他极其强烈的政治主张进行的改革。王安石作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的提出了他的变法主张。提出了从经济、社会、国防、人才变革的具体方案。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法家(改革家),前有商鞅(公孙鞅),振兴了大秦帝国,后有王安石,繁荣了赵宋王朝。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但他又极善诗文,其诗文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警辟精绝,风格或遒劲有力,或情韵深婉。他是一位政治人物,但他的文学才华又很出众。类似像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样,政治名气大于文学名气。

史学界给苏轼的定位是文学家、书法家。同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没有王安石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的头衔。苏轼的文学成就很高,他是北宋时期的文坛泰斗、文学领袖。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欧阳修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位文人,成就很高的文人。类似我们当代的文坛泰斗鲁迅先生,名气很大。

我总体认为王安石是政治名气大,文学名气次之,而苏轼是文学名气超高,没有政治名气。二者一平衡,他俩的名气应该是不分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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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山人


王安石者,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也。

王安石对经学研究深透,被誉为“通儒”, 在文学上,其散文简洁峻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长于说理(反感!)与修辞;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沉郁壮阔。在政治上,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也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因为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新法只有短短的15年寿命,但是影响深远。由此我评价他为有远见,有担当,有魄力的政治家,改革家。

苏轼,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其《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前俩为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稿》);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从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二是《潇湘竹石图》。抗战时期,白坚夫把《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可恶!),《潇湘竹石图》成为国内唯一的苏轼画作。)

   品评苏轼者众多,仅摘录其二:

王士祯:汉魏以来,二千余年间,以诗名其家者众矣。顾所号为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三人而已。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空蝉:苏轼才华冠绝今古,勤政爱民,率真自然,历经坎坷而旷达乐观,他是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座文化和精神的丰碑!

二人交集:

“乌台诗案”发生时,新派人物罗织罪名,恨不得置苏轼于死地(这其中就包括科学家沈括,他是一个十足的投机者和势利小人),而苏轼在严刑逼供之下屈打成招,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状。此情此景,人人皆噤若寒蝉,无人置喙。此时,王氏兄弟仗义执言: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对皇上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归老林泉的王安石也给皇帝上书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王安石兄弟的襟怀,也不得不感叹苏轼的影响力!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使用。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这时的王安石老病丧子,伤愁交集。昔日贵为宰相时,清高的苏轼很少登门,加之政见不同,更难以会面,今朝二人俱愁苦之时,竟相见言欢!两年后,王安石去世。苏轼奉旨拟敕。那敕文赞王安石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万物,足以风动四方。”千百年后,后人闻此莫不为两位政见相左的文坛巨匠的豪迈情怀而感慨万千! 这就是北宋文人的襟怀与风骨!


空蝉lan


就我本人看来,要是论文学方面的成就,苏轼应该比王安石要厉害一些,当然就王安石学问来说,一点也不比苏轼差,参考菊花诗,但是苏轼真的是个全才,诗词歌赋,画画,书法都是佼佼者,但是要论战略眼光,王安石是甩开苏轼百十条街都不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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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苏轼要读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单看王安石要品梁启超写的《王荆公传》。

有趣的是,林语堂是苏东坡的脑残粉,他在拔高苏东坡的同时,会有意无意的去贬低王安石并否定其变法。

而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为了推广他的变法思想,在抬高王安石和其改革意义的同时会去贬低苏东坡。尤其是在提到苏东坡反对王安石的免役法时的态度,说苏东坡跟文彦博一样低劣,只强调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即治国是士大夫的事,与百姓无关,不重视民权。

所以,很有趣的对照,把两本书结合起来看,去掉其中的主观色彩和要夹杂的私货,也许就离两人的客观评价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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